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分离』第一章离去的字词

 

不完美的分离前言我痛恨分离。简单的分离,如每天早上的分离、晚上的分离,当要告辞的时候,都是一次试炼;还有令...

不完美的分离

前言

我痛恨分离。简单的分离,如每天早上的分离、晚上的分离,当要告辞的时候,都是一次试炼;还有令我呆滞的分离,因为我己经念到书的尽头,因为几页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更有其他严重的分离,我所希冀的分离(尽管如此),或是我所避免的分离(我因此让它们更为难受)。某些分离像是消失,而不论是多么地短暂,我都无法承受。

我从不知它们何时会发生。最能预见的分离总是极残暴的。一段友谊的失落,它的种种征兆,和我认为毫无理由的缓慢的磨灭,都是突如其来的一击;我总是太迟才明白,我内心深处所塑造的朋友,我仍一直在寻找他,在他清晰的声音中,在他投向我的目光中:我确信这是盲目的眼光,朝着我的肩头或是我的邻座微笑。当分离不令我寒栗时,它们则苦苦地纠缠着我。

所以我很感兴趣,也很高兴地这么想,分离从不是完美的。而我很惊讶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白对精神分析师而言,分离只是客体,而这客体,就本质而言,是从未完成的:移情,此外还有形象、回忆、梦、症状,都造成“在场”。当然,这是远离、而且伪装的在场,但它适与分离相对立。

移情不喜欢分离,否认分离正是移情的功能。它即是因此而生,在分离架构出移情的当下。否认分离,而当它承认分离时,阻止分离,取消分离,对抗一切现实、甚至扰乱现实,来维持把我们联系于自我的事物,也就是说,维持着我们想象中的身份的表征,一个前生的秘密。但是,前生并不存在,它只是当下的一种创造。

我痛恨分离,但有谁喜欢呢?病人绝不喜欢,他们把联系看得比自己还重,就像《白鲸记》中的亚哈船长,宁愿淹没,也不肯切断把自己捆绑在白鲸身上的绳索。他们这么想,但没有真的去想,或许,不论如何,最好还是在客体毁灭式的伴随下淹没,而不要在人海漂浮,去设法喘息,去调节呼吸。是以,他们必须要学习与他们的思维分离,与他们的夸张分离。

把我和我的思维分离,真是一个艰苦的难题,它在思考中占去许多必要的时间。若没有这个分离,别人的思维,另一个思维,对我皆是外物。当然,我可以承认分离会带来它们的新知,与它们处理知识的方式,但它们决不会在演进中带来,对我如同对任何人一般,有权所期待的他人的经验。为此,我必须要取得一种抗衡:我无法放弃我所思考的,除非有某个活生生的事物来交换,某种活的承诺。这是我婴儿期残留的一个弱点,我无法与我所思考的事分离,而要与一个新的思维相遇,唯有当它是由一个能感动我的声音所带来,或是一个有意义的举动,或是当它藉由与生命的相触而活跃起来。简言之,必须要有移情的介入。于是,分离是不完整的,永远是失败的,幸好它是不完美的。

要跟前一刻的我说再见,也就是说跟一个在理性的边缘上建构出的人,对我自己说再见,感受到自我现实中的困扰,正是我在分析时所要经历的情境,为得是创出更新,或我所认为的更新。不完美的状况,不完全的分离的状况,较诸于生活中习惯的境遇,在此更为明确。我确信无法完全做到,且自我的消失不会久持,且之后,我又回到自我。但在什么之后?这正是当我诠释移情时,它同时对我揭露,也对我隐藏的,在短暂地解脱现实的一剎那,我找到、我猜出、我架构了真实事件的雏形,而不顾我原先所相信,所认为我们应该是如此的。

在本书接下来的篇章中,我试着要看出在我工作时的内心世界。这内省的成分超过了“自我分析”;这是种呈现出分析中混沌的杂乱和自我的情感的方式,而不只是这混沌与这情感的诠释;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所强调的较不是意符,而是内容,而是一种“正反两面”,认知的一来一往。我所探讨的,绝非透过后设心理学,而是穿过意识中未清楚意识到的门坎,它沉睡的门槛:若要触及它,我们正由它这里偏离、远离,我们由此,从形象重新出发,从形象中不可见的部分。我觉得,形象拥有对世界的敏锐知觉,一如想象。形象正是我们和世界的分离关系的知觉。

