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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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球大赛第二天举行。这是该赛季的首场比赛，晴雨表尊重这一事实，所以下了一夜的阵雨后，便跳回到晴。

五马路倾巢而出去看纽约队对亨普斯特德队的比赛。平整得美丽如画的草坪和新漆过的俱乐部看台上是彩色纷呈的春装，星罗棋布的阳伞，不可胜数的四轮马车和其它车辆将球场的那一边围得水泄不通。

海利·德莱恩仍然打马球，尽管他身体非常笨重，给他提供坐骑的费用肯定相当大。当然，人们不再把他看作第一流的赛手；事实上到了后来，这种比赛已经成了一门精湛的技艺，我简直不明白一个像他这样笨重的身体还能派上什么用场。不过，他在引进和确立这项运动中起的作用仍然为人敬重，除此之外，他在这项运动初创阶段表现出的击球的稳健和敏捷使他仍被人看作一名有用的后卫。

我不大记得比赛开始时的情景了。它跟我见过的其它许多比赛相仿。我从未打过马球，我也没钱玩；对我来说，这种场景的主要情趣在于五月的天气，草坪上春装的波动，青春快乐的意识以及少男少女们在纵容的天空下编织他们永恒的图案的意识。不时，突然“噢”的一声，于是东张西望的”目光都转向同一个方向，这时两股眩目的人马冲过绿色的草坪，直向那些星光般灿烂的人们闪射过来，旋即又卷地而回。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的功夫——随后他们的目光又游移不定，又开始唠嗑儿，青春和性诱惑开始放任自己，直到下一次冲击将他们从痴迷中惊醒。

我是零散观众中的一员。马球作为一种表演好久以来已不再使我感兴趣了，我对它冷眼相观，就像冷眼相观倚在马车顶上或是俱乐部看台上求爱者身上的那些漂亮的姑娘们一样。然而，我信步阐荡到那些白色的围栏附近，那里有一群看客，我从中看见了莉拉·德莱恩。

就在向她靠近时，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她身边擦肩走开。人们仍然常常在大赛马道外边看到老比尔‘格雷西；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钻进这个时髦的马球俱乐部的围墙的。可是，他明白无误地就在那儿；谁能忘得了他那寒酸的时髦赛马服下面高高隆起的胸膛，那顶灰色的大礼帽总是推到后脑勺上，露出他那稀稀拉拉的赤褐色的鬈发，鬼鬼祟祟与大摇大摆的神态混为一体，使他那游移不定的目光显得可怜巴巴的。在老纽约体面的死寂的地平线上像告诫性的废墟那样随处耸立的人物中间，没有比比尔·格雷西更典型的了；当他拖着脚步从他女儿身边走开时，我的目光好奇地追随着他。“想办法要从他女儿那里搞出些钱来，”我断言；同时想起了阿尔斯特罗普说过德莱恩慷慨大方的话。

“哼，如果我是德莱恩，”我想，“我就给上一大笔钱让那老无赖永不露面。”

德莱恩夫人转过头来瞅着她父退避，这时看见了我，便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德莱恩骑着一匹高大的、胸肌发达的矮马缓缓跑过赛场，球棍搭在肩上。他就这样沉重而有力地骑着马，身穿红黑相间的球衫和白色马裤，他的脑袋在草皮的衬托下就像一尊青铜像一样醒目。这时我异想天开，回想起那位著名的外国雇佣兵福利尼奥的圭多里奇奥的形象来，他骑着马以缓慢而有力的步伐在锡耶纳①的市政大厅绘有堡垒的壁画上跨步。为什么这样一位骑着矮种马缓步穿越长岛的一个马球场的身体过重、已过中年的纽约银行家会使我想起一位骑着铠甲护身的战马的军人形象，我觉得难以解释。就我所知，德莱恩的背景中就根本找不到有角楼的堡垒；而且他那少年气十足的球帽和俗艳的球衫替代圭多里奇奥的铠甲显得不伦不类。但那是这个人一直在玩的一种游戏，以他那种懒散迟钝的方式使我想起了比他所能知道的更为伟大的时代、场景和人物。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叫我兴味十足。

