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别管我，我要任性过除夕！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图｜清 姚文翰《岁朝欢庆图》

让我们将时针拨回到 1917 年 1 月 22 日。它有一个晴朗的夜，或许还有漫天星辰在闪烁。一位名叫周树人的北洋政府公务员，在这天度过了他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五个除夕。

这个除夕并不热闹。那位当时三十七岁的教育部佥事没有回到故乡度春假，而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于当日接受了几位友人的拜访和馈赠。

那时的他，似乎为有些不得志的心情笼罩着，没有开始创作那篇后来以“鲁迅”为署名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而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消愁破闷——抄古碑。他在日记里写道：

“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整整一年过去。除了公务外，过去的一年里，无非是录碑，抄诗，访友，下馆子，购买各种书籍并记录下详细的账目。除夕夜依旧在绍兴会馆过，只不过这次身边多了胞弟——时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的周作人——的相伴。这一天日记的结尾有这样五个字：“晚刘半农来。”数语寥寥，轻描淡写。

然而，刘半农却对自己向周氏兄弟的首次拜访郑重以待。为此，他露出了新派诗人的本色：这是《丁巳除夕》的第一节，每行押尾韵，读来清新而又有生气，是在汉语新诗诞生初期，那块尚待涂抹的画布上颇为鲜亮的颜色。

相比于在汉语内传承了三千年、发育无比成熟以至于可能腐烂的古典诗，这种从西洋舶来的诗体年轻得能在“除夕”这样的经典题材面前，表现出一种“愣头青”气质：当它是“寻常事”和“平常日子”，和人谈天，听风观树，消磨长夜，忽略掉它作为年份转换之关键的性质，并剔除掉接下来由此而生的诸般感慨与联想。这种态度，和周树人前一年此日的记录颇有相通之处。

只不过，周树人日记里记录下的是对此不自觉的“无感”，而刘半农对除夕的“祛魅”则或有意为之，甚至可谓用心经营。这种诗，让我们在读它的时候会完全抛开和除夕有关的文化联系，回到百年前的北京，周氏兄弟寄寓的绍兴会馆内，那个独属于刘半农的有点“任性”的除夕。

和新诗的轻装上阵相比，古典时代的人们在提及除夕时的心情，大概要复杂很多。除夕是除旧布新的时间节点，是年份更替的富有意味的瞬间，操持文字的敏感之人，很难真正把它当“寻常事”“平常日子”来看待。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大家要做很多事，发很多的感慨，并使这些事以及感慨饱含着意义。

同样是不无郁闷，周树人轻描淡写，表示了对除夕淡淡的“无感”而已，杜甫则在《杜位宅守岁》里浓墨重彩地“任性”了一回。

他的任性和刘半农式的新派任性究竟有所不同。苦闷、惆怅而又执著，过得愁云惨雾，这些几乎是大众眼里杜甫的基本“人设”了，但不辜负这种“人设”的方法有很多——除了一再正向渲染自己的“惨”之外，“慷慨豪纵”地任性一次，或许不应被视为“破罐破摔”式的另类表达，而是对心情上长期压抑的一种猛烈释放：

杜甫在杜位家度过这一年的除夕，写下了守岁时的情境与心绪。诗中的“阿戎”一作“阿咸”，是两晋南北朝之时对弟弟的一种称呼。杜位与杜甫有共同的曾祖（或更早的祖先），前者是后者的“从弟”。而所谓“守岁”，指除夕时的习俗，如宋人在《东京梦华录》里说的，在爆竹声中“围炉团坐，达旦不寐”，以迎接新年的到来。

关于除夕的这种风俗，晋人周处所作的《风土记》里的记载更为古老，不过初始时局限在蜀地：“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除夕吃喝一夜，并熬到天亮，此种风俗传承至今，不少地方依旧相沿成习。

古时喜于正月初一用盘装好花椒，谓之椒盘。饮酒时则取花椒置于酒中，可见古人喝酒时的口味确实有点重。这是诗的第二句，它另外关联了一个典故：晋人刘臻的妻子陈氏，聪慧能写文章，曾经在正月初一献《椒花颂》，后遂用为典实，指新年祝词。

所以，“椒盘已颂花”可以视为“已备椒盘，已献椒花颂”两层意思的互文式表达——在杜位家守岁，相关的“道具“都准备好了。

然而，这次的守岁并不能做到让杜氏兄弟一家人关起门来过，即使有类似于唐朝“春晚”这样的节目以消磨长夜。“盍簪”出自《周易》中对“豫”卦的阐释：“勿疑，朋盍簪”，指士人聚会；“枥马”则指拴在马槽上的马，它们受着拘束，并不自由。

众多人士前来拜访，把代步的马匹栓着，那些被拘束着的动物不无喧闹；灯火通明的宅子里，巨大的蜡烛点燃，将树林里的乌鸦都惊走了。

此情此景，并没有让杜甫感到过年的热闹——“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那个时候的他，简直是唐朝版“荷塘月色”里的朱自清——而只是让他感到在别人家过年的不自在，况且自己又长了一岁，要过四十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已算老了），人生正无可阻挡地偏离原先的设想而迅速地驶向暮年。

这是一种非常“丧”的心绪，和过年的喜庆氛围格格不入，实在是有点煞风景。但事实上，古人的很多除夕守岁诗，心情复杂的成分都要超过单纯喜庆的成分，毕竟小孩子眼中的欢天喜地大过年，对于成人来说，况味则要复杂很多。

当然，复杂归复杂，杜甫的情绪（有人评价说，这叫“愤郁之气”）管理比较快刀斩乱麻，也不用自我说服了，也不讲道理了——

大过年的，他说：“都别管我！我要烂醉如泥！”

这首诗中的那个杜甫，其实很可爱，不无任性，还很天真。

不过，我们权且不去管里头的任性天真，只说这首诗记录的除夕“守岁”习俗，曾被《秦中岁时记》视为“守岁”起源于唐朝的证据，认为“守岁之事三代前后典籍无文”，直到杜甫在诗中直接记录它，所以作者怀疑这种习俗“疑自唐始”。

事实上，唐人写守岁诗颇多，甚至太宗皇帝李世民也有一首《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做过宰相的张说更是守岁诗狂魔（他写过《钦州守岁》以及《岳州守岁》好几首，走到哪写到哪），可见这种习俗在彼时确实很盛。

然而，脑洞达人、意淫天才李商隐写《隋宫守岁》：“消息东郊木帝回，宫中行乐有新梅。沈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之类，固然出自想象和模拟，多少说明这种除夕通宵达旦以待新年的习俗，在唐朝以前就已有了。

更直接的材料则来自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徐君茜。他有一首《共内人夜坐守岁诗》，不仅体现了更早时期的除夕夜守岁的情形，干脆顺带连恩爱都秀了——那可是情人节的标准动作——也是十足任性：

今夜固然欢乐，但还没到高潮；面对赏心乐事，一杯要接一杯。守岁时候的吃食和饮品如此丰富，围炉夜话时，哪怕蜡烛燃尽、木炭成灰，日子也不显得单调。盛妆出席的妻子不嫌头上戴着的首饰笨重，也不准备卸妆睡觉，因为长夜将尽，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将要披覆在她盛美如云的鬓发上……

所以，在除夕这个充满难得的“寻常事”、毫不平常的“平常日子”里，抓住机会任性一把吧！而在整整一百年前，对于刘半农来说，《丁巳除夕》的结尾更体现了这种任性——任其性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在杜甫眼中是没人能“更拘束”而得以“烂醉”的“自由”，在刘半农眼中则是阔大的“闲适”：

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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