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梁任公传，更是时代之书
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一部有着巨大野心的作品。这一野心的是非成败，难以定论，因为他还有后续的两部。但其中所酝酿的旨趣与襟抱，却相比他此前的作品多了不少厚重与沧桑。...
许知远
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一部有着巨大野心的作品。这一野心的是非成败，难以定论，因为他还有后续的两部。但其中所酝酿的旨趣与襟抱，却相比他此前的作品多了不少厚重与沧桑。
作为这一写作的见证者之一，我知道许知远为此所经历的挣扎或许超过他此前所有的作品，因为繁杂的历史头绪其实曾经并仍然困扰着历史学者。其中的后果之一，至今似乎没有一部公认上佳的梁启超传记。
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一部有着巨大野心的作品。这一野心的是非成败，难以定论，因为他还有后续的两部。但其中所酝酿的旨趣与襟抱，却相比他此前的作品多了不少厚重与沧桑。
作为这一写作的见证者之一，我知道许知远为此所经历的挣扎或许超过他此前所有的作品，因为繁杂的历史头绪其实曾经并仍然困扰着历史学者。其中的后果之一，至今似乎没有一部公认上佳的梁启超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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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复杂性让人着迷亦让人困惑，更使人望而却步，这里面的因缘可谓千万种。
梁启超所身处的时代创深痛剧，波光诡谲，一日三变。康有为曾经责备梁启超流质易变，那与其说是梁自己的责任，莫若说是时代的痛点与问题。
作为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报人，梁启超以其如椽巨笔，笔端常带感情，无论身处沪上，还是流落东瀛，不断以其梁启超式的输入，将大厦将倾的时代再次摇晃。这些时论的源流与影响，至今活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具体是如何生成与散布，其实还有不少的求索空间。
许知远与梁启超有很多相似之点。他们都是名满天下的报人，也都是行踪遍天下的行者，还都有着感时忧国的骚人气质，以及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声名往昔。正如近代史上不少人都骂梁启超浅薄，当下也有不少学界中人听说许知远要写梁启超传，都很不以为然。此前席间一位京城青年才俊提及此事，面带谜之微笑，当时我颇有些不以为然，许知远为什么不能写梁启超？
恰恰相反，无论是一同前往上海拜访《梁启超全集》的编者汤志钧先生父子路上的无所不谈，还是平时随时的交流，我知道他是对于写这么一部传记发愿与积累都最多的同龄人，其中几本重点史料甚至韦编三绝，梁任公在世，当可谓此言不虚。
正是这种相似与争议，才有了此书的衍生。
倘不苛求，尤其是不将其视为思想传记，这是一本相当成功的生活传记。
用西方的话头来讲，就是一本成功的非虚构作品。过往的梁启超传，太多以生平线索为路径，陈陈相因，有的甚至纠结于派别的争论与校正，其实与梁启超的本相相距甚远。美国作家李·葛金(Lee Gutkind)以为非虚构写作关键在于“好好说出真实故事”(true stories well told)，许知远此书在这方面的尝试无疑相当成功。
很少有人能如许知远一样，沿着梁启超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一一重访，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新会，广州，香港，台北，东京，纽约。尽管某些地点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但那种四海巡游的追访，的确有身临其境之效。这里面对于各地历史风貌的再现，有着颇佳的画面感，乃至某种地域气息与腔调。
许知远一直自嘲是微电子专业出身，但他本质上的确是不可救药的文艺青年，哪怕是小业主，也带着文艺青年之谜一样的彷徨。这种不安与彷徨，浸透于这本传记文本，让人有种多层空间交错的迷茫与疏离感。这种情绪与同光之际到戊戌之年的波澜壮阔中的天崩地解有着如影随形的若合符节之处，青年人的冲决网罗斗志其实亦可以看作某一种绝望。
这是一本游动之书，随时都在移步换景，随时都在车船之中改变历史。通过节录梁启超与友人的来往书札，各种报章文字，作者展示了梁任公人性中的友善谦恭、温和有趣、智慧横出乃至孤独的一面，也呈现出老大帝国穷极思变的人心与现状。原本枯燥的文本，经由如此重组，显得活色生香，当成一本枕边书，似乎也并无可。