我只有在工作中,才知道什么是我所看到的

——亚柏托•贾柯梅堤

第一章离去的字词

—、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形象,从童年回到我眼前。有一天,在会谈时,应该说在会谈结束时,在我看着那准备要离开的年轻女人的一瞬间。但这个形象似乎除了与这习惯的离去之外,没有任何的联系。说它不舒服,太过轻描淡写了:这是如此令人困扰的形象,以致我无法这么一口气写完,用一个通用的语言,而死的语言又绝对与它的鲜活格格不入——即使我还记得的拉丁文,足以用来包裹这“赤裸的母亲”。在一段期间,这形象与它所呈现没有着衣的人,有着同样独立的生命,甚至还要更独立,因为与原形相反的是,当我呼唤它时,它并不出现,至少不带力量地出现、不以其事件的性质出现,而当它出现时,我又不知如何令它离开。于是,它总出其不意地来探视我,但现在,都是在会谈的过程中。先有某种东西呼唤我,没有告知它的名字,一种每次都不一样的分神,而我追随着它,轻微地被催眠、像是被联系于一个视觉的印象,也许,或许是一个声音。然后这形象便挥之不去。这实在是不舒服,而且很接近一种症状,宛如是我在被分析时的症状。当这一切都消失了之后,即使在今天,我仍不知道是哪个既隐晦又明显的联系,把“我的”形象和它的出现模式,连于这一位女病人,至少我自己想出的念头,对我而言是不完整、退缩的,一如其解释。但我知道第一次的场合,是这年轻女士一个轻微的动作,她肩膀悄悄地倾斜:而我也知道,我区别开这形象的本身,带着情欲(倾斜与倾慕相去不远)且固定的,和其出现的模式,对我总是移动的、变化的、自然的,至少是不经意的。这形象的来临,让我想到佛洛伊德所写的“旧式的回忆唤醒”,也就是说回忆在精神领域的再现,以前是用催眠来取得。至于它来探视我所实行的途径,我认为可以说是相当“新式”的,也就是说行动化的再现,因为当它第一次发生时,是在一个目光的动作里,而且接下来的分神,通常是在我说话之际出现,这还让我有种想要获得什么的感觉,总之,是一个与其本身无关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强调,它有着一个移情运动的不平衡的态势。移情,此处是分析师的移情,若再引佛洛伊德之言,正是它“在疾病与生命之间,过渡的王国”。

二、偶尔,在几秒之间,或许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会谈中的分析师,行使了柏班所称的“活在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无需知会其消失而消失”。这个权利的行使并不容易,也非随时都能办到,其实它几乎是虚幻的,就像在生命中的虚幻。因为病人,还有分析的本身,一向都要求这消失要被告知。某些病人,表面上看来不在乎,却以其漠然的本身来要求:而此外,当漠然有可能是所有的痛楚、或所有的在场、或所有的神智,分析师根本无法真正缺席,如果他被这个漠然、被漠然要求的,所感染了。另外的病人,他们自己秘密地、根据自身的故事,来助长缺席,从而尝试去控制它,他们可以说是滑到你身边,让自己被遗忘,好被一齐带走——或者他们不耐地、简单地等待你回来,然后告诉你,你所作的一切。更还有其他的病人,错误地相信你已经离开了:就是这些病人会抱怨,会说独自被留在房间里,会想像你刚才出去了一会儿,还会做在他处进行的会谈的梦。但是分析师“确实”消失的感知,却由不同的方式传达:病人停止说话,他自己追循着他的思绪;或者是一阵惊悚让他脱钩,而在他的沉默、或是他的退守之中,分析师又回到会谈里来。或者这是一种令人作恶的被遗弃的感受,一种由晕眩为开端的空虚的感觉:威尼考特定然会说holding的缺陷的效果——这动词有握住、涵容、留住、拥有的意思——它的暂停(hold on,不要挂断、不要离开),甚至会剥夺了不仅在爱情、也在生命中不安的时刻里,那无声的“抱紧我”。如果这真是缺席,如果分析师想要作个笔记时,如柏班隽永地说“跨过了一扇白纸的窗户”,或如果他跨过的是一扇回忆或思虑的窗户,没那么清晰、洁白,如果这是一个退缩或逃离,那么,分析师能够相当简单地,告知自己、告知病人,他的消失。对于活在地球上所有人基本权利的行使,只能说抱歉了,销蚀的时机选得不好:这将只是他的注意力、他工作的工具,的一则自由运动。然而,最完全的退缩、最疯狂的逃离,都未曾离开分析的场域,因为它永远都更为广阔。退缩,对会谈、对病人、还有对自己,都只是个短暂的“再见”:逃离是激烈的:而这像是做家务一般地,反移情的行使与职业的操作。

