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益启蒙：借鉴与自己省--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读书会
慈善事业如何演变？何谓影响力投资，其特征是怎样的？社会企业与传统慈善机构有何不同？公益创投者拥有怎样的价值观？...
序言：
春末五月，资中筠先生来到美丽的浙江，与朋友们分享她关于公益、启蒙及教育的思考。
11日，受善读.书友会邀请，资先生与书友们相聚杭州，分享她对公益发展的观察与心得，共话中美对照视角下的中国新公益图景。
14日，资先生受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邀请，与学生们分享她对当前世界大事的看法及与我们自身的关系。
15日，通衡浙商俱乐部邀请资先生做客“通衡论坛”，与企业家们分享“从文化和制度看中国的启蒙”
18日，资先生为温州外国语学校的教师，做了一场主题为“读出人的出世和入世”的演讲。
20日，资先生来到苍南中学，与高中师生分享“中国教育的传统与未来”
21日，受半书房邀请，资先生坐客“名家思想沙龙”，与听众们分享“公益慈善与社会改良”
后续将陆续发布如上活动内容，今天先与大家分享善读书友会的活动详情。下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善读”
新公益启蒙：借鉴与自省
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读书会
资先生深厚的学术研究底蕴，以及对于国内外公益发展最前沿的观察，令书友们受益匪浅。在提问和互动环节，资先生与来自商界、政界、公益界的热心读者们，对于正在发轫的中国公益事业也进行了坦诚和深入的交流，其中有困惑，亦有期待。资先生娓娓道来，书友们如沐春风。本文将对此次读书会的精华做一个较完整的呈献，供书友们交流、思考、共同学习。
因篇幅有限许多精彩观点不能尽录，还望谅解。
慈善事业的演变
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
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
资先生谈到，无论是前工业时代的扶贫济困，即“授人以鱼”，或工业时代的“授人以渔”，还是后工业时代突破传统公益形态，将社会改良与投资的理念相结合，寓公益于商机，甚至掀起一场“渔业革命”，慈善形态的演变无一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土壤，同时体现一定的价值观（详细内容已整理成如下表格，可点击放大）。
图表一：慈善事业的演变
在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随着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以及生产灵活性的增强，传统公益早已不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新公益便应运而生。资先生对此做了深入地剖析，特别将影响力投资的理论与案例分享给书友们。
什么是影响力投资？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思想先进的人看到了依靠私人基金会和政府福利缓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其效率和效益开始递减，于是考虑另辟蹊径。“最主要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人，就是原来做传统公益事业的人，或者是那些经济学和社会学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教授，想出了一些办法来。他们主要借鉴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的这种观念来做公益。” 最开始，他们想到的是“负责任地投资”，即不投资于对社会产生伤害的产业（比如烟草业或严重环境污染的产业），但这是相对消极的做法。后来他们想到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即积极地投资能对社会产生有益影响的产业，而非消极地不作恶。影响力投资的特征
1. 管理风险的能力要高，一是因为触碰到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投资由于政治不稳定和战争等因素，风险大大提高；二是存在道德风险，失败了则会面临假装为穷人谋利，实则满足投资野心的诟病。
2. 要有与抗风险能力相匹配的组织架构，甚至要优于一般企业。
3. 要能动用足够多的社会资源，利用一些公益网络（如下文介绍的SVP)，让更多专业人士深入参与公益组织的管理，使得从业人员受到各方面能力的培训。
4. 要有标准化的评估机制，切不可模糊公益与赚钱的界限（详见下文的共益实验室）。
1. 管理风险的能力要高，一是因为触碰到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投资由于政治不稳定和战争等因素，风险大大提高；二是存在道德风险，失败了则会面临假装为穷人谋利，实则满足投资野心的诟病。
2. 要有与抗风险能力相匹配的组织架构，甚至要优于一般企业。
3. 要能动用足够多的社会资源，利用一些公益网络（如下文介绍的SVP)，让更多专业人士深入参与公益组织的管理，使得从业人员受到各方面能力的培训。
4. 要有标准化的评估机制，切不可模糊公益与赚钱的界限（详见下文的共益实验室）。
影响力投资者
影响力投资的投资人“可以是政府，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非营利的慈善机构”。实际上最早英国在1948年左右成立了英联盟发展公司，他们联接了盟国（其中美国投入最大）的资金、技术力量，去帮助位于非洲、亚洲等殖民地的发展，也已经是这种观念，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个词。
影响力投资的投资人“可以是政府，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非营利的慈善机构”。实际上最早英国在1948年左右成立了英联盟发展公司，他们联接了盟国（其中美国投入最大）的资金、技术力量，去帮助位于非洲、亚洲等殖民地的发展，也已经是这种观念，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个词。
服务对象
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呢？一部分是在发达地区的弱势人群，包括美国、欧美底层的穷人。例如尽管美国早已实行12年义务教育，且教育发达，但是还有不少儿童得不到优质教育。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有一个提法，叫做金字塔底人口，（Bottom of the Pyramid，BOP），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是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算是金字塔底人口，所以现在的新投资、影响力投资向这方面按人口计、地区计，而不是按国家计。
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呢？一部分是在发达地区的弱势人群，包括美国、欧美底层的穷人。例如尽管美国早已实行12年义务教育，且教育发达，但是还有不少儿童得不到优质教育。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有一个提法，叫做金字塔底人口，（Bottom of the Pyramid，BOP），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是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算是金字塔底人口，所以现在的新投资、影响力投资向这方面按人口计、地区计，而不是按国家计。
投资回报率
影响力投资分为三等（参见下图“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光谱”）：一类是只追求社会目标；第二是既营利也追求社会目标；第三是完全以经济收入为主，但同时是有社会目标的。而投资人对回报率的期待也依此分：有一种是希望在实现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有利润回报，再将回报重新投入为社会谋福利的事业中；另一种人不在乎回报率，只在乎在某一领域实现社会目标；还有一种是追求回报的同时实现社会影响力。前面提到影响力投资的风险较一般资本大，但也有例外，比如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有社会目标的投资反而未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另类资本（Alternative Asset），他们没有落入华尔街的套路里，因此反而渡过了难关。