注：①锡耶纳：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

正是这种兴味使我在德莱恩夫人旁边驻足，在一般情况下我总是躲着她的、她隐隐约约地笑了一下，早已把目光转向球场。

“你在欣赏你的丈夫吗？”当德莱恩已策马趋步跑到我们的视线之外时我问道。

她满腹狐疑地瞥了我一眼。“我想你觉得他胖得打不成马球，是不是？”她有点恶声恶气地反唇相讥。

“我觉得他是场上最棒的人物。他看起来像个大将军，像一位伟大的雇佣兵——我指的是一幅古老的壁画上的。”

她瞪着眼睛，也许觉得这话里有刺，凡是她难以理解的东西，她总是这样对待。

“啊，他为他的马想花多少就花多少！”她咕哝着；然后不着边际地大笑—声补充道：“你这话是一种恭维？我可以把你的话告诉他吗？”

“希望你告诉他。”

然而她的视线又移开了，这一次是转向球场对面那一边。当然了——博尔顿·伯恩正在那一边打球呢！一个愚蠢的女人总是那样——沉浸在她最近的一次奇遇中。可是已经有了这么多奇遇，现在她一定深信更多的奇遇还在后头呢！然而在每次奇遇中，她又重新生出了少女的情怀；她脸红、心跳，坐着挨到舞会结束，策划幽会，把花夹在（我敢打赌）她那本《鲁拜集》中，只要这书在，总有白姑娘和野玫瑰。这时伯恩热正处于高峰期。

马上离开她好像不大礼貌，于是我就一直呆在她旁边望着球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得分机会了，”她突然对我说，留给我去琢磨那个意义含糊的代词的意思，此后我们就一直沉默着。

这场比赛一直势均力敌，双方各得五分，栏杆周围的观众在最后几分钟全都屏住了呼吸。拼搏迅猛异常，富于戏剧性，就连马车顶上那些调情的人们也被吸引住了。有一次我偷偷瞥了德莱恩夫人一眼，看见她脸颊上涌起一抹红云。伯恩正在冲过球场，他蜷伏在他那有些瘦弱的坐骑的脖子上，球棍像长矛一样挥舞——这幅景象煞是好看，这是由于他年纪轻，有韧性。在马鞍上显得非常轻盈的缘故。

“他们要赢了！”她高兴地喘着气叫了声。

就在这时，伯恩的马由于跟不上比赛的速度，绊了一下，跌跌撞撞，失了前蹄。骑手从马鞍上摔了下来，他拽着那畜生站起身来，迷迷瞪瞪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又爬上马去，就在这片刻功夫，局势发生了突变，给了对方一个机会。人马紧紧结成一团，波动了一番，逐渐松开，最后像乱箭似的飞散开来，突然一个球——是德莱恩的——飞速进了对方的球门，制胜的一球。欢呼声响了起来：“老海利；干得好！”人们齐声喊道。德莱恩夫人尖笑一声。“那——那匹该死的马；我警告过他那匹马不中用——而且地面又那么滑，”她叫嚷起来。

“那匹矮马吗？咦，它是冲锋陷阵的能手。一般的马是承受不住德莱恩的重量的，”我说。她不当回事地瞪了我一眼，嘴唇抽搐着转过身去。我看着她快步向围栏走去。

我急忙限过去，想去看看获胜时的德莱恩。我知道他把这些小小的体育胜利认得很真，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似乎它们是他前生梦想的或者取得的更加实质性的成就的影子。或许作为长者同年轻人一比高低的虚荣心也是他满足的一个因素；一个那样简单得出奇的头脑，如何说得清呢？

当我来到给马上鞍的围栏时，我并未马上发现他；相反我看到一幕令人不快的景象。博尔顿·伯恩，面如死灰，形容枯槁——我认为他那张脸绝像一张老太婆的脸——纵马穿过空空的场地，怒气冲冲地用鞭子抽打着他的矮马的两肋。他滑到了地上，就在他下滑的当儿，还冲着那战果的动物的头部抽了最后一鞭。一幕令人不快的景象——