其他的时候,分析师在会谈中的消失,是比较独特、比较彻底、也比较禁欲的。缺席并没有从分析的稠密素材中切割出来,稠密到沉默、到无力、甚至到荒漠,因为一个中断的、或僵化的进程,也能够表达像在生命中同样紧密的事。此外,分析师并没有缺席,适好相反,他尤其觉得自己在场,对着病人讲话。正是在对病人说话时,他察觉自己的消失:他说的字词不再被重复,也无法植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不恰当的消失,由不恰当的表达构成。我们想要重拾病人自己用的字词,让他听出他某句话的多重涵义,建构起故事蓦然诞生的一个片断——而我们其实是稍微在旁边、或在后方说话。字词远离了,就不再完全是相同的字词,故事的片断刚从思维到口边的路上解体了,多重涵义不再是多重音部。以讯息而言,它已黯然失色了。我们明白——但我们不因此停止。分析师已经失去他的话语,但他仍然继续说出不适切的字词,而他当时才想到,他不曾学过说话,于是他不再说话。

三、铨多斯爵士消失了,某天他要让他四岁的小女儿明白,一定要永远都说实话:“这同时,到了我嘴边的种种意念,突然沾染了一个如此多变的色调,且相互交融,以至于我很吃力地把整句话说完,然后像是很不舒服,〔……〕我把小女孩独自留下,走时甩上门,而完全无法重拾神智,直到我骑上马,穿越无人的荒野,奔驰了好一阵子之后。”

就像在有些时候,字词之无趣,而说实话之必要,危险地逼近于沉默:就像时间刚来阖上(如果阖上的不是行李),在而对逼你开口、字斟句酌去回答,关心人类前途必问的两个问题其中之一:“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另一个问题“这真的值得吗?”——在此未有一席之地),适时,真想伴随着铨多斯爵士到无人荒野的中心,和他一块儿骑一段他飞驰的困扰。真想,但这又太过美好了。我们当然还记得这封信接下来绝美的段落。在忧郁的升腾与炽燃中,这浪漫主义最后的奔驰,将字词意义的失落(“穿过字词,我们便达至虚空”),指涉到一个没有人说的骄傲的语言,这语言“没有一个字我认得,在这语言中喑哑的事物对我说话,且或许有一天,在墓穴里,面对一位不认识的法官时,我还能用这语言替自己辩护?”。对于此处所提的分析的平庸事件,这实在是太多了(但第一、为了在面前有一个真正不认识的法官,我们有什么不能付出的?且第二、我们难道不能说,这个喑哑事物的语言,是某个母语的再创造吗?)

分析师这样消失在其字词中,并不因此而有什么神秘。当他在分析中说话时缺席,发生在他身上不是什么隆重的事:如果他的字词不能再造治疗的动力,如果他边说边与自己分离,那是因为他不知不觉地在说自己,或者也可以说,他在进行移情。精神分析师在会谈中短暂的行动的热情,由……其实,由什么都可以激起:病人的某件小事可能突然困扰了他,是困扰、而非打动。与言辞的目标毫无关系,这通常是被割离出来,如同一阵灵光、如同机智本身。这可能是某个内敛的事物、声音及其顿挫的一种和谐、肢体的一个不明显的动作,在这失落的轮廓里,平躺的身体和坐起的身体的轮廓,用如此独特的照明来注视的身体,在分析中的眼神交换的照明,而眼神每次都像是投向先前每一次的第一个眼神:这简单得像是那片广懋的地域,对孩童而言,即是一位母亲眼神中的机智,她懂得解决一个隐晦的时刻——她懂得离去,且她懂得从她白天或黑夜的离开又回来。但这,这个情绪,这还可以说出,只要等到某种固定不动,它入侵然后驱走所有与它无关的思维。这很简单,没错,就像镜中赤裸母亲的慑人形象的美与回忆,有尺度、但无遮蔽的形象,而在一个眼神的交换中,超越了尺度,随着那,在倒影里太过清楚且红润的,身体的一处,她自己用手指朝上比着,就像在蒲利马蒂邱一幅谜样的画作里。“一个形象丢给自己困扰,来挑战意义”,芙萝杭丝•德莱在〈乳房尖端的第二个赞美〉中这么写道……

