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与潜意识』第二章 从历史视角看意识与潜意识2

 

心因性和分裂型精神病理学方法在医学上,想象力概念仍然在心理病理学领域使用,这一概念长期以来被用于解释心理学...



心因性和分裂型精神病理学方法

在医学上,想象力概念仍然在心理病理学领域使用,这一概念长期以来被用于解释心理学和行为学的一些病症。在1745年,穆瑞托眷(Muratori)讨论了想象力的表现,包括在梦中、视觉中、妄想症和恐怖症(phobias)中,以及在很多奇异技艺均被使用的梦游症(somnambulism)中。梦游症不仅仅包括梦中行走,还包括一系列我们现在解释为意识分裂型状态和改变状态的现象。然而,是弗兰•麦斯麦(FraneMesmer,1734〜1825)用一个新的话语“动物磁性”(animal magnetism)替代了想象力的话语。通过一些既不是直接的、医学的(例如使用药物或手术)也不是神学的(比如驱走邪恶妖灵的驱邪行为)的方式,麦斯麦把心理学治疗介绍给了大众。他的方法与信仰疗法(faith healing)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他相信他的治疗是通过一种流质作为媒介完成的。他所描述的流质的流动是可以操控的,并且是源自磁性和电流科学。麦斯麦的跟随者德•帕斯戈尔(dePuysegur, 1751〜1825)发现了引介“磁性睡眠”状态的方法,当时被认为是“人工梦游症”(artificial somnambulism)。被“磁化”的个体会紧跟着施磁者的指示,揭示情绪功能上令他沮丧的问题,到最后他会忘记所发生的事情。催眠后暗示现象自从1787年被描述之后一直被广泛地实验研究(Fancherl979)。

直到1850年,麦斯麦主义一直都在被广泛地实践和探索。特别是在德国,麦斯麦主义成了研究意识改变状态的工具。一些个体可以进人一种可以诊断自己和他人疾病的状态,并且能够给出治疗方案的建议。在1811年,克鲁格(Kluge)确认了磁性状态的六个层次:在第四层,个体可以明辨超感知的认知;在第五层,他们可以准确地看清自己和他人的内心世界;在第六层,“时空的薄纱就会被揭掉,个体可以看到隐藏在过去、将来和遥远的地方的东西。”这些论述吸引了那些痴迷于超自然想象和认为存在多种精神维度的人们。从大约1850年起,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写的一本关于磁睡眠的书为精神主义(spiritualism)的兴趣和实践研究奠定了基础。在1856年,另一位作家解释了在磁性睡眠中,他是怎样找到丢失的东西,并且在时空中旅行的。尽管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满怀兴趣地研究了这些状态,但这仍然不可避免存在与科学和医学所基于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时候,科学家们发展了一些更保守的程序,这些程序基本上不会引入意识的非正常状态。在苏格兰,布雷德(Braid)学会了如何把磁性睡眠引入到医学当中,并且称之为催眠术。其他的科学家们也在病人处于催眠引起的麻痹状态时进行手术(首次报道是在1821年)。关于暗示作用使大脑的状态发生变化的解释,替代了动物磁性理论。

我们现在称之为心因性和分裂性失调的一系列反常现象(美国精神病协会,2000)在19世纪作为“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一种被广泛地描述和讨论。人们广泛地认识到心理学因素的重要作用。在1859年布瑞魁特(Briquet)把原因归结为“在易受感染和超敏感之上的激烈情感,漫长的悲伤,家庭冲突,和受挫折的爱情。”在1881年瑞切尔(Richer)确认了“患者秘密愿望”的作用,并且还描述了一位患者是如何“爱上了一个她只见过一面的男人……而她把对他的感情以歇斯底里的谵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平常情况下她却隐瞒着这种感情。”当时所写的分离性身份障碍的详细个案研究可以与今天的一些报道相媲美。在1892年,霍奇森(Hodgson)描述了一个分离性神游的病例:31岁的安塞•波讷(Ansel Bourne)简单表达了他转换性障碍的症候(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视觉和听觉);很久以后,在他61岁时,他突然醒了过来。而他却深感困惑,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他现在在哪儿,和为什么会呆在一个叫艾伯特•布朗(Albert Brown)的小镇。很清楚的事实是,他在那里住过两个月。

