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朱安：被鲁迅辜负一生的女人（一）

（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朱安鲁迅...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朱安

鲁迅的一生，都在为新文化的发展奔波劳碌。男人的落脚点终归是事业，爱情嘛，自然淡一些，鲁迅的爱情与婚姻，是典型的新旧文化的产物，几分无奈，几分失意又几分幸运。朱安的不幸，是时代的不幸，小脚女人奈何新文化的狂潮；而许广平，这个被大家接受称赞的新女性，成为鲁迅最爱的女人。

朱安，这个被历史淹没的名字，却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说实话，真心心疼这个小脚太太，也许嫁个普通人家会幸福一辈子，相夫教子，分担家务，可偏偏命运让她做了一辈子的老姑娘。命运，真的爱开玩笑。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孙伏园是鲁迅的密友，他回忆：“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王鹤照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婚后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二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屋里的一张床上。然后便匆匆携二弟周作人返回日本，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足以看出，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可是，谁曾同情一下这个可怜的“安姑娘”。这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新婚的那几天又是如何的以泪洗面，如何从大小姐转变成被人冷落的妻子，她也许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有文化有见识的新女性，但是，她错了吗？难道鲁迅就真的没有错吗？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但是，她和鲁迅的婚姻，却形同虚设。

鲁迅和朱安的关系，前后可分成五期：1906年夏秋间鲁迅奉母命与朱安完婚，至1919年12月29日朱安随周氏家族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为第一期。1923年8月2日鲁迅“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为第二期。有人曾回忆鲁迅说：“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

鲁、朱迁居砖塔胡同，至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为第三期。八道湾是较大的宅子，二人分住前中两院，无须朝夕相对。及至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夫妇搬到砖塔胡同，住处逼仄;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也不宽敞，这段时间才如友人荆有麟所说：“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朱安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也说，谈起夫妻生活，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鲁迅南下，至1927年10月8日他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为第四期。其间鲁、朱不曾见面;鲁迅与许广平同居，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为第五期。鲁迅曾于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1932年11月13日至30日回京探亲，住在西三条，情形当与第三期相同。

然而若对照着看鲁迅的创作史，却颇有意思。鲁迅大约一半的创作完成于荆氏所谓“太怕人了”的三年里，这说得上是思想家、作家和学者鲁迅毕生最辉煌的时期。

荆有麟说：“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那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临死前数年，对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对于社会之开辟新路，谁又能说，与那有前进思想，又能诚恳工作的许广平，毫无关系呢?”

所以鲁迅先生很少写到恋爱且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鲁迅病逝上海，遗嘱大小事都叮嘱，唯独对朱安只字为题，鲁迅的冷酷及对朱安的憎恶可见一般。朱安没有功劳也总有苦劳吧，照顾着自己的婆婆，尽心尽职，难道真的不值一提吗？鲁迅逝世，朱安的生活开始变得拮据，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受到鲁迅粉丝的抨击并进行劝阻，朱安被激怒并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请人代笔致信许广平说：“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这个女人的一生，在煎熬中度过，我真的想说她真的不值得同情吗？难道在墓碑上真的不能有任何标记吗？难道连遗嘱都不配出现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吧，鲁迅有错吗？许广平有错吗？比起周作人，鲁迅的爱恨看起来更加直率利索吧，只觉得朱安很可怜，谁又有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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