在其他时刻,当然这是女病人言辞的内容在运作,因为就在旁边,如同一个整体。但其实,并非言辞的内容,而是言辞的情境,在一个含蓄又专横的战略里,才是真正邻近的事物。这是如此邻近,以至于分析师,这回是被打动、而非困扰,籍由移情闯入所引进的第三者的回忆与形象,来接纳一个他或许本该排离的内心运动。他在说话,他与经由说话而接近的人分离,而突然他们太过接近,于是他们逃离,同时一起、又各自逃离对方。是谁,他们?到底是谁?而他们是谁?但应该要以何之名来回答、来再解释、来叙述更多?(但又必须要以何之名来准备叙述?)透过倒影的邻近、和倒影之回忆的邻近,他们各有各的倒影,而我们终能感觉到,他们是遥远的吗?因为女病人身上的倒影,在一个无法理解又怪诞的母性时刻,强加于分析师,如同一个熟悉且遥远的证据,直令他感到,在“他自已的”谜般的形象中,那模特儿、和她在镜中的倒影,几乎都不归他拥有。他那“蒲利马蒂邱式的”形象:我做过确认,当然是在字典里——一个难达的好机会——primaticcio,意指早熟的、仓促的。一个最初的、早熟的、仓促的信仰的形象,带有,就说是,居首位的整体性;奇怪地被镜子的诱饵变得客观的信仰。

诱饵、信仰、谜、以及太过玄奥的陈述方式;其实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某一天,一位女病人和她的分析师交换了他们母亲的回忆,但女病人完全不知情。或许于她还留有一个谜般的讯息,一个意符;而留于分析师的,总之,是个笃信的回忆,在今天一如在童年,在现下的事件里一如在时间里——怎么说都好,笃信他曾经不足以去移动,那些如此强烈、如此无法理解地占据住不同的场景的东西,还有它们的演员;不足以去把某人从某事上扭转过来,而更进一步,把某人从另一人身上扭转过来。留于分析师的,是笃信曾运作过这个不足,在现今一如在当时、在婴儿期的不适时中,一边在旁说话、一边希望被爱,就在他这无效力的话语的付诸行动中。

四、佛洛伊德写信给容格,是关于一个八岁小女孩的分析观察:“小孩不肯说话的现象,也来自于她立刻完全地、全然地让自己进入移情”,而我们可以说消失于自己字词中的分析师,所作无异,尽管表面不是如此(因为他在说话)。与小孩不同之处,在于“完全地又全然地”。因为分析师并没有完全地、全然地在他自己的场景上,而且他,或许太过分地、但又不完全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还演得不太好,有时还被唯一观众的在场所残留的什么所干扰,还要抵抗某种遗忘。不久后,他就要去寻找本来要说的事。

五、“前几天,爸爸和我聊天,我们同意说精神分析不是普通人都可以做的事,但这必须是件更好的事——天晓得是什么!倒不是分析的工作有多么地困难,只要有点理性,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好。〔困难的〕是,要一直关心人类的前途”。[安娜·弗洛伊德传]

但我们并非一直都是“天晓得是什么”(一个圣/症人,拉冈这么说,游走于“圣托玛”与“症状”之间,在一篇题为《症托人》的课程中)。我们比较常是铨多斯爵士的朋友、兄弟、或子女,也就是说一个普通人、或带有前途的较不普通的人,这就是说,不论愿意与否,作为某种遗忘、某种消失的主人与演员。此处,命运即是移情,其结果不是制造一个回忆,而是制造一个行为。忘记的事,以行为的形式再造。我们晓得,在佛洛伊德笔下,这如同显见的事实:“他再造〔忘记之事〕,不以回忆的形式,而是行为的形式〔……〕”:Er (普通人)reproduziert es(他忘记之事)nichts als Errinerung,sondern als Tat。而于这再造过程中,某事缺席了,如一则对自己的思维。移情是一个行动的失忆。当忘记之事被再造,在移情中以行为、而非字词的形式再造,此时,所失落与消失的,这个缺席的、失忆的思维,说话者浑然不知,但它构成一个基础事件、一个“负向”事件,就像我们说“负向”的幻觉,当幻觉从现实生活中割离出一个客体或一个片断,来抹灭它们。进行这个“负向”思维的经验,由移情行为中空地画出的思维、消失的思维,为使这思维不仅只是重复的客体。为使它不仅只是前途里一段时期的组织者。

