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凤街

每次我爱上一个男孩，都会带他来来凤街。...



几年前在上海看费里尼影展，《阿玛柯德》剧终时，眼泪哗哗地流，吓坏了邻座的陌生帅哥。那是费里尼的故乡里米尼，我看到的，是我的来凤街。

这条街以前很美，高大的梧桐浓荫蔽日。夏季遍地光斑，风一吹动，整个世界随之摇晃。蝉鸣永不止歇。西瓜摊旁，总有一个戴草帽的瓜农闭目打盹。秋季落叶飘零，一场冷雨之后，巴掌大的树叶像是织进地面的纹样。春季，和里米尼一样，漫天飞絮。过敏的行人会把脸皱成一团匆匆路过，用城南的方言嚷嚷几句，像诅咒，又像调侃。

我从小住楼房，但总喜欢踏上双塘的鹅卵石小路，去寻住在红砖平房里的小伙伴。我艳羡他们出门乱窜非常容易，只要在门口张一眼，就知道在家不在家。小巷深处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每年会开满树淡紫色的泡桐花，树上一片，地上一片。墙角生长着凤仙花，暑假时便掐来拧了花心的汁子染指甲。讲究一点的人家，院子里会有石榴树。六月榴花似火，语文老师带上一班小学生去集体观摩，事先打个招呼就行。这条街上的人，好像谁都认识谁的。

来凤街的尽头是集庆门城墙。每年重阳，会有大人带着我们一帮小孩爬上城墙"登高”，辨认刻在墙砖上漫漶不清的明朝制作者姓名。平时我也会溜上城墙，却只为了城墙上生长的一种野生植物──苍耳。采一大把下来，攥在手心，看见穿毛衣的路人便绕到背后偷偷掷出。苍耳会粘附在毛衣之上，待到回家睡觉脱衣服时才得发现。

小学结束那年我搬过一次家，只是从街东边搬到街西边。这条街几乎被父亲的单位所垄断。这个有着辉煌前身的老国营工厂，鼎盛时期职工四千，连带家属，把秦淮河边的这条小街填塞得满满当当。父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家厂。退休后他不愿呆在家里，接受了厂里的返聘。每一天，他步行穿过来凤街，一路和不同的人打招呼开玩笑，像过去几十年里的每一天。

多年以后，我偶尔会梦见小学时候的家，泪流满面地醒来，或醒来后泪流满面。那里仿佛埋藏了生命最初的秘密。我第一次留心到阳光下蓬开的细碎浮尘，第一次听见夜雨沙沙地落在对楼的屋瓦上，一个大而深邃的世界在我身边渐渐升起。或许，那里还保留了来凤街最初的纯净。在川流不息的生活里，却是一个孩童眼中，由梧桐树、城墙、鹅卵石小道、红砖房组成的静止的美。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我的记忆中，却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推土机开了进来，来凤街变成了一个巨型建筑工地。泡桐树、石榴树、凤仙花还有鹅卵石小道，红砖房和红砖房里的小伙伴，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梧桐虽幸存了下来，经过大肆修剪，剩下的枝桠再也不能在头顶编织一条绿色的穹窿。公交和私家车涌进了这条狭窄的街道，一旦堵车，喇叭声响成一长条。城墙边立了块保护的牌子，封住了入口。即使还能上去，护城河外一片片楼盘林立，登高，再也看不见远方。

父亲的单位，在几经挣扎之后，永久地迁走了。随之离开的，是一批批揣着拆迁款的老同事。在这之前，国企的下岗风潮席卷了来凤街。

母亲办理了内退手续。之后，她积极地“从头再来”，开过书店，做过记者，去私立学校当过班主任，也曾把自己反锁在漆黑的小房间里嘤嘤哭泣。后来，她安安心心地炒起了股。每天晚上，父亲在他们的房间看电视，我在我的房间准备考试，母亲坐在客厅里，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小，贴在耳边听股评。母亲的生活只是来凤街的一个缩影，因为父亲的稳定，我家影响不大。而来凤街上，人多了起来，脾气也急躁了起来。大量外来者涌入，争吵开始蔓延，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小本生意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工作没有了，饭还是要照吃的，阴冷的冬季，这些被体制潦草抛弃的人缩着脖子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照顾一下彼此的生意。

洗牌之后，人人都在酝酿看似有希望的生活。楼下出现了新的报刊亭，老板是父亲单位的下岗职工，四十岁不到的中年人，长脸，浓眉，颇有英气。他的脸上看不到愁云惨雾，反倒是南京男人的独特的豁达，每次去买杂志，他会说句“谢谢”。在我中考的前一夜，他还认真地祝我考试顺利。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十年后，我再次路过他的报摊，他还在，只是苍老了许多。我买了本杂志。找钱时，他疑疑惑惑地看着我，我避开他的眼光，快步离开。我不想和他相认。他这些年的生活，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我不忍让他从我身上看见他过去生活的倒影，并为之神伤。