但报应从天而降。它像晴天霹雳一样打到这个坏蛋头上。德莱恩抓住他的衣领，用马鞭在他的肩膀上抽了一顿，然后一把将他甩开，仿佛是一件龌龊得不屑一顾的东西似的。这一切在喘口气的一瞬间结束——接着，人们哄地一下围拢过来，伯恩趁机溜走，仿佛他一下子变成了个看不见的人，我看见大块头德莱恩逐渐平静下来，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向白矮马转过身去。一只手抚摸它的脖子。

我心血来潮，想按一按那只手，便向前挤过去，这时，他的妻子走到他跟前。尽管我离他们不远，我却听不见她说的话；如今人们不再大声喧哗，不再“当场出彩”了，从德莱恩夫人嘴里吐出的两三个字除了她丈夫，一定没有人能听见。德莱恩的黑脸突然刷地一下红了；他挥了一下闲着的那只胳膊（另一只手仍搭在马的脖子上），好像要赶开一个纠缠不休的孩子；然后摸了摸口袋，从中抽出一根烟来把它点燃。德莱恩夫人苍白得像幽灵一样，急忙回到阿尔斯特罗普的马车前。

我正要转身离去时，看到又有人向她的丈夫喝彩。这次是比尔·格雷西，他的办法是推推搡搡，却并不引人注意。他走上前去，眼睫毛上挂有一滴召之即来的眼泪，笑容半是胆怯，半是挑衅，伸出了一只戴有黄色手套的手。

“上帝保佑你获胜，海利——上帝保佑你，我的宝贝孩子！”

德莱恩很不情愿地将手从马脖子上拿开。它迟疑了一会儿，刚刚碰到对方的掌心，立即被攥住了。然后德莱恩没说一句话，转身向刷洗他的马匹的棚屋走去，而他岳父则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赛场。

我答应在回家时顺便去一个朋友家喝茶。他的家就在马球俱乐部和阿尔斯特罗普家之间。另一个也要去那里的朋友让我搭了他的车，后来还把我送到了阿尔斯特罗普家。

在路上，在茶桌旁，话题总离不开博尔顿·伯恩鞭马那件尴尬事。女人们由于各自性情不同，有的深恶痛绝，有的无限钦佩；而男人们却一致认为，那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说，尽管海利在公众场合泄愤有些愚蠢，但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借口都是说得通的。不过他确实蠢——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如果有一种做需要做的事情的蠢办法，他准会碰端！至于后来，每个人提到他时都语含深情，一致认为莉拉是个傻瓜……而没有人特别喜欢伯恩，认为他是个靠厚脸皮和卖弄骑术而脐身于社交界的“圈外人”。而莉拉呢，人们一致认为她总是特别喜欢“圈外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老是向她献殷勤，从而满足了她那极想被认为是“圈内人”的愿望。

“不知道那伙人还剩下多少了——这件事引起的震动肯定不小！”当我在阿尔斯特罗普家门口下车时，我的朋友对我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伯恩肯定是走了；德莱恩和莉拉也无疑朝另一个方向走了。但我希望我能有机会握握海利那只笨手……

门厅与客厅里空无一人，更衣铃肯定不止一次地发出了慎重的请求。知道人们已注意到了铃声，我才松了口气。在见到主人之前，我不想撞见任何同来做客的人，当我飞奔上楼时，听见主人在书房里喊我，于是我便转过身来。

“别急——饭推迟到九点才开，”他高兴地说；并带着难以言表的解脱语气补充道：“这可是件难办的事——唉！”

从房间里的样子看，他们好像遇到了难办的事：牌桌没有碰过，安乐椅怪机密地挤成几团，好像仍在讨论那个难题。我注意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大量的威士忌和汽水被消耗掉了。

“发生什么事了？伯恩走了吗？”

“伯恩？没有——谢天谢地！”阿尔斯特罗普几乎以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干吗要走呢？我们可不希望出现这种事。”

“我不明白，你不会是说他还呆着，德莱恩夫妇却走了吧？”

“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他们也该走呢？海利已道过歉了啊！”

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跟我的主人面面相觑。

“道歉？给那个卑鄙小人？为什么？”