重复与消失是相联系的,一如分离与出现。这些联系看来是如此曲折,以至于思考、或当面注视的目光,都无法将之占有。有一种像事物失落的轮廓,它从为了清楚显现而过于靠近的前景出发,结束于透视法的模糊勾边里;而在两者之间,有移情再造的偷遛的客体。要攫取这些偷遛的客体,正是分析的任务,也就是说,在造成分离与消失的、在分离的形式与运动之中,去攫取那曾在过去以一个保持喑哑的形象而出现的事物的痕迹、还有当事人所施加于这个形象的事物的痕迹。偶尔,分析师之于他自已,就是他分离的客体。

六、当“普通人”是病人时,事情的进行大致也是如此,而为了让它们进行地更好,就抹黑它们吧:他的前途,一点也不值得高兴,像是把他弄成一个摩登时代的演员,他是制造替代行为的机器,量产地、相同地、永远地,并是寻找经济论的机器,为能在事后赋予它们一个意义。幸好,机器有点疯狂,行为是热情的,而在生命与过世之间的经济论是爱情的。不过,我们能如此轻松地把这再造的理论,施予一个作为(改良过的)普通人的精神分析师吗?理论会不会就立即重新建构?在I947年,安娜•佛洛伊德写信给留在奥地利的朋友艾赫宏:“我也想要告诉你,离开维也纳对我的意义,还有在心中承负着一段永远无法再架构上去的过往,这是多么地奇怪。藉由这个经验,我得以对潜抑和婴儿期失忆的形成过程,有了新的领悟。”在心中承负着一段永远无法再架构的过往:这可以是很平凡地所有分析的动机,与所有移情的原因。似乎,在这个过往上所营造出的理论,是关于失忆的新理论(即使它们自许为完全是别的东西的理论),但在这些理论中,矛盾的是,失忆的部分愈来愈缩减。

七、“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我已不再区别”,《一个人消失了》的叙述者,在大地回春时这么说(也因此,某个路人将可重新现身、留步、而后微笑、而后告白)。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这两个脆弱的倒影之间,如同在只说出不适切字眼的话语中,一则思维缺席了,或许甚至完全废除,但若没有这个消失,对分析师而言,再造将只是旧事的重复,而绝非更新的诞生:没有什么会停在他身边,没有什么会把他如此在意的事物倾诉予他。没有负向的经验,他将把思维与重复混淆。

这个经验中的“负向”成分,我在刚才以此所作的叙事中可以找到,而且还不只是在过于含糊的“阳具信仰”中,但这次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是由镜子反映给我的赤裸母亲的形象;且我清楚地看出,从这个如此陈述的形象的哪一个倒影,我是其再造。但在此,如果我能和一种不安来戏耍,又不完全相信它——作为一个倒影的再造,这是一个合理的境遇吗?一个可称羡的境遇?或就单是一个境遇?——我至少是知道,这个不安背后拖着的是,失忆的一缕和平,即使青春也无法令“失忆”这个字衰弱。有一种字词的年纪、与字词的孤独,如果这说法还有点意义。“记忆”这个字的孤独,它奋力地要传递,但它可能只是这个奋力;“失忆”这个字的年幼。“再造”这个字的孤独,矛盾的再造,或较不矛盾,当它是藉由形象的一个范本之再造,而没有这形象,范本则不再有其地位,而两者在记忆中活着分离的生命。“分离”这个字的不同年纪,如镜子中来自时间〔原始的〕黑夜,以及在黑夜之外所完成的,不再知晓话语、与乎话语的困扰,在这些年纪之间,当我想到《以赛亚书》中一个美丽而神圣的问题:“守更人,夜已如何?”,我们已不再担心是否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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