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四书丨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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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也称为《道德经》，其作者老子的传记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可惜只有四百余字，措辞又颇多存疑之意。据说他姓李名耳，谥聃；“老子”大约乃是老先生的意思——在先秦诸子中，他的年辈最高，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老子》凡八十一章，五千言，历来的阐释研究非常多；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挖出了两种帛书本的《老子》，引起巨大轰动，更推动有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在《老子》注本中过去一般最重视玄学家王弼的那一种（有单行本；在楼宇烈编撰的《王弼集校释》一书中也可以看到），现在比较流行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
老子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是“自然”，或称“道”，这是一种语言无法说清楚的本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从这里产生出来，有生于无。他主张无为，不争，返朴归真，听其自然。
老子之所谓“道”，有时也用来指规律，“反者道之动”，事物的运动总是向对立面转化，据此就有了许多辩证法的命题，如无为而无不为、祸福相倚、柔弱胜刚强、上善若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物壮则老、治大国若烹小鲜等。
老子强调决不能违背规律而强作妄为，那无非是自找麻烦。他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像婴儿那样，毫无心机，非常自然，然而具有无限的发展前景。
为了同当时贫富不均上下对立的现实对峙，老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时代去，过一种虽然贫穷然而平等的生活。这个想法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
《老子》中多用短短的格言式警句，诠释的空间很大，很难定于一尊，而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2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的内篇七篇出于庄周本人，其他（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则是这一学派之后学的文章，也可能混入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篇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方面互相斗争，一方面互相渗透，各派内部也有分化和发展。最著名的注释本为魏晋时代的向秀、郭象注；比较晚出而详细的注本有清朝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和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等。
今人曹础基的《庄子浅注》、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等作为读本更为合适。
庄子名周（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宋之蒙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略晚于孟子。曾任漆园吏，身份在战国诸子中为最低，生平亦略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本体论、循环论和不可知论。他在政治上主张无为，人生态度则是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与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正好相反。
庄子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是无比深刻的，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则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反朴归真，精神独立是庄子思想中的精华，其集中的表现在于《逍遥游》《马蹄》等篇。
列于《庄子》首篇的《逍遥游》集中体现了庄子的基本思想，但究竟什么样子才算是“逍遥游”，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只是写了一组寓言，又提到“游无穷”“无待”“无己”“无功”“无名”，要达到这五无境界就得“不物于物”，不去追求具体欲望的满足，而保持精神上的满足亦即“至足”。
“逍遥游”不仅必须破除外在条件的束缚，也要破除自我身心的束缚，追求高雅脱俗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实现彻底的超越。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最像一个艺术家。《庄子》的文学成就也最高，这表现在：
其一，高妙的寓言艺术。
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所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杂篇中有《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或谓应作十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庄子之所谓“寓言”指自己不直接说话而假托别人的话，其中也包括今天意义上的寓言故事；“重言”是指庄重之言，即直接论述本意者；“卮言”则是所谓支离无首尾之言，也就是穿插于寓言与重言之间的那些话。
这三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寓言。在《庄子》以前，著作中寓言的分量比较小，无非借以明理，即使删去也无大碍；《庄子》却以寓言为文章的主体，所以绝对不可删。
过去的寓言往往借用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庄子的寓言基本上乃是自己创造的。过去的寓言一般比较实在，而《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的气息。过去的寓言只有故事的梗概，《庄子》的寓言则有人物，有动作，有言论，有肖像描写，甚至颇近于小说，文学性很强，《盗跖》《秋水》《说剑》为其中尤为著名者。
庄子寓言中有不少著名的形象，例如怒飞的大鹏（《逍遥游》）、庖丁解牛（《养生主》）、佝偻承蜩（《达生》）、庄子弹鹊（《山木》，表明逐利忘形必有后患）、众史画图（《田子方》，坦率者真，装腔者假）、能以假象示人的壶子（《应帝王》），如此等等，无不引人入胜。
佝偻承蜩
