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请出示证明！20世纪初美国出生登记对童工和教育的影响

人口统计的必要性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财产权利上，人口统计学建立了受益人在遗产继承、保险、抚恤等领域的合法权利……关于前述话题的研究，身份记录的重要性吸引了大批经济学者的注意，而以出生登记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福利分析却鲜有涉足。...

人口统计的必要性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财产权利上，人口统计学建立了受益人在遗产继承、保险、抚恤等领域的合法权利。此外，从法律医学的角度看，人口统计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提高了法律执行力。例如，其在政府对童工雇佣和年龄准入的管制中能够有所作为。关于前述话题的研究，身份记录的重要性吸引了大批经济学者的注意，而以出生登记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福利分析却鲜有涉足。

Sonja Fagernäs 于2014年发表的文章“Papers, Please! the Effect of Birth Registration on Child Labor and Education in Earl 20th Century USA ”，就以20世纪初美国出生登记制度的建立为背景，探讨官方年龄记录对于童工雇佣和义务教育两项法案执行力的影响。通过对1910-1930年美国人口查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出生登记制度的建立使得最低工作年龄法案在限制雇佣童工方面的政策效率提高了一倍，同时义务教育法案的强制力也得到提高。长期来看，得益于出生登记，适龄儿童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0.06至0.1年。

美国现代出生登记体系的建立得益于19世纪高速城市化和流行病传播带来的对人口出生和死亡的确切统计的政策需求。在1841年起的半个多世纪内，美国各州相继通过了出生登记制度的相关法案；1907年，“标准人口统计法案”（Model Birth Registration Bill）的起草显著地推进了以州为单位的全覆盖的人口出生登记；1915年，“全国出生登记区”（National Birth Registration Area）建立，其成员州在改进健全出生登记制度方面的主张得到国家性的支持，这大大激励了全美出生登记体系的发展；至1940年代，延迟登记程序被纳入规范，全国性的强制人口出生登记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这一体系的目的在于建立强制人口出生登记制度，并为其实施提供标准，进而提供标准的出生证明，建立中央性的出生登记数据库，以供政策参考和法律执行。

在文章所关注的1910年至1930年期间，75%的州通过了出生登记立法，而其具体的执行情况则有赖于进一步的材料支持。此外，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个体样本也缺乏是否参与出生登记的相关信息。故而，该文在出生登记法案能够有效执行的假设下展开研究，以儿童出生地所在州在其出生年份是否通过出生登记立法为代理变量，探讨出生登记制度的政策绩效。

教育和童工方面相关立法的数据来源于Goldin & Katz(2008)，涵盖了1910-1939年间各州每年度教育和童工雇佣立法和执行情况数据。美国的义务教育立法早在19世纪中期就零星的出现，而教育方面的投资和强制义务教育的相关制度则在20世纪初期才趋于成熟。截至1907年在美国大部分州，未按规定入学的适龄儿童的父母将被处以罚款或监禁。提高童工雇佣限制法案的相关机制在20世纪初期也得以强化。最低工作年龄法案要求儿童在受雇时出示工作许可证以保证未达到最低工作年龄的童工不被违法雇佣。至1907年，大部分州出台了针对童工雇主和父母的惩罚措施；至1909年，有34个州允许特别检查员进入工厂以保证童工雇佣限制法案的有效执行。

作者认为，出生登记制度的建立能够加强童工雇佣和义务教育相关法律的强制力，从而降低童工雇佣的比例，同时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受教育年限。而其作用渠道在于出生证明为儿童（特别是接近政策门槛年龄的儿童）真实年龄的确定提供了统一、官方、公开的依据，从而使得工作许可证的获取和非法辍学的监察有据可循，最终得到法律强制力提高的结果。作者的这一假说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针对童工雇佣，该文以人口普查中12-15岁儿童（1910-1930年各州平均最低工作年龄为14岁）是否报告处于工作状态为被解释变量，进行Logit回归分析，发现最低工作年限立法显著地降低了该年龄段儿童工作的可能性，同时出生登记法案与最低工作年龄法案的交互项也显著为负。这表明出生登记制度强化了最低工作年龄法案对童工雇佣限制的执行力，同时促进了满足工作年龄的青年的就业。但是，出生登记制度本身并未对儿童工作与否产生独立的影响。这表明作者对政策作用渠道的假说具有合理性。并且从数量上看，出生登记制度使得最低工作年龄法案的强制力提高了一倍以上。

分年度的回归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得到1910和1920两个年度普查数据的支持，而对应系数在1930年度数据中不再显著。结合下图，作者指出：随着童工雇佣比例的下降，20世纪30年代最低工作年限法案对于12-15岁儿童的就业行为不再产生影响。其中，全样本分析的结果主要由1910-1920这十年间的立法扩张和法律执行力提高所驱动。同时，分人口结构的回归分析表明，上述政策效果在城市、非农业领域和白人群体中的作用强度高于农村、农业领域和黑人群体。为了排除各州与立法时间选择相关的内生因素对儿童工作与否的潜在影响，作者使用证伪检验考察“前立法”趋势对儿童雇用行为的影响，其结果证明了前述Logit回归的稳健性。

注释：其中，儿童选取年龄范围是9-18岁。 “Age−minimum age” 表示儿童年龄减去法定最低工作年龄的差。州的范围包括所有确立了最低工作年龄法的州。其中，“No registration”是指当时还没有建立儿童登记制度的州。“ALL registration”是指当时已经建立儿童登记制度的州。

针对教育的分析，作者从入学率和教育年限两个维度展开。对12-15岁和6-11岁两个年龄组儿童是否报告就学的Logit回归显示，最低工作年龄法案和义务教育法能够显著地提高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而出生登记与这两项法律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表明出生登记制度强化了这两项法律对提高儿童入学率的强制力，一如对童工雇佣的限制。此外，这一强化作用对12-15岁儿童的作用力度较其对6-11岁儿童的更大。对受教育年限的考察，作者选取了1910-1939年样本中14岁儿童，而样本回溯至其出生年份（1896-1925），用其出生地的相关立法状态对其完成的教育年限做OLS回归，结果表明出生登记制度和最低工作年龄法案能够有效地提高儿童教育年限，但这一回归并未对出生登记的作用渠道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当配以行之有效的人口出生登记体系时，对年龄做出规定的法律文件更具强制性。除了文章所关注的童工雇佣和义务教育外，婚姻、诉讼、医疗、社会保障等许多法律的有效实施有赖于出生登记的支持。文章的这一结论对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健全其出生登记的覆盖性仍有实际意义。



文章来源：Sonja Fagernäs.Papers, Please! the Effect of Birth Registration on Child Labor and Education in Earl 20th Century USA.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4, vol 52, 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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