阿尔斯特罗普不耐烦地耸了耸肩，好像在说：“噢，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问这该死的问题了。”他大声重复：“为什么？嗨，毕竟人家有权打自己的马，是不是？当然，这未免有失运动员身份——但如果伯恩硬要做那种小人的话，也并不关别人什么事——这一点，是海利冷静下来后才明白的。”

“他冷静下来了，那就太遗憾了。”

阿尔斯特罗普看样子显然是生气了。“我可不这么想。我们够费劲的了。你说过你巴不得看他发一次火；但你不想壮他再让自己出洋相，对吧？”

“我觉得他接伯恩一顿算不上出洋相。”

“那么在整个长岛张扬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屁股后面跟上一大堆记者又算什么？”

我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感到疑惑不解。“我相信他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不明白是谁先向他挑明这一点的？”

阿尔斯特罗普在用手指捻弄着他那支未点燃的香烟。“我们都说了——尽可能含蓄。但最终还是莉拉让他信服了。我得说莉拉可有手腕。”

我仍在思索；围场上的那一幕又闪现在我眼前，那痛苦地颤栗着的动物，以及德莱恩的大手抚摸它的脖子的那副样子。

“胡说！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我宣称。”

“我说过的话里的一个字？”

“噢，官方对这件事的说法。”

令我惊异的是，阿尔斯特罗普用一种既说不上是困惑，又说不上是气愤的眼神回答我的注视。他诚实的脸上似乎浮现出一层阴影。

“你相信什么？”他问道。

“唔，德莱恩揍了那下流痞，因为他虐待那匹小马，而绝不是因为他对德莱恩夫人献殷勤的缘故。我在场，我告诉你——我看见他了”。

阿尔斯特罗普眉头上的愁云消散了。“对这种观点还有说头，”他一边把火柴往烟上凑过去，一边笑着附和我。

“那么，还有什么需要道歉的？”

“啊，就为了那个——在伯恩和他的马中间插了一杠子，你不明白吗？你这个小白痴！如果海利没有道歉，是非肯定就会落在他老婆身上。人人都会说争吵是因为她的缘故。这是秃于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他再没有别的办法。她说了几句话，他就看明白了——”

“我不知道是几句什么话，”我喃喃地说。

“不知道。他跟她一起下的楼。他看上去足有一百岁，可怜的老头儿啊。‘那太残忍，太残忍，’他一直说：‘我恨的就是残忍！’我倒认为他知道我们都站在他一边。不管怎么着，一切都弥补了，都弥补好了；我已让人把我的最后一坛八四年的乔治·古莱酒拿来吃晚饭时喝。我本来打算把它留着当我自己的喜酒的，但从今天下午起我已对这种喜庆完全失去了兴趣；”阿尔斯特罗普带着一种抱定独身主义的苦笑最后说。

“唉，”我重复道，仿佛要一吐为快似的，“我可以打赌他那样做完全是为了马的缘故”

“嗯，我也可以。”我们一同上楼时，我的主人表示同意。

在我的房门口，他拉住我的胳膊，跟我进了屋，我注意到他仍然心事重重。

“喂，老弟——你说那事发生时你在场？”

“是啊，就在跟前——”

“好，”他打断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今晚再别提这事了，行吗？”

“那还用说。”

“多谢。事实是，这事可真险，我不由得要佩服莉拉的手腕。她对海利生气极了；但马上控制住了自己，而且表现得很得体。她私下里对我说，他经常是那样——像个疯子一样突然发作。你想不到吧？他那样子不声不响？她说她以为那是由于他的旧伤。”

“什么旧伤？”

“难道你还不知道他受过伤——在哪儿来着？我想是布尔溪。伤在头部——”

不，我还不知道，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者想到过德莱恩参加过内战，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海利·德莱恩？参加了内战？”

“啊，没错，从头到尾都参加了。”

“可是布尔溪——布尔溪战斗仅仅是开始。”我打住话头，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你看，杰克，这不可能；他超不过五十二岁，你亲口给我讲的，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内战，他还是一个小学生呢。”

