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杀戮即将来临：集体化与耕畜死亡

在1955年至1957年，中国5.5亿农民中有96％被组织成集体、剥夺了土地和动物的私有所有权。这是历史上从私人到公共财产权的最大运动。集体化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奠定了步伐……集体土地所有权彻底改造了几代中国农民的生活，影响至今仍在。...

在1955年至1957年，中国5.5亿农民中有96％被组织成集体、剥夺了土地和动物的私人所有权。这是历史上从私人到公共财产权的最大运动。集体化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奠定了步伐，这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直接导致了1700-4500万人的死亡（Meng，Qian，andYared，2015）。集体土地所有权彻底改造了几代中国农民的生活，影响至今仍在。

杜润生老先生在其自述《杜润生自述》中提到：“有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长期以来，产权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学界一个重要话题，杜老的话隐晦地表达了盲目追求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产权破坏及其负面影响。在农业部数据（1990）中同样发现了一个特征事实，大型耕畜存量的下降、皮草生意的繁荣，这两个时间节点几乎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完全契合（见图1）。

复旦大学陈硕和兰小欢即将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nomocs 的文章“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揭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对私有产权的的废除，使得农民不是把耕畜上交集体而是通过屠杀来保有肉质，从而导致了耕畜存量的大幅下降。从图2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施中主要分1955和1956年两个年度展开，这一点为作者们提供了DID（双重差分）估计的可能。

作者使用了覆盖中国1952年到1957年间的1,720个县，包含了耕畜、粮食产量、土地利用和人口的年度数据。这些样本覆盖了77％的中国县和80％的农村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包括解密政府档案、最近发布的统计汇编和县志等各种资料。

主回归结果发现：农业集体化运动确实对耕畜存量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了约6%的损失；这种影响主要在农业化运动开始前两年，对耕畜存量的累积造成的损失大概达到了12-15%，换算之后大致相当于损失740-950万头耕畜。

由于样本主要是分1955、1956年两个时间点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因此，上述结果可能是由于1956年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县在此之前即对耕畜存量施加了影响造成的，即需要对两个组别进行共同趋势的检验。因而，文章接着通过使用1952-1957年的数据检验了农业合作运动前两年两类县之间耕畜存量变化是否不同，发现两者并没有显著差别，排除了这一机制；作者也将数据集扩展到1949-1957年，同样没有得到非平衡趋势作用机制的证据。

接着，作者考察了农业集体化导致耕畜下降的几个可能解释。首先，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机械对耕畜的大量替代可能导致耕畜存量下降，然而1957年全国大约只有2.4%的可耕地使用农业机械耕作（国家统计局，1980），因此这个效应应该影响不大。作者以4%为标准对省份分组，对高机械化组和低机械化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未找到农业机械替代作用的证据。其次，作者也验证了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比例改变是否会影响耕畜的使用，同样也没有发现这方面证据。

因此，作者认为是私人产权破坏导致了耕畜存量的下降，并提出了两个可供检验的假说：第一，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前私人产权保护更好的县，合作化运动之后，会对私人产权破坏更大，这将导致耕畜数量下降更多；第二，农业集体化运动规模更大的县，集体化后个人所占有的份额更小，耕畜存量下降的更多。

1952年，中国完成了土地改革。在此进程中，只有中农受到的冲击最小，因为与中农的牢固联盟被认为是革命和改革成功的关键。土改后，中农自有的土地和耕畜得到了保留且数量最多，因此，一个县“中农”所占的比例可以代表当地在农业集体运动之前私人产权的保护状况。在考虑了中农比例后，作者发现，确实当地中农比例越高，农业集体运动中导致的耕畜下降得越多。接着，作者使用了县人口除以高级合作社的数量度量农业合作化程度。回归结果表明，平均合作社规模越大，耕畜存量下降越多。

此外，作者还验证了三个附属的机制：随着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越远，当地的政治热情相应会下降；革命老区当地官员出于对老区人民支持革命的回报有可能更容忍动物屠宰的行为；一个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越高，出于民族矛盾的考虑，对耕畜归公的补贴可能更高。作者发现，除了距离因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余两个机制的影响不大。另外，作者通过去掉1955年开始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县在1956和1957年的观测值、以及1956年开始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县在1957年的观测值进行估计，发现结果依旧稳健。这排除了耕畜作为纯公共物品被滥用造成存量下降的质疑。

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产量的下降既可以归咎于农业生产率下降（林毅夫，1990），也可以来自于本文主要关注的耕畜数量下降。通过使用一个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Cobb-Douglas）的回归方程估计，农业集体化运动约导致粮食产量6.7%的下降，其中大约5%可以由农业生产率下降解释，剩余部分应当主要由耕畜下降解释，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没有实现规模经济。这一实证结果的机制虽然间接，但和以往相关实证研究基本契合（Li & Yang,2005)。

林毅夫1990年发表在JPE的文章曾从农业生产率角度审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本文则从耕畜这一在当时尚属大型资本投入品的角度出发审视私人产权破坏对于农业生产和增长的负面冲击，从关注产出转移到关注要素，在之前文献基础上更进一步。丘吉尔曾说：“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审视前人历史，今人必须慎之又慎。



文章来源：Shuo Chen,Xiaohuan Lan, 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 Forthcoming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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