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之路：东非游牧部落的社区保护_【PlateauWild】

在东非大裂谷的稀树草原上，马赛人曾是强大的势力。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和现代化进程后，马赛部落仍在赤道顽强游牧，却深陷人兽冲突、草原退化的漩涡。没人比大卫•威斯顿更熟悉大裂谷生态系统，也是他最早尝试社区保护。社区保护能保障传统马赛的未来吗？...

在东非大裂谷的稀树草原上，马赛人曾是强大的势力。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和现代化进程后，马赛部落仍在赤道顽强游牧，却深陷人兽冲突、草原退化的漩涡。没人比大卫•威斯顿更熟悉大裂谷生态系统，也是他最早尝试社区保护。社区保护能保障传统马赛的未来吗？

马赛部落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笔直的国界线上，东有安博塞利（Amboseli），西有马赛马拉（Masai Mala）。南方大裂谷（South Rift）位于两大国家公园之间，干旱炎热，长夏无冬。每年4-6月为雨季，降水集中，10月至次年3月为旱季，有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几乎滴雨不下。

生活在这里的人群主要是赤道上的游牧民族，马赛人。面对恶劣的气候，他们发展出了游牧的生产方式。在雨水丰沛的季节，马赛人将牛羊放养在部落周围；旱季来临时，则将牛羊赶往草原上为数不多的湖泊湿地。游牧的不只是马赛人，也包括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旱季时的湿地不仅是马赛人赖以维生的关键资源，也是野生食草动物糜集的场所，食肉动物也随之而来。

图1. 肯尼亚的南方大裂谷。拍摄/何磨西

面对稀缺资源，竞争是多方面的。除了牛羊与食草动物对牧草的竞争，马赛人还必须学会与食肉动物相处。即便在资源丰富的雨季，牛羊也难免会和狮子、花豹、鬣狗等猛兽不期而遇，更何况旱季时每只动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非洲草原上的猛兽不会轻易放过牛羊，毕竟牛羊更容易捕猎。马赛牧人只要稍有疏忽，就会遭受损失。

马赛男人的成年礼，是猎杀一头狮子。猎狮仪式，一方面让族群内部保持对猛兽的无畏和警醒，同时也让狮群知道，要跟这帮穿红衣服的人保持距离。而今，为保护非洲狮，大多数马赛部落已经废除猎狮的成人礼。但是，为保护族群和牲畜的安全，报复性猎杀却更为频繁。如何保护狮子和生态系统，同时又让原住民安居乐业，是长期以来的棘手问题。

图2. 大裂谷稀树草原中的狮子。拍摄/何磨西

此外，周期性的持续干旱，注定了草原生态的脆弱性。肯尼亚的草原除保护区外，大多为私人或社区所有。为保护财产，围栏被应用于划分草场。随着产权的细化，围栏越来越小，而为提高收益，牲畜越来越多。草场面临日益严重的放牧压力，牛羊不得不在日益减小的范围内采食和践踏，造成草场退化。

2006年，大卫•威斯顿（David Western）来到南方大裂谷。他是生态学家，对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开展过几十年的研究。他担任过政府高官，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署主管。他是保护主义者，开创了肯尼亚的社区保护，创办了民间机构非洲保护中心（African Conservation Center），探索科学研究和社区保护相结合的道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威斯顿是东非保护的一面旗帜。

图3. 大卫•威斯顿，生态学家，保护主义者，社区保护的先驱。拍摄/何磨西

在南方大裂谷，威斯顿面临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大象和犀牛遭到盗猎，狮子和花豹被报复性猎杀，农业开垦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草原细分和过度利用导致生态退化。他有何妙策，能保护好这片国家公园之外的土地？

安博塞利

1967年，二十出头的威斯顿来到安博塞利，开展稀树草原生态学研究。在安博塞利的头几年，威斯顿通过航空调查，搞清楚了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

源自乞力马扎罗的河水注入安博塞利生态系统的中央，形成一片巨大的天然湿地。在雨季旱季相交替的赤道地带，野生动物在天然湿地和周边土地上往返迁徙：旱季到来时，食草动物集中到湿地中渡过难关；雨季到来，食草动物四散到周边土地上，取食鲜嫩的植物。

图4. 安博塞利生态系统。深蓝色为中央湿地所在地。来自：David Western

1974年，在威斯顿的推动下，肯尼亚成立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当时的国家公园管理模式是实行堡垒式保护，将安博塞利中央的湿地封围起来，阻止家畜进入，以免破坏植被和水源。然而监测发现，这种管理模式是在毁灭安博塞利。大量野生食草动物一年到头集中在湿地中，高强度的取食和践踏，几乎摧毁了湿地的植被。