“嗯，一点也不错，他逃了学当了自愿兵。直到他受了伤他家的人才知他的音讯。我记得听我家的人谈过此事。了不起的老朋友，海利。我本该想点办法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无论如何不能在我这儿发生；但这已经发生了，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我说，你得发誓你不提这事行不行？别的人我已经安顿好了。如果你要支持我们，我们将会有一个十足的“快乐之家晚会”。赶快换衣服——快九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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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故事，甚至也不是那种能够串成一个故事的片断。如果它是个故事，在这起马球俱乐部的事件中，我就该达到我的高潮，或者无论如何达到它的初级阶段，而剩下的可能是那起事件对有关的三个人的生活的影响了。

它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类似于故事的任何东西，而仅仅是一种尝试，想给你描述——这样做的过程中，可能也让我自己更加清楚——一个多年来我莫名其妙地但又忠心耿耿地热爱着的男人的神态和性格。因此，对于博尔顿·伯恩在以后的篇章中不再出现，我没什么歉可道，不过，他的邪恶的阴影还是应该贯穿到底的；我最后一次见他（为了我的目的）是在杰克·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天晚上，在我们的那次令人过于欢乐甚至是喧闹的晚宴后，我注意到他和海利·德莱恩握手时，嘴唇焦枯，带着假声假气的热情宣称：“怀有恶意？嘿，不会的——嘿，多荒唐！玩一玩马球，公平竞争嘛，对吧？应当如此？对了——明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路。估计你要继续和杰克呆到把星期日过了？我真希望我没有答应吉尔德米尔家——”从此以后他就消失了，在海利·德莱恩性格的暮色中闪了一下灯光，算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一直觉得重要的并不是博尔顿·伯恩。尽管俱乐部和客厅里喊喊喳喳地议论这段插曲，朋友们逐渐令人惊讶地竭力表现出浑然不觉的样子，还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两眼恳求着要你说话，如果你比他们知道得多的话，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完全丢在脑后，因为我确信德莱恩早已忘了。“那是马的缘故，不关别的事，”我暗自发笑，高兴得好像我早就对德莱恩夫人怀恨在心，现在还为她幸灾乐祸似的；然而我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阿尔斯特罗普说德莱恩曾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恨的就是残忍。”

现在，这是多么符合我的主人无意中说露嘴的另一个事实——德莱恩从头至尾参加了内战！我对这件事竟感到意外，我竟然忘记了、或者也许根本不知他的这段历史，似乎有点难以置信。然而，像我这样刚跨出九十年代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身上，这种无知过去比起现在更可能得到谅解。

那是我国觉醒之前我们民族麻木不仁的黑暗时代；毫无疑问，战争似乎离我们比离当今的年轻人更远，更别说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反正，在老纽约情况就是这样，或许在我成长于其中的富裕而懒惰的老纽约人的小家族里情况更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英勇作战了整整四年，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纽约尽了她的一份力，难以忘怀的一份力，可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明白这一事实时，我是多么茫然不解——那时我在上学——如果我父亲的一些亲属和同时代的人在打仗，而其他人——真不少！——却袖手旁观。尤其我回忆起在上学时我听到一个男同学讲述他父亲腿跛的原因时，我是多么震惊：“在钱瑟勒斯维尔他的腿挨了一枪子儿，他再也好不了啦。”

我惊呆了；因为我朋友的父亲正好是我父亲的年纪。当时（正值学校足球赛）这两个人正并排站着，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父亲弯腰驼背，腿瘸着，很苍老，而我父亲，甚至在晚辈眼里，看上去身板笔直，充满朝气。仅仅在一二小时前，我还一直对我的朋友夸耀父亲是个神枪手（圣诞节他把我带到他的北卡罗来纳射击场去了）；可是现在我却站在那里显得十分尴尬。

后来我回家度假。一天只有母亲和我，我对母亲说：“妈妈，为什么爸爸那时没有去打仗？”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想她一定看出了我的激动不安而感到震惊。可是，她却把她那张平静的脸从刺绣活儿上抬起来。

“你父亲，是吗？怎么，因为他那时已经结了婚。”她脸上带着一种缅怀往事的微笑。“莫莉已经出生了——萨姆特堡沦陷时她有六个月了。我记得我正在给她喂奶，爸爸进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们真是无法相信。”她停下来不慌不忙地拼配一块丝绸。“结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她解释说。