人们用“动物磁性”话语广泛地探讨这些现象,并用到了“走动性自动症” (ambulatoryautomatism)和“半梦游症”'(semi-somnambulism)等术语。然而,一套新的话语出现了,它主要阐述了意识的分离和性格的不一致性。在1890年,德赛尔(Dessoir)在其著作《双自我》里面把心理分为上意识和下意识,其后者表现在梦中、催眠状态和自发分离状态下。“双意识”一语也被用于讨论上文所讲的安塞•波讷(Ansel Boure)的例子。在1868年,迪瑞德使用了术语“多灵论”(polypsychism)并声称在我们的“自我主管”(ego-in-chief)之下,有着亚自我(subego)的多重性:“每一个亚自我都有自己的意识,都能够理解、记忆和详尽阐述复杂的心理操作。所有这些亚自我的总和构成了我们的潜意识生活。”

尽管催眠术仍然充满矛盾,但是法国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是对其进行了实践,并对弗洛伊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卡克特(Charcot, 1825〜1893)利用催眠术把机体状况和心理状况(即歇斯底里症)区别开来。他表示作为对心理创伤反应的转变性麻搏症可以在催眠状态下模拟出来。可以先使被催眠者产生症候,然后再把它去除掉。卡克特并没有在催眠术的心理治疗方面做更多探索。因为他相信“歇斯底里”症候和对催眠术的敏感是有机体缘由的,即由于大脑中的退化性变化引起。而与此相反,伯尔尼(Bernheim,1840〜1919)及南锡学派认为催眠的关键是暗示,而催眠的应用不应仅仅限制在“歇斯底里症”,他们在处理一系列的机体和心理情况时也使用了催眠术。正如弗洛伊德(Freud)也发现的那样,伯尔尼认识到不用催眠术也可以得到很多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他后来发明了一种更综合的方法,他于1891年把其命名为“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

下意识观念及状态

当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91)出版他的《心理学原理》第一卷的时候,他用了12页的篇幅总结了被他称为潜意识精神状态存在的十种不同“证据”。他拒绝考虑任何以笛卡尔二元论为逻辑基础的理论:因为从定义上讲,精神状态就是指意识;所以潜意识的精神状态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詹姆士直接回应了笛卡尔:“我们心理学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应该是一些进行中的事物”。他相信是灵魂的存在赋予了精神世界以意识特点,然而,他认为心理学理论可以“是实证主义和非形而上学的”,并且可以在不借助这一概念的情况下正常进行,尽管他也相信“必须要在某一天把事情更彻底地想明白。”他认识到精神过程是和大脑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他还相信“意识是与此刻大脑的全部活动相一致的”。然而,詹姆士仍然维持了精神过程(可以成为或者就是意识)和大脑意识(不能成为意识)之间的二分法。他反对唯物主义先前认为的,意识只是大脑过程的“副现象”(epiphenomenon)而没有诱发性影响。詹姆士所认为的与当今所谓的“自上而下”理论有很相似的观点,两者都认为复杂的意识过程对更加基础性的生理过程能起到诱发性的作用。

为了反对潜意识精神状态解释的观点,詹姆士提出了三种方式,他认为在这三种方式里如果理论家得出存在不形成意识体验的精神状态这一结论,那是错误的。第一,在涉及潜意识推理的认知过程的例子中(如上文讨论的那样),他辩称这些根本不是精神状态,而是大脑过程——“大脑中某些通路里,分子以特殊方式组成的集合”;第二,他指的是潜意识过程先于问题解决方案在觉察中的出现。对于这些,他辩称:精神状态从我们身边非常迅速的一闪而过,以至于我们很快地忘掉了它们,也不能把它们报告出来。他相信这个解释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学习一个技巧性很强的活动时,我们必须在开始花费很多有意识的注意力。然而在此情况下,这种技巧会在意识还没有注意它时自动溜掉。他推测,即使意识一直在工作,我们也很容易忘掉在习得的习惯中所付出的有意注意。