同时，国家公园的成立严重影响了马赛人的生计。传统上，马赛人的牛跟随野生食草动物，在安博塞利的湿地和周边土地上往返迁徙。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成立后，马赛人的牛无法在旱季进入湿地，牲畜因此大量死亡。目睹变迁的威斯顿，又推动肯尼亚政府打开国家公园，让边界内外的野生动物和家畜自由进出。

实际上，社区保护是东非自然保护的必由之路。东非大部分野生动物是在保护区之外。其中，私有和社区所有土地上的野生动物占全国的40%，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只占35%。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日益加剧，乡村社区饱受侵扰的现实被野生动物保护的主流话语掩盖。老百姓不能从野生动物保护中受益，国家政策对此也只字不提。造成的结果是野生动物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大量野生动物遭到报复性和预防性猎杀。从1970年到2000年，肯尼亚全国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约41%。迁徙和扩散使得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肯尼亚国家公园里的野生动物减少量高达38%。

图5. 马赛牧民在稀树草原中的家。拍摄/何磨西

上世纪90年代，在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署主管的任上，威斯顿大力推行社区保护。肯尼亚中央政府出资，支持符合条件的社区开展野生动物观光旅游。只有切实保护野生动物的社区，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和许可，启动生态旅游。如此一来，牧民从保护中获益，大大改善了保护区外土地上野生动物的处境。

香波勒保护地

威斯顿2006年来到南方大裂谷时，选择的试点是香波勒集体牧场（Shompole Group Ranch），面积约1550平方公里。

威斯顿的介入恰逢其时。在安博塞利，威斯顿曾比较过两个相邻牧场的命运，其中一个将土地分到牧户，另一个没有。长期监测表明，没有划分土地的牧场不仅拥有更多的野生动物，还养活了更多的家畜。实际上，在干旱半干旱草地上，土地细分有可能对野生动物和家畜造成致命的威胁。香波勒原是马赛部落的集体牧场。在肯尼亚的土地划分浪潮中，当地部落没有从众，坚持牧场公用。

图6. 马赛人的牲畜。拍摄/何磨西

在威斯顿和非洲保护中心的帮助下，当地成立了SORALO（South Rift Association of Landowners，南方大裂谷土地所有者协会）。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SORALO与马赛部落和其他的土地所有者达成一致，建立香波勒保护地（Shompole Conservancy），实现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双重目标。

经过调查和规划，SORALO将香波勒保护地划分为三个功能区：保护区，实验区和农耕区。保护区是核心区域，区内有一块湿地，如同安波赛利的湿地一样，维系着该地所有野生动物和家畜在旱季的生计来源。保护区受到严格保护，杜绝人为干扰，但在旱季可以开放给家畜利用。实验区类似于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实验区的重要性相对较低，但仍然是许多动物的家园，但不能任意开发利用。实验区也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是该区的目标。为此，SORALO帮助制定灵活的放牧管理方案，严格限定种类和范围的生态旅游。保护地还保留少量的农耕区，为部落生产粮食。

在香波勒保护地中，借鉴安博塞利的经验，威斯顿推动了科学研究和长期监测。其中最有成效的工作是：通过对狮子和草原的长期监测，实施精细化管理，大大降低了人兽冲突发生的概率，也避免了因过度利用而导致草场退化。

长期监测掌握了狮群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节律。在此基础上，牧民和科学家一起制定了游牧的方案。具体到每天哪些时间段牛羊应该待在哪个区域，每年特定季节牛羊应该去哪里。对草原的长期监测，搞清楚了牧场的动态变化，以及干旱的影响。牧民和科学家据此制定放牧管理的细则。比如，在每年的某个季节牛羊应该利用哪片牧场；当草被牛羊啃食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搬走。

图7. 威斯顿的儿子盖伊在介绍非洲狮生态学研究和监测。拍摄/何磨西

如果个别牧民因各种原因破坏规则，那又如何呢？部落传统是确保制度实施的因素之一。马赛人告诉我们，放牧制度中有一条是不允许牛羊进入保护区，部落内部制定了严格的监督与惩罚措施。部落成员一旦发现违反者，则报告酋长和巡护员，后者可以派人直接把牲畜杀了卖掉，违反者还将受到诅咒，这在马赛部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有人做了伤害野生动物的事情，也将受到类似的惩罚。

对狮群和草原的监测，建立在威斯顿对稀树草原长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又是本土化的，普通马赛牧民也能掌握这些知识并加以运用。威斯顿在香波勒的科学研究和生态监测应对了牧民最关切的问题，这也促使牧民最终参与进来，共同实施可持续管理。