“可是他们去了，妈妈！佩森·格雷的父亲打过仗。在钱瑟勒斯维尔受了重伤，自那以后他只好拄着拐杖行走。”

“好啦，亲爱的，我想你不愿意让你爸爸成那个样子，对吧？”她又停下，发现我没应声，很可能觉得这样谴责我没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减轻了指责的口吻，补充说：“你父亲的两个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罗德和詹姆斯。他们是小伙子，没有家庭义务，可怜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记住。”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再也没有跟母亲提起过那场战争。其实对任何人也没有再提过——甚至对我自己。我把整个事情埋在我认为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毕竟战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时它就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没有人再谈起它。当然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年长一些的人，人们说起他们时便说：“不错，某某参加过战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是因为退伍时有军衔而为人所知，鲁斯科特上校啊，德特兰西少校啊，斯科尔老将军啊。人们不觉莞尔，不过也承认：如果保留他们的军衔使他们高兴，那是他们赢得的权利，然而海利·德莱恩的想法似乎与众不同。他从不让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时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轻几岁。得知他曾和他们并肩作战就像看见一个人能记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举起看华盛顿将军一样。我总认为海利·德莱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辈；尽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尔还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觉得我和他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我们有共同的娱乐，而且谈起它们用的也是同样的俚语。他肯定比我认识的那几个参过战的人小十岁或十五岁，然而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人是逃了学自愿去当兵的。因此，我忘记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是不可原谅的。

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经营了两三代人，一直是纽约一家可靠而守旧的私人银行。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业的初期就被认定为合伙人；这个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袭的。凑巧的是，阿尔斯特罗普家的那一幕发生后不久，我在该行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聘书来了，不是经德莱恩之手，而是经过弗雷德里克一布罗德先生之手来的，他是个资深的会员，我父亲的老朋友。这是一个相当有利的机会，让人无法推辞，于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尽全力的迫切愿望搬到了布罗德一德莱恩银行的一张办公桌前。正是由于这偶然的变化，我和海利·德莱恩之间慢慢产生了一种感情，我简直像他的儿子，而他却像我的哥哥——因为人们几乎不能称他为父亲，甚至连他自己的子女也是这样。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办事，因为他的业务工作十分轻松，他在银行上班时间不长，也不正规。不过，他好像喜欢我，不久就开始叫我处理很多琐碎事务，在商界，年轻人是可以为长者效劳的。商业信函的写作是他的一大困惑。他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他用词准确明了，不拖泥带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比他对模糊的冗词赘语更不耐烦的了——美国的初等教育正是用这种东西败坏了我们的语言。他常常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艰涩不准的词语，气冲冲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译成英语——”然而当他要写信，更糟的是口授时，他那友善的前额和一双大手就发潮了。他常常喃喃地说，一半是问他自己，一半是问我：“我倒底该怎么说呢？‘大函昨B收悉。建议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喜欢它的式样？’——“唔，就这么说，”我通常回答。然而他总是摇头反对：“小伙子，你和我一样糟。你不知道怎样写好的英文。”在他的脑海里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有一条固定的鸿沟。我从来没有办法让他的想像力跨过这条鸿沟，让他看到他脱口而出的语句比起写在纸上的是“更好的英文”。写在纸上的是绞尽脑汁、咬着笔杆制作出来的，其中包括把同样的说法翻译成诸如此类的语言：“上月卅日惠函收悉，抱歉之至，无奈复函相告，思之再三，本人对该事实难苟同”——常常在“该事”上大笔一划，看作“站柜台的行话”，然后就抱怨自己无能，找不出一个更加约翰生①式的词语来替代它。