科技发展这么快，他的生意怕是越来越难做。来凤街上，这些年轻时被体制无情抛弃的人，年老后又再度被时代抛弃。下岗工人熬着熬着，熬成了退休工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市立医院开药，因为免费政策把公交塞得满满当当，仿佛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被夺去的东西，一点一滴地夺回来。“钱”成了最光明正大的话题，它的变体占据了人们所有的闲聊。房价飙升的时候，谈房子；股市暴涨的时候，谈股票；自己的生活到头了，谈儿女。

我考上大学后便离开了来凤街。学校虽然同城，我宁愿在七人一间的宿舍里呆着，每个月回一次。毕业后我去上海工作，回来凤街更加稀少。然而我每次回家时，楼下摆摊的素不相识的大妈会笑咪咪地招呼一句“回来啦？”假期结束我动身离开时经过她身边，她又笑咪咪地招呼一句“走啦？”我不认识她是谁，她的摊子上摆着廉价的塑料日用品，让我想买也没东西可买。但她却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我回来和离去时招呼我的人，来凤街也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有此待遇的地方。

我慢慢发现，下岗这件事摧毁了来凤街上那一代人的安全感，而猝不及防的新时代的到来，又让其中大部分人不知所措。他们和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日益浮躁和粗鄙，但依然有东西存留了下来。公交上一车的老头老太在高谈阔论退休工资和儿女买房，而急转弯时会有人说：“你抓住我膀子。”农贸市场总会有人吵架，也总会在事态升级之前被周围的人化解。最重要的是，只有在这里，我能彻底放松。虽然这里的氛围常让我急欲离开，但我也知道，最能包容我的也是它。我们共同成长。我知道来凤街的一切，它也知道我的，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存留下来的还有其他东西。来凤街的人来来去去，有许多新南京人到来，吃的东西却还是那个味道。早饭摊上一直有热腾腾的蒸儿糕、乌饭包油条、小馄饨、萝卜丝饼，蓝老大的桂花糖芋苗，瞻园面馆的皮肚面，金胖子的牛肉锅贴。烤鸭要买徐家鸭子店的，而盐水鸭还是下浮桥头那家好吃。去晚了两家都卖完了也不要紧，其他随便哪家总还有，味道也不会太差。后来我家搬离了来凤街，父亲在新住处吃了几个月早饭，告诉我，这里的人们只是讨个生活，哄饱肚皮，买的和卖的都不讲究。而在来凤街，人们不富裕，却要有手艺才能立足。是的。南京的新兴景点老门东，小吃一条街有很多来自于来凤街。在老门东，它们的身价翻了倍，而在来凤街，它们还是那样不起眼的门面，拥满了不起眼的食客。我回国时，父母会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去来凤街买鸭子，再坐一个半小时回家。我劝了几次，还是随他们去了。他们或许也是借由这个机会，去看一看来凤街。

我最好的闺蜜也是在来凤街长大的。她和我一样，成年后离开了来凤街，也不打算回去。我们同在上海，见面并不很多，但我们之间有一股强烈的情感纽带牵系住彼此。我们聊各自的近况，聊生活的失意，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是在聊来凤街。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谙熟人们的脾性，习惯的表达，语气上细微的差异可以迅速体察，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来凤街在我们的心底建立起一种联结，无论在异乡，还是异国，彼此都不会失散。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每次我爱上一个男孩，都会带他来来凤街，让他看一看我从小生活这么多年的地方。我不知道这在他眼里是否稀松平常，而在我这里的意义，是开放了心里的领地。来凤街，它复杂，破败，忧伤，美丽。而我就是它。

在出国之前，为了让父母有一个宁静方便的居住环境，我为他们换了房子。母亲短信告知我来凤街的房子终于卖出去的那一天，我正挤在上海的地铁上，立刻就哭了。这么多年，我一步步地离开，从换一条街道，到换一个城市，到换一个国家。我一直清楚远方是我的宿命，但那时才发觉，最不在意的东西，或许最珍贵。我曾打算永久保留来凤街的房子，即便父母故去，即便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当我遇到人生的关卡：丧亲、离婚、病痛之时，我可以回到这里，让童年的气息、父母的气息环绕我、抚慰我。这是最后一个能让我平静的地方。而它终于逝去，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在来凤街度过的最后一夜，我曾辗转难眠，起身写下这一段话：“有时我对于‘家’的概念很模糊，它不是几单元几零几，而是那一整条街。我闭着眼可以在想象中从头走到尾的街。走过街头街尾，走过桥上桥下，走过四季，走过梧桐树，走过西瓜摊，走过小学同学家门口，走过师兄的单车，一直走到今夜。你以为这就戛然而止了吗？不。还会继续走下去。在我的回忆里，感情里，身体的烙印里，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年华老去。”

如今，我已远在八千公里外的蓝天与艳阳下。周末的时候，我常常开很久的车，走很远的路，去看波涛轰鸣的海岸。当我久久凝视那一片空空荡荡的蔚蓝，来凤街偶尔会出现在那里面。那条不满一公里的小街，带着纷繁的人影，喧嚣的声音，驳杂的气息，零落的回忆，轰鸣着，向我涌来。

这首歌的改编曾出现在《阿玛柯德》里。Siboney是古巴的一个地名，这首歌是唱思乡之情。

我找懂西班牙语的K桑帮我翻译时没有告诉他这一点，所以，他翻成了一首情歌。而这样的结果，其实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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