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胡适之间的两次误会_【文史e家】

1922年10月，也就是冯玉祥被逼卸任河南督军前一个月，上海一家由美国人举办的英文周刊举行一次中国名人选举，由多数为教员学生等中国知识界人士三万五千人投票，选出当时“最伟大的中国人”十二名，结果孙中山为第一，冯玉祥排第二，胡适列第三。冯、胡两人尽管早在1920年前后均成了名震华夏的风云人物，且为彼此倾慕的安徽同乡，但两人迟至1936年12月，才经友人介绍，于南京晤面结交。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举办庐山谈话会，与会的冯、胡二人时相过从，联系较多。在促使蒋介石不顾《何梅协定》的约束，毅然调派中央军由河南开赴河北一事上，冯、胡二人在同一天先后向蒋介石进言，联手促成此举。这应是两人相处最为相得的一段时光。庐山谈话会后，两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日后竟然引起两次具有较大影响的误会。

第一次误会发生于1939年1月。这一次是冯玉祥误会胡适。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身份赶赴欧美，于其朝野人士间展开活动，以争取同情和援助。1938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0月28日，胡适向美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外交活动。11月，他在不同场合作了几次演讲。有人开始抓住他的演讲词中的某些词句断章取义，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朝国内冯玉祥等人寄函，攻击胡适。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南京开幕。25日举行首次大会，冯玉祥于会场宣读上述私人来函，指出胡适在美言论多有不当，其倾向于失败主义与和议至为显明，要求国民党中央予以查处。会后冯玉祥致函蒋介石，请其撤回胡适，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蒋介石接冯玉祥来函后，即指示外交部迅速查询。1月27日，外交部致电胡适：“五中全会会场内，有人提询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执事在华盛顿之演说。据称内有粤汉陷落后，中国政府态度曾发生动摇，军队已退入内地，不能再作阵地战，游击队断难抵抗机械化部队；张伯伦欧洲和平之救星，美国报纸向其攻击，实为无理等语。此项演词据提询人称未曾发表，上述各节，系在场听者之笔记云云。”

胡适接电时，正因心脏病住院近二月之久，尚未出院。对于外交部来电，他虽然感到甚为诧异，但并不惊慌。28日他在分致外交部及外长王宠惠的电文中，否认11月18日作过演说，11月的演讲共有两次，一为11月17日晚在华盛顿曾应熟悉远东情形之美友十余人邀请晚餐，作非正式谈话，要点与在纽约各处之演说类同，所谓政府之动摇、军队不能再作战等点，完全不确。另一次为11月26日夜，听英国名人费边主义理论家拉斯基演说攻击张伯伦后，胡适曾指出张伯伦之和平政策确未可厚非。弱国所最期望者，为美总统威尔逊之仗义执言，若世无威尔逊则张伯伦之负责态度亦为难能。其他话则为妄传。当日在座有苏俄代办及西班牙大使，听者多左倾分子。这不过是一种讽刺论调罢了。当日会场主席宣称，谈话均不发表，以求自由讨论。不承想此番带有讽刺意味的话竟辗转讹传至万里之外的中国，成为胡适的罪状。

收到胡适复电后，外交部即将真相呈报蒋介石，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等胡适好友，也向蒋介石致函，力言胡适绝非主张议和之人，请求中央继续信赖他。多方面事实表明，有人故意栽赃胡适，蒙蔽视听，而冯玉祥未加详察，才让他误会了胡适。1月30日，蒋介石亲自致电胡适，称五中全会检讨国际形势，对于美、英、法之日趋积极感觉兴奋，“此皆兄等努力宣勤，善于折冲之所致”，故“特电致意”。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第二次误会发生于1947年9月，这一次是胡适误会冯玉祥。

1947年8月26日，为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事，胡适飞赴南京，9月6日始回北平。在南京胡适曾面见蒋介石，提出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其思路为国家集中财力，在头一个五年重点扶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在第二个五年再扶持另外五所大学，十年下来，争取做到这十所大学可以自立于世界大学之林。他指出国家每年派两千学生至国外留学，共需外汇四百万美金，而北大一年分得之外汇仅一万五千美金，几乎办不成什么事。救济之策，不如少派留学生，将省下来的外汇用来重点扶持几所大学，以打造成世界名校。9月5日，胡适在上海国际饭店对记者发表谈话，首次将这一计划公诸全国。9月7日，胡适回到北平后，再次对记者重提此议。胡适的建议经舆论公开后，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社会热点。胡适的几个朋友在与他谈论此事时，提到政府外汇的花费，何止留学一项，冯玉祥一行六人自1946年9月赴美考察水利后，一年半时间即用去国家外汇六十万美金。9月13日，胡适又一次对记者发表谈话，惋惜政府所耗外汇太多，举例时特别提到了他前几天听到的冯玉祥出国考察用去外汇六十万美金之事。

胡适的谈话在各报发表后，当时就有人怀疑胡适说法的真实性。冯玉祥的前任秘书王默生在北平对记者声言，报载冯玉祥出国政府拨给六十万美金云云，恐系传闻之误，据他所知，冯氏一行全年考察费用不足八万美金。王默生的谈话刊于1947年9月16日天津《大公报》，胡适应当会注意到。

9月21日，远在美国的冯玉祥收到了国内朋友寄来的报纸，其中就有胡适关于冯玉祥出国领用美金六十万元的谈话新闻。因这一说法严重违背事实，且有损冯玉祥的声望，对此冯玉祥不能无动于衷。他起草了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翌日旧金山《世界日报》，以《冯玉祥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公布此信全文。信中提到“你说，我出国领了六十万美元，不知道你以什么为根据？我出国的时候，若不是几个朋友帮忙，连旅馆都住不起……人家出国办事的人，一个少将阶级，在去年每月生活费是一千七百美金，去年年底，改为每月八百元美金。我出国是国民政府特派考察水利的，每月生活费只是六百元美金，同我在一起的水利专家秘书的生活费，每月是三百元美金。”信中指责胡适有滥用言论自由之嫌，并被人蒙蔽，否则“绝不会拿六万元当作六十万元”。信末告诫胡适不要再胡说、再糊涂。不过，生气归生气，冯玉祥还是对胡适保留了必要的尊重，如信首为“胡适先生大鉴”，信尾附“特此问好”四字。他相信，胡适因受别人蒙蔽才误会了自己，故不出恶声。

胡适看到冯玉祥的公开信后，不敢怠慢。他立即致信冯玉祥的老部下、水利部部长薛笃弼，询问冯玉祥出国考察水利花费的确切情况。薛回信称，冯玉祥一行六人出国考察，先后奉行政院核发考察费三次，共计国币三十六万元暨美金十三万四千元，均由财政部直接拨给。这一数字距六十万美金相差甚远。

在意识到自己的不妥后，胡适决定公开道歉。10月4日，他起草了一通致中央社函件，对自己说法的原原本本作了交代，并于信尾声明“我现在正式请中央社替我发表这封信，更正我上月的错误，我借这个机会正式向冯玉祥先生和资委会道歉。”翌日，胡适此信刊登于各大报纸。事后冯玉祥接受了胡适的道歉。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