注：①约翰生（1709—1787），英国文学家，喜用典雅和拉丁语源概括性强的词。

“我的麻烦就是，”他常说，“我父母在语法方面要求很严，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语言，一旦使用，必须予以纠正。”（他所说的“粗俗”是指随便的或不准确的。）“我们是读最好的书长大的——司各特呀，华盛顿·欧文呀，写了《旁观者》的那个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还有吉朋呀等等；我虽不是一个文人，而且从来没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会忘记我早期接受的训练。我看到孩子们读像吉卜林这样的新闻记者写的东西时，我恨不得从他们手里扯掉那种劳什子。一文不值的新闻——大多数时髦书都是这些玩艺儿。你会原谅我这种说法，孩子，就连你也太年轻了，不知道英文应该怎样写。”实际上——虽然一开始我发现很难相信——德莱恩曾经肯定是个读书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过宴会后，步行回家，月亮惊魂不定地从“天憩”阁后起身，他对着月亮吟诵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惊。另外，他喜欢这样来描述马球赛中的一次胜利的猛攻：“告诉你，我们像亚述人一样压倒了他们。”拜伦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有一段时间，很明显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诗背了下来，一个秋天的晚上，当我们一起站在他乡间别墅的阳台上时，我曾听见他低吟着：”

昏蒙的四景已从眼前消尽，

肃静的寰空之中万籁无声……

尽管我对德莱恩夫人不怀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莱恩的婚姻制止了他对书籍的兴趣。从他极有限的典故和引文来判断，他的阅读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个地质学家那样探测他，发现莉拉的地层下有好几层都没有任何文学兴趣的痕迹。因此，我得出结论，像其他我所认识的人一样，他的脑海只能接受某一个时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声关闭了，就像一个吃饱了的甲壳动物，再来一个潮头永远打不着它；这时我终于发现，人们在某一个时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们还能再活多少年；我认为德莱恩在十九岁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个时间大概刚好是内战结束，他也恢复了以前从未偏离过的普通生活。这四年显然已经塞满了他身心的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无知觉地度过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运的玩偶那样，从人生经历的顶峰跌入深渊，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无所知——由于坚持规定的仪式，或是由于逃跑时带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梳妆盒而丢了王位。

不，海利·德莱恩感受过战争，并为战争所改变；我把他和别的“老兵”相比时我发现他们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以前我认为是我父亲的食客中最无聊的一些家伙，现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时，每当母亲宣布斯科尔将军或德特兰西少校要来吃饭，我总是找借们躲开；现在，如果我知道要请这些人，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她也把德莱恩请来。

“可是他年龄小得多——他只喜爱热衷于运动的那一帮人。请他来和老先生们呆在一起，他是不会高兴的，”我母亲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请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请，我们也不必请德莱恩夫人（毫无疑问她会厌烦的），因为我们没有请斯科尔夫人和鲁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为那种老式的“男士宴会”，有烤鸭肉，一罐潘趣酒，我母亲是唯一在场的女士——这样的夜晚我父亲仍然特别喜欢。

我记得，在饭桌上，我是怎样地留心观察斯科尔将军、老德特兰西和德莱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德特兰西少校嘴上总是挂着战争——布尔溪和安德森维尔的轶事呀，林肯、西沃德①和麦克莱伦②的趣闻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后。“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战争，”无论说到什么，从发表对上星期日布道的观点到赞美烤鸭肉的味道，这一句总是他的开场白，斯科尔将军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晋升到他拥有的那个军阶，他虽然从未提到这个话题，却无言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军阶的权利。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绅士，长着一头浓密好看的白发，半睁半闭的眼睛在静脉隐现的眼皮间烟焰闪动，还有一副威严笔挺的姿势。他的风度无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语言的程度，过后人们就会说他只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么讨人喜欢，他把这种困难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是鉴别马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从没骑过马，还传说他在欧文街阴森森的老宅子里给他的稀客递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注：①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1861—1869），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

②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62—1885），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

他和德特兰西少校有一个共同特点——老纽约人的极端谨慎。他们带着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视着有可能扰乱他们的习惯、减弱他们的舒适或者强加给他们不习惯的义务（无论是公民的还是社会的）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别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十分迟缓，然而当一个貌似无害的谈话可能会引导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温和的尝试，或者请他们拥护不管规模多小的一项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他们在揣测方面总表现出超凡的机敏。