对于那些尚未被这两个观点说服的人们,詹姆士又提出了第三个论点,这就是意识活动“可以从大脑半球的其他意识那里分裂出来..在某些人那里,所有可能性的意识都可以被分成共存的但互不影响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第一意识”或者叫“上意识”,和分裂出去的“第二意识”,或者说是“极边缘化的”或者“第一之外的”意识范围。詹姆土称之为“下意识”(subconscious),而不是另一个词“潜意识”(unconscious)。他并没有对其他人用潜意识(miccmsdcms)语言写的临床现象提出质疑,他写的是源自“心理的意识下的(subliminal)区域”的“观念”或“能量”,“流入”、“突涌”或“爆炸”到正常的意识领域。当研究宗教信仰转变时,他提到“心理结果中有意而自动的方式和非自动而无意的方式都可以变得熟练起来。”但很快他又澄清说,形容词“潜意识的”(unconscious)完全是一个用词不当,最好被替换成一些更模糊的用语“下意识”或者“意识下的”(sublimind)。所以,他只在非正式的情况下使用“潜意识”(unconscious),但在正式的理论论述中,他会用“下意识”状态,因为对于他而言区别意识状态与大脑状态是很重要的。

皮埃尔•珍妮特(Pierre Janet, 1859〜1947)也类似地谈到了“下意识”过程而不是“潜意识”过程的一些现象。在1885年,珍妮特开始利用催眠法对一系列患者进行研究。19岁的女孩露斯(Lucie)表现了莫名的恐惧。通过在催眠状态下的自动书写方法,她透露出在7岁时她曾被两个男人吓唬过,尽管那只是一次玩笑。珍妮特把她的恐惧归咎于“第二人格”。尽管珍妮特也会常用“潜意识”一词作为形容词(“潜意识的人格”)和作为名词(“潜意识会做梦”),她都是在说一个分离的系统,即“下意识固定观念”。这些往往源于由一次痛苦的和情感上势不可挡的事件突然引起的“意识的缩窄”,并且常以与紧张情绪状态有关的扭曲的信念形式发生。这些观念在玛丽(Marie)的个案(出版于1889年)中得到阐释。玛丽常在月经期感到强烈的精神痛苦。珍妮特发现玛丽在月经初期,她因为害羞曾经试图阻止月经流出,甚至最后跳到冷水里。在每次新的月经期到来的时候,由于这个固执的观念,也就是必须停止月经,从而引起了她病症的反复出现。珍妮特认识到仅仅让她知道这个固执的想法是不够的,还必须改正这个错误观念。在几次试图说服玛丽改变对月经的观念遭到失败之后,在她催眠状态下,珍妮特把她倒回到她13岁时,并暗示她的月经是很正常的。在这之后,因为她的病症没有了,玛丽固执的观念也消失了。珍妮特相信不是所有形式的精神病理学都是由痛苦引入的下意识固执观念引起的,她还在心理治疗方面就一系列问题广泛著述。然而,她关于分裂精神病理学的分析今天看来也是见解深刻和十分准确的。

走向弗洛伊徳

在与潜意识相关术语的历史总结当中,我们表明了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描述潜意识心理过程或者说潜意识心理聚集要素的语言。这些理念正如怀特(White)所说的那样:1700年前后是可以想象的,1800年前后是热衷讨论的,而1900年前后是可以实际应用的了。1885年珍妮特在李•哈佛(Le Havre)开始了露斯的工作,就在同一个月里,弗洛伊德到巴黎拜访了卡尔科特(Charcot)。随着他的兴趣由神经学转到心理治疗学,他进入了一个人们已经开始深入探索且内容丰富的新领域。在下面的一章,我们将看到弗洛伊德是怎样把本章中提到的很多话语内容应用到他自己关于潜意识的概念之中,而正是潜意识这一概念与他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比他以前任何人联系得都要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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