【量化历史研究】猎巫新解：天主教与新教对宗教市场份额的非价格竞争

Leeson和Russ的论文实证了这一结论：猎巫案件发生更多的地区，正是那些天主教和新教争斗频仍的地区。以往学界对杀巫的几种解释，包括坏天气、负面收入冲击、国家能力衰弱和滥用折磨酷刑，都面临系数不显著或结论不稳健的问题。...

“（达米安）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这段描写，描绘了所谓“表演性审判”的骇人一面。政府如此对待反对者，以警告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当心，这就是你的下场”。教会如此惩治巫婆，来向民众表明自己决心与魔鬼作斗争，有能力庇护人民。教会永远面临着所谓的反对者，或者“异端”。如果自己势力大，直接开除教籍，或厉行杀戮即可；如果对方势力与自己旗鼓相当，教会就需要采用其它的“推广措施”，来向民众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决心，抢占意识形态方面的“市场份额”。

Leeson和Russ刚刚被Economic Journal接受的论文“Witch trials”，实证了这一结论：猎巫案件发生更多的地区，正是那些天主教和新教争斗频仍的地区。以往学界对杀巫的几种解释，包括坏天气、负面收入冲击、国家能力衰弱和滥用折磨酷刑，都面临系数不显著或结论不稳健的问题。同时，作者检验发现：是将数据按地区匹配，还是直接用栅格来回归，结论可能有差别。相比于1400-1750年，尤其是1520-1700年间的高潮，900-1400年这一漫长时段的猎巫史可谓索然无味。教会不乐意承认女巫存在，更不要说，主动去发起审判了。尽管民间虽认为有巫婆，也只会私自逮捕处罚。但教宗亚历山大四世在1258年发了一道敕令，明令禁止女巫审判。

1517年，路德写下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痛陈教会腐败。新教诞生，宗教改革开始。教会宣布路德为异端，禁止出版和传播他的著作。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地区，天主教的地位非常稳固。然而，在德意志，按Whaley所著《德意志和神圣罗马帝国史》：“许多领主直接忽略了教会的命令，根本没有传达”，“大部分领主根本就没有执行罗马的命令”。1555年，按“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则，各诸侯国有权在天主教或新教之间选择。

法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尽管中间有1562年宗教和平敕令及1572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等反复，但是1598年的南特敕令确定了：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欧洲境内，大大小小各类宗教冲突的停息，要等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这一条约，正式划定了欧洲的“宗教疆界”。

宗教之间会竞争，竞争策略一般有两类。如果当地天主教的势力很大，统治者和民众都认同，适用的办法就是“用刀剑说服人”——驱逐、审判或处决异端，并以此威慑其它有意改宗者。但是，如果任意一方的势力在当地达不到压倒性的程度，双方就只能转而采取相对和平的推广方法。比方说，抨击对方腐败，减免民众的税收负担，或者新建学校等公共设施。例如，1545年至1563年间举办的特伦托会议后，天主教针对民众需求，加强了推广工作：大家喜欢受宣福，就多些宣福；大家渴求封圣，就多封圣徒。

寻找、审判并惩罚女巫，是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竞相提供的公共品。按Waite（2003）《早期现代欧洲的异端、巫术和女巫》一书所言：“（猎巫）能展示教会在魔鬼领域内的权力，毫无疑问是受上帝恩准的。” 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有动力，去推动猎巫：既能秀肌肉，又能满足民众需求。审判处决常引来许多民众驻足围观，还要用雕刻等方法，把判定的罪行、酷烈的刑罚和行刑的过程都记录下来，以供民众观看。

1620年代晚期的科隆地区，在路德和加尔文教派的包围中，von Wittelsbach发动自己的势力，“彻底解决”女巫问题；邻接新教地区的洛林，既有“好斗的”宗教态度，也有许许多多女巫猎手；双方争夺的瑞士，Carlo Borromeo被称为“精力充沛的猎巫者”。按Monter （2002）的研究：1620年代，正是因为天主教城镇班堡和乌兹堡开始“铲除杂草（意指猎巫）”，邻近的萨克森-哥堡决定效仿邻居的例子，采取措施，逮捕和审判更多女巫。地区发生宗教冲突的多寡，可以作为衡量当地双方竞争强度大小的代理变量。如果确实是竞争导致了猎巫数量上升，那么实证结果应能发现：发生宗教冲突次数与猎巫案件数量正相关。两位作者利用37个不同数据来源，建立了一个包含10805次审判、43240人次的猎巫数据库，其中16333人最后被处以死刑。同时，作者利用14个数据来源，建立了一个包含424次宗教冲突的数据库。两个数据库均包含地点、时间等信息。下图1中，空心点是猎巫，实心点是冲突，可见两者大体集中于同一地区。

关于边界问题的处理，作者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按今天疆界，在国家层面汇总数据；二是直接使用250*250公里的栅格。然后每一回归都同时利用两种方式设定，进而再比较结果。结果显示：10年内，当地每增加一场宗教冲突，被审的“巫”的数量就上升3%。无论是将每百万人人均“巫”数对人均冲突数回归，还是分时段、分国家回归，还是比较两种处理边界问题方法下的结果，这一影响都保持稳健。

作者随后利用自己的数据，逐一考察了学界已有对猎巫的假说：Behringer和Oster的“坏天气导致猎巫”假说，系数不显著；Miguel的“负面收入导致猎巫”假说，用城市化率或真实工资这两种收入的代理变量时，两者结果不一致，同时每一变量在不同回归设定下结果也不一致；Johnson和Koyama的“弱国家能力导致猎巫”假说，在两种处理边界问题的方法中，回归结果不一致；Trevor-Roper和Midelfort的“滥用折磨”假说，时间上明显对不上。

作者发现，宗教冲突变量在上述回归中始终保持显著。同时，如果把以上变量全部放一起，对猎巫回归，结果显示：只有冲突变量能在两种处理边界问题的设定中，都保持显著和符号正确；天气总是不显著；反映收入的两个变量，以及反映国家能力的人均税收变量，系数时正时负，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

最后，作者也呼应了Peter Leeson对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在欧洲各地施行的害虫审判（vermin trials）的研究：教会通过操纵审判延续时间，树立“判决下来了，害虫跑掉了”的迷信观念，以加强自己的威望。笔者认为，宗教市场的竞争策略是非常有趣的话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



文章来源：Leeson P T, Russ J W. Witch trials[J]. Accepted, The Economic Journal.Leeson P T, Russ J W. Witch trials[J]. Accepted, The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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