按其宗旨，绅士们总是尽其可能慷慨地捐钱给慈善组织协会、元老舞会、儿童救济院和他们自己教区的慈善机构。一切不带“政治”色彩的事，奋兴布道会，或者卑鄙小人贿选的企图，甚至一个新近的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个个看上去实在值得怀疑，他们认为这由于某些神职人员的轻率而被人借用了名义，正如德特兰西少校所说：“然而，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引人注意。”于是他们一齐为他们青年时代的已逝的“老纽约”叹息，鲁比尼和珍尼·林德①前来演唱过、萨克雷先生来讲过学的那个排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纽约，那个拒绝接纳查尔斯·狄更斯、又被他出于报复诽谤和嘲弄过的纽约。

注：①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兰西少校和斯科尔将军内战中从头打到尾，亲身参与过不能言传的恐怖与痛苦，忍受过形形色色的艰难和匾乏，遭受了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和创伤的磨难；而这一切已经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状，在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后荡然无存一样，使他们极其平凡又无限快活。

除了一点区别，鲁斯科特上校也是这样。尽管按出身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们接纳入伙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战友，另一方面因为他娶了海利的一个亲戚。我现在仍然能想得出鲁斯科特上校：一个机灵英俊的小家伙，这两个特征都极为显著，波浪型的头发很有光泽（要不难道是假发不成？），上好的麻纱衣服上有一股太浓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轻时参加过纽约民兵，曾跟伟大的第七团“出征”；第七团，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对于某些耄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大学宴会仍然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样。

鲁斯科特上校长于骑士精神。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蓝军与灰军”，就是营救可爱的南方姑娘，就是关于“星条光荣”的轶事和越过敌军防线送重要急件。对许多人来说乏味而凄凉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们年轻人很开心，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招引他）总是从他的记忆中唤起无数次情景：通过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动，在某颗骄傲的南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又发现了杰克逊游击队的驻地、或者可以涉水过河的地点。

那儿坐着海利·德莱恩，比别的人年轻许多，然而在这种场合好像是他们的长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岁就不再往大长，那么他们现在还裹在褪褓里呢。”然而他仅仅在道德上一个劲儿地长。但在智力上，他们处于同一水平。这时他们开始讨论沃拉克剧院最新上演的戏剧，要不就是母亲试探着提到《罗伯特·埃尔斯米尔》的作者①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会上，只要女主人在场，她就该让谈话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莱恩的话并不比他的邻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几乎肯定没读过这本小说。

注：①即玛丽·奥古斯塔·沃德（汉弗莱·沃德夫人，1851—1920）。

每当谈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有关俱乐部管理啦，慈善事业啦，或者“绅士”与社区的关系啦，他才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儿一边听，一边抚弄着我姐姐的大斯凯犭更狗（这条狗无视一切规矩，竟然在吃甜食时跳上了他的膝头），他那忧郁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当我母亲（我知道）在想这个人有多么乏味时，他便满面笑容，亮出他的酒窝；而且常常带着十足的胆怯表明他对长辈的尊重，却决不随声附和，说道，“毕竟，谁率先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把事情做了。”

这总是问题的实质。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包括我父亲，一切事情——从教区会议到元老舞会——的关键，恰好是德莱恩所忽视的：即那些组成委员会或领导运动的人们的等级地位。对德莱恩来说，重要的只是运动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懒洋洋的方式宣布道，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会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

”即便他们是新新监狱来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说，他的手懒洋洋地抚弄着狗脖子，我看见他安抚伯恩的受惊的小马时也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布卢明代尔出来的疯子——因为这些‘改革家’总是那个样子，”我父亲进而说道，他宽容的微笑使他的话显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莱恩嘟囔着，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了，我敢说我们现在这日子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德兰特西少校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补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亲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着站起身来。而这些绅士们，都站了起来，对她的退场表示殷勤的抗议。

“抛开我们回艾尔斯米尔先生那儿去了——我们都要吃这位先生的醋了！”罗斯科特上校宣称，带着骑士风度第一个赶到门口；他开门时我父亲说，仍然带着他宽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书可读得不少。”

这时，潘趣酒端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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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外文原版小说 《火花》

作者：（美）伊迪丝·华顿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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