那种时代的状况，倘若不以文学笔调出之，追溯起来相当不易。正如论者所说，这使得本书是可以朗诵的，让人可以获知的，不仅仅有冰冷的事实，还有鲜活的血肉与意绪。
也许是限于早期梁启超的史料有限，许知远并未仅仅聚焦梁启超一个人，而是将写作光谱辐射到其师友的半径，将那一个焦灼不安、性格各异的群体一一刻画出来。比如唐才常的勇于任事、慷慨赴难，思想彗星谭嗣同的激烈与深邃，就是一种奇妙而伟岸的存在。没有了湖南籍士人参与的康梁后续故事，多了不少萎靡，少了很多血性。
让人略有遗憾的是，作者对梁启超生平材料的刻写其实还可以更进一步，哪怕现有的这一时段材料有限，其实深描的话其可能性当然会更多。长沙时务学堂时期，梁启超摆脱了康有为的笼罩，针对学生们的各种读书笔记，出以各具性格的批语，本书仅仅一笔带过，殊不知这里面蕴藏着不少玄机。何谓直接材料，何谓间接材料，其中的区别并无那么巨大，反而在乎运用的别择。
那个时代过于厚重，重要者如梁启超，其实也很难一人之力去扛动。个体与时代之间如何平衡，正如个体如何克服时代一般需要无数挣扎。如果更能聚焦梁启超个人，个人即世界，也即时代，或许效果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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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传记的根本除了行迹，当然还有性格。我其实很好奇的是，梁启超尽管在时人与后人的眼中，是一个流质易变、壮怀激烈之人，但从其成长经历来看，他其实也是一个品学兼优、性格成稳、温和友善之人。这种文本中的梁启超与生活中的梁启超，哪一个是真实的梁启超，哪一个是真正的梁启超，其实事关梁启超的本我与超我，也就是他的性格之间的层叠与交锋。在这方面，作者的探索无疑还可以更加深入。
比如，一百多年来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称，“康梁”似乎成了牢不可破的典故，可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两个人的性格有着天渊之别，他们是如何扭结在一处，又如何分分合合，这里面恐怕不仅仅是主义与手段的区别，应当也有性格的因素。性格如何与策略之间平衡，这就是大戏的纠结之处，也是写作的关键之处。
毕竟，文本中的形象其实相对而来是外烁的，而本我到底如何，其实事关在生死时刻的选择与自我的期许，这在此前是模糊不明的。
即使是文本，其实也有多个层次，包括梁启超的相关论著如何影响了当时的读者甚至包括体制内的人士。因为在清末新政时期的不少举措，其实有着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影子，这当然也是梁启超不可撼动的身形，更不要说梁启超是一些新政关键文字的捉刀者。
在接下来的写作中，许知远如果延续这一路径，可能会遇到不少问题。我们注意到梁启超留下的材料中，论著比生平史料丰富太多，如果要想深入，就必须对其关键论著的来龙去脉有一些别具一格的探讨，进而将书写的维度变得愈发丰富。
梁启超的盛名掩盖了他其实低调的一面，尤其是为人相当温和的一面，这对于写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文字的怒潮与本人的低音之间，如何捕捉其中高高低低若隐若现的准音，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梁启超以不长的生命，从年少成名到晚年变法，给我们垂范，其人格与思想，每每私底下想来，让人温暖又肃然起敬。近代中国除了曾国藩、胡适，别无其他。这些先贤的遗迹与人格，绝非历史遗迹徒供人凭吊感叹，而是可以博古开新的思想资源，端看你我的抉择。
个中曲折，一两个人的追寻是艰难的，许知远的尝试可谓难能可贵。要是为了虚名与套利，在这个互联网极度膨胀的时代，他完全可以好风凭借力，写作梁启超传无疑是一桩赔本买卖。
在批评者看来，此书似乎有多种不是。不过，其中的旨趣却是真诚而清晰的。这并非说此书毫无问题，而是有感于当下不少知识人的冷眼旁观，知识景观与生态的改观，除了诚意的参与，似乎还没有更好的策略。即使这其中不免遗憾，那也是时代的一部分。
过于佛系的写作，决然不会有深刻的作品，除了个人的自怨自艾，哪里对得住那些把时代的阵痛活进自我生命里的豪杰。那个时代的深度在于挣扎，刻写当然就愈发痛楚，这就是写作者的宿命。
四十岁的许知远写二十多岁的梁启超，已经给了我们不同的体验，后续随着传主生命的前续，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拘一格的许知远相当值得期待。
当然，这无疑又会是无数次熬夜、微醺甚至烟雾的折磨。
文字|谭徐锋（历史学者 出版人）
图片|世纪文景
排版|金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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