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古文璽印

溫故▕ 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

自許叔重序《說文》以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與大小篆、蟲書、隸書並爲秦之八體，於是後世頗疑秦時刻符、摹印等各...

自許叔重序《說文》以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與大小篆、蟲書、隸書並爲秦之八體，於是後世頗疑秦時刻符、摹印等各自爲體，並大小篆、蟲書、隸書而八。然大篆、小篆、蟲書、隸書者，以言乎其體也；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者，以言乎其用也。秦之署書不可考，而新郪、陽陵二虎符，字在大小篆之間，相邦呂不韋戈與秦公私諸璽文字皆同小篆。知刻符、摹印、殳書皆以其用言，而不以其體言。猶《周宮·太師》之“六詩”，賦、比、興與風、雅、頌相錯綜；《保氏》之“六書”，指事、象形諸字皆足以供轉注、假借之用者也。秦書如是，秦以前書亦何獨不然。

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諸國並有彝器傳世，獨戰國以後彝器傳世者唯有田齊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諸鼎，寥寥不過數器。幸而任器之流傳乃比殷周爲富。近世所出，如六國兵器，數幾逾百。其餘若貨幣、若璽印、若陶器，其數乃以千計，而魏石經及《說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爲當時齊、魯間書。此數種文字，皆自相似。然並譌別簡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書求之。而同時秦之文字，則頗與之異。傳世秦器作於此時者若大良造鞅銅量（秦孝公十八年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後所作）、若相邦呂不韋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詛楚文》（宋王厚之考爲秦惠王後十二年作），皆秦未併天下時所作，其文字之什九與篆文同，其什一與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爲近。余曩作《史籀篇疏證序》謂“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即以此也。世人見六國文字上與殷周古文、中與秦文、下與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璽印、貨幣諸文字並自爲一體，與六國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經、《說文》所出之壁中古文爲漢人僞作，此則惑之甚者也。夫兵器、陶器、璽印、貨幣，當時通行之器也；壁中書者，當時儒家通行之書也。通行之器與通行之書，固當以通行文字書之，且同時所作大梁上官諸鼎字體亦復如是，而此外更不見有他體，舍是數者而別求六國之通行文字，多見其紛紛也。況秦之刻符、摹印、殳書，並用通行文字，則何獨於六國而疑之?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時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訛別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與魏晉、下與隋唐、中與江左不同。其中璽印、陶器可比北朝碑碣，兵器、貨幣則幾與魏齊小銅造象之鑿欵矣。若是者，謂其書體之訛別也可，謂其非當時通行文字則不可，若謂之爲僞則尤不可也。余謂欲治壁中古文，不當繩以殷周古文，而當於同時之兵器、陶器、璽印、貨幣求之。惜此數種文字，世尚未有專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見實物、譜錄至爲狹陋，然就所見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種文字自爲一系，又與昔人所傳之壁中書爲一系。姑以壁中古文之同於四者言之：

以上所舉諸例，類不合于殷周古文及小篆，而與六國遺器文字則血脈相通。漢人傳寫之文，與今日出土之器斠若剖符之復合，謂非當日通行此種文字，其誰信之。雖陶器、璽印、貨幣文字止紀人、地名，兵器文字亦有一定之文例，故不能以盡證壁中之書。而壁中簡策當時亦不無摩滅斷折，今之所存，亦不無漢人肊造之字，故不能盡合，然其合者固已如斯矣。然則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惟一材料，其爲重要，實與甲骨、彝器同。而璽印一類，其文字制度尤爲精整，其數亦較富。然今世譜錄，不過上虞羅氏、皖江黃氏、錢唐陳氏數家。羅氏所藏，屢聚屢散。黃氏物亡於胠篋，而陳氏之藏則歸於桐鄉徐君楙齋。楙齋復汰而益之，丙寅秋日，出其所爲新譜，索序于余。余讀而歎其精善，如上所舉證“容”“履”“碣”“㾞”諸古文並出此譜。楙齋之于古器物、古文字之學，可謂知所先務矣。余近於六國文字及璽印之學頗有所論述，因書以弁其首，世之治文字學者以鑒觀焉。

錄自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中華書局，1959年，第298—3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