图8. 马赛牧民在挤奶时监测产奶量。拍摄/何磨西

此外，在研究、监测和保护工作的基础上，SORALO逐渐开展生态旅游，组建妇女小组，扩展生计来源，提高部落生活水平。在交流中，一位马赛人对我们说：“如今，人们能从保护中受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野生动物的安全。小孩也能有钱去读书，毕业后，他们还想回来继续保护野生动物。女性也能受益，而要是没有这个项目，她们是没有收益的。”

社区资源中心

那么，SORALO是怎么管理香波勒保护的呢？答案是，LALE‘ENOK社区资源中心（LAale‘Enok Southrift Resource Center）。

“LALE‘ENOK”是马赛语，意思是“收集信息并返回报告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牧场，同时避开凶猛的食肉动物，马赛部落需要年轻的勇士能追踪野生动物，带回各种与生计有关的关键消息，便于部落和家庭制定决策。

图9. Lale' Enok社区资源中心在林间的指示牌。拍摄/何磨西

社区资源中心位于大裂谷稀树丛林腹心地带的一片营地：一座木质尖顶建筑，其中有一个开放的大厅和几间简易办公室。十来个帆布帐篷围绕四周，这是生活区。一块简单的木牌立在小路边，写着中心的名字。SORALO的团队长年驻扎在丛林深处的营地，管理社区资源中心的日常运营。这个团队人数不多，但分工明确，由社区、科学家、监测员、保护者、志愿者和学生组成。

图10. 访客与SORALO团队在社区资源中心交流。马赛监测员（右侧站立者）分享监测经验。拍摄/何磨西

2014年3月，我们到访大裂谷时，就见到了数位科学家。威斯顿本人在从事草原生态研究。他的儿子盖伊（Guy Western）是剑桥大学的博士生，正在这里从事非洲狮的研究。还有狒狒研究的著名科学家德比•南丁格尔（Debby Nightingale）。通过长期的生态学研究，科学家们掌握野生动物的生态习性，识别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节律，了解草原生态系统的动态。这为设计保护活动提供了科学基础。

保护者由外来人员和当地人员构成，负责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促成一致行动。三十多岁的约翰•卡曼嘎（John Kamanga）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当地马赛人，英文流利，沟通协调能力极强。约翰是联通外来科学家和当地马赛人的重要环节，不可或缺。

监测员，即Lale’enok(信息人），根据各自的兴趣参与各类科研和保护行动。比如协助科学家开展动物研究和草原监测，了解了野生动物和草原的规律，再把这些知识带回社区。监测员往往掌握许多专业知识，个个身怀绝技，在陆续开展的生态旅游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讲解员。

巡护员专门从事巡护，按照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署的标准接受武装训练，训练合格后持枪上岗，对抗偷猎分子。监测员和巡护员由不同的人担任。我们抵达大裂谷时，就看到一批年轻人在空地上操练。此前，大裂谷的偷猎问题非常严重。自从聘用23名巡护员开展巡逻后，偷猎事件显著减少。此外，巡护员还充当联络员。一旦发生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事件，老百姓会直接联系他们来处理。

图11. 威斯顿（右侧站立者）对巡护队讲话。拍摄/何磨西

志愿者和学生也为协会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在信息系统的建立和管理、资源中心的运营、科研和保护工作等方面，都有或长期或短期的国际志愿者和学生的参与。比如，来自爱尔兰的小伙子帕德尔帮助资源中心建立了数字化管理系统，运营资源中心的网站。

从2006年开始，威斯顿和他的团队在香波勒的工作已有十年历程，从发现这里的生态价值、开展食肉动物和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到建立社区资源中心、开展基于社区的自然保护，再到生态旅游和各类社区发展项目。有好的科学研究，好的传统文化，还有好的社区工作：威斯顿的探索和实践，展示了社区参与科学监测与保护实践的可能性和巨大潜力。

参考文献：

1.      Ogutu J O, Owen-SmithN, Piepho H P, et al. 2011. Continuing wildlife population declines and rangecontraction in the Mara region of Kenya during 1977–2009[J]. Journal ofZoology, 285(2): 99-109.

2.      Western D, Waithaka J,(2005). Policies for reducing human-wildlife conflict - The Kenya case withwider application. In: Woodroffe R, Thirgood S and Rabinowitz A ‘People andWildlife – Conflict or Coexistence?’ Conservation Biology No. 9.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Western D, Russell S,Cuthill I. 2009. The status of wildlife in protected areas compared tonon-protected areas of Kenya[J]. PLoS One, 4(7): e6140.

4.      Western D, Waithaka J,Kamanga J, 2015. Finding space for wildlife beyond national parks and reducingconflict through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the Kenya experience. Parks,21(1)

撰稿：

何磨西，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从事自然保护工作十年。电子邮箱：hebingg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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