影响力投资分为三等（参见下图“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光谱”）：一类是只追求社会目标；第二是既营利也追求社会目标；第三是完全以经济收入为主，但同时是有社会目标的。而投资人对回报率的期待也依此分：有一种是希望在实现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有利润回报，再将回报重新投入为社会谋福利的事业中；另一种人不在乎回报率，只在乎在某一领域实现社会目标；还有一种是追求回报的同时实现社会影响力。前面提到影响力投资的风险较一般资本大，但也有例外，比如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有社会目标的投资反而未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另类资本（Alternative Asset），他们没有落入华尔街的套路里，因此反而渡过了难关。
社会企业
影响力投资的对象之一
影响力投资的对象之一
图表二：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光谱
上文提到，公益与赚钱不可界限模糊，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权威性的评估机制。在美国，这个机制就是共益实验室（B Lab），这是一个民间自发的认证体系，由它认证的公司就算是社会企业,虽然认证本身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同时B Lab也在地方层面推动社会企业立法，已经在27个州，通过修改公司法来推动企业追求社会目标。原来的公司法规定CEO的责任是为股东（Shareholders）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假如今年由于你的操作不善，没有满足他们应得的利润，股东、董事会可以起诉你，或者是罢免你等等。特为共益公司这样的社会企业制定的法律，就可以不为股东的最大利益而服务，而是为设定的社会目标，为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服务，报业绩的时候首先强调社会目标方面的进展。
除《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一书中的诸多案例外，又举出两个案例：
案例一
高盛 | 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
高盛在波斯顿市通过发放社会影响力债券给各种NGO，帮助一些犯罪的青少年，说服警方免其入狱而接受特定的NGO设立的特殊教育；同时帮助刑满释放的青少年，避免再次犯罪。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帮助美国麻省青少年重复犯罪率从55%降低到37%，每少一个重复入狱青年，就为市政府每年省下4.75万美元。高盛与政府达成协议，把节省下的钱返回给高盛，这样形成良性循环。
案例二
非洲移动电话
人们总有一种思维定式，认为穷人买不起东西，不会把商品放在贫困区卖，比如手机。曾经有个年轻人想在沙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开一个手机工厂，到处寻投资者不得，直到前文提到的英国联邦发展集团相信这个项目的可能性，投资了2,500万美元。如今，这个项目发展成了非洲移动电话，年收入超过10个亿，大大有助于当地人民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提高，甚至产生几何级数的效益。
资先生在分享中还特别提到了SVP（Social Venture Partners），她认为，SVP所做的公益创投，就是扩大影响力投资，联合社会各界，形成一个网络，一个广阔丰富的生态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有权的出权，即政府也可参与其中。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有志之士都可以联合起来做一件或者几件事情。SVP的目标，并非做出一个精致却无法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模型，而是要培育可推广、可复制、可做大的投资项目。而原先各类非营利的基金会类似化学反应中的触媒，召集各方面关键的参与者，起到催化的作用。
-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人生而平等。例如比尔盖茨夫妇发现非洲儿童因疟疾流行而死亡率很高。他们因为相信非洲的儿童应和美国儿童一样的生存权决定在非洲从事流行病防治的公益事业，并以这样的价值观锲而不舍地朝着目标奋进。
- 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主人翁感。社会存在许多问题，每一个公民相信自己有责任，也有条件处理问题，而非等待英雄人物的拯救或者是政府英明政策的出现。
- 切身的危机感。许多公益事业的先行者往往正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既得利益来自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而非倚赖超经济的特权而获得致富的特殊条件。因此，他们意识到，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单靠金字塔尖的富豪是支撑不起整个市场的，市场坍塌了，他们的利益也难保，因此他们更愿去培植健康的市场，而非固化特权制度，在这个层面上，这些“既得利益者”与中产、底层阶级是休戚与共的。他们对当前制度的弊病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提出要促进“资本主义演变”。资本当然是逐利的，但要持久地营利，必须促进共同富裕，在这个意义上，新公益可以说是“义利兼顾”。资先生将美国百年公益史的梳理作为借鉴，进而说到对中国当下新公益的自省，不仅使听众产生了参与新公益的热情和向往，同时也激发了理性的思考。“很多人就说我们能不能做社会企业，我们的工业化社会的公益现在也还做得很艰难，现在我们能不能够做新公益？我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你只要想做都可以尝试来做。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我们怎么样接地气，怎么样能够在现有体制、现在的法规所允许的情况下来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发挥智慧的地方。比如说现在新通过的《慈善法》，我觉得比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有不少进步。这个进步是从那儿来的？不是立法者忽然发善心，忽然心血来潮，而是这一二十年来那么多NGO的实践证明，推动、呼吁我们的《慈善法》往前进了一步。既然有这个进步，我们就多了一点空间，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多做一些事情。其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觉得还束缚手脚的地方，慢慢地用我们的实践再把它开拓起来，我想也只能是这样。但是要做这个事情，你相信不相信人生而平等这个观念十分重要，你如果有这个观念就有这个动力去做；你相信不相信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一份责任。当然你可以说我们跟美国不一样，我们不是公民社会，我们无能为力，好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做得了了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但也有好多事情是我们做得了的，要不然我们不会发展到今天，不会今天有SVP这样一个事物，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就证明，想要做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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