其二，想象丰富，结构灵活。
《天下》篇说：“以悠谬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犄见之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这是很好的自评。
庄子的文章往往凭空虚设，海阔天空，放纵自由，诙谐怪异，有一种变形的美。例如大鹏展翅高飞，北海虚怀若谷，盗跖声色俱厉，庄周化为蝴蝶等等。作者并不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去写，设象离奇而夸张，从而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庄子的行文放得开，收得拢，首尾无俗套，转接无痕迹，文思跳跃，开阖无端，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三，文字富于抒情意味。
讲起本派的人物态度亲切，满腔热情；而指斥统治者或批评其他学派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树、游鱼、蝴蝶、渔父、野马、海鳖等等都可以表达他的性格。《马蹄》《胠箧》等篇可以视为抒情杂文。
鲁迅先生说，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不得意的士人愤世嫉俗，不与统治者合作，悲观消极，自解自嘲，自得其乐，往往来自庄子的思想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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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今存二十一篇，算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的著作，实际动手写的大约乃是他的一批门客，最早为《淮南子》作注的高诱曾经提到其中的苏飞、李尚等八人。西汉初年尚存战国遗风，大人物喜欢养士，养一批游民知识分子为他做事，包括著书立说、扩大影响。汉初面临的大问题是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以后，亟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恢复元气，所以老子的道家思想很合于时宜，而又同传说中无为而治天下的黄帝结合起来，统称“黄老”，其要旨在于“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史记·曹参世家》）。
《淮南子》固然也大讲“道”、“自然”、“无为”等等，但这里又很有些发展变化，书中也讲应注重人事，讲“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所以应“随时而举事”（《齐俗训》），大有进化的意思，与老庄的消极颇有不同；但在理论上仍然坚持清静无欲、性与道合，同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其中有云：
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以游于天地之樊。茫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机械知巧弗载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为变。（《淮南子·精神训》）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淮南子·原道训》）
《淮南子》一书内容庞杂，胡适特别看中比较积极的一面，评价很高，说是：“《淮南子》的哲学，不但是道家最好的代表，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结束……真可算是周秦诸子以后第一家最有精彩的哲学。其中所说无为的真义，进化的道理，变法的精神，都极有价值。
只可惜淮南王被诛之后，他手下的学者都遭杀戮，这种极有价值的哲学，遂成了叛徒哲学派，倒让那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董仲舒做了哲学的正宗。”
《淮南子》有多种注本，比较重要的出于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和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两位学者之手，内容很丰富，篇幅也都比较大。
4
《列子》一书的署名作者是列御寇，庄子曾多次提到过他，说是其人“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逍遥游》）；《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列子》八篇，但此书后来失传了，直到东晋才突然由张湛提供出来，他还为该书撰写了注释。由于来历可疑，一般认为这一流传至今的《列子》文本乃是伪作，作伪者很可能就是这位张湛，或者是比他略早一点的人，总归应在汲冢竹书被发现（咸宁五年，279）之后，因为《列子》第三卷《周穆王篇》十分明显地从汲冢竹书本《穆天子传》中多所取材，作伪者应当了解出土未久的《穆天子传》。
《列子》书中又有些佛教生死轮回的思想，清儒钱大昕云：“《列子·天瑞篇》：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十驾斋养新录》卷八《释氏轮回之说》）此说单刀直入，最为通达可取。或者不妨笼统一点说，作伪者当是晋人。
当然，传世本《列子》中大约也将一些晋人尚可看到的原本《列子》之残存片段整合了进来，有些地方颇近于杂凑；先后参与重新编撰作伪者当不止一二人，所以书中思想颇为驳杂。
张湛（字处度）是东晋中期人，孝武帝时任中书侍郎、光禄勋，曾经注释过《庄子》和《文子》，又通医学，撰有《养生要集》《延年秘录》等。《晋书》无传，但在《范甯传》中提到过他。其人应是杂凑之伪书《列子》的最后完成者。
杞人忧天
《列子》一书对中国人思想影响甚大，与文学关系亦复不浅；读《列子》一书，过去用得多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后有上海书店、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新的有杨伯峻撰写的《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
集中地显示《列子》书中新思想的是卷六的《力命》篇和卷七《杨朱》篇。
“力命”中的“力”指人的努力，“命”指天命，亦即“必然之期，素定之分”（张湛注）。
《力命》篇开头一段安排“力”与“命”双方进行辩论，最后“命”胜出——这很像是一场清谈。下文列举若干故事，反复论证命运是前定的，无论人们如何努力，结局早已由“命”前定了：“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安命知时也。”人的种种努力，总是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进而言之，不仅结局是命中前定的，就是过程中的种种努力，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认这个命，心平气和地接受最后的结局，包括贫穷与死亡。知命安时之人就是得道的高人。
中国先前的古人也讲“命”，但认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它，例如行善积德，就可以争取好的结局。
其潜在的前提是自有神灵关注人的表现，并据此给予适当的对待，可知这种“命”具有某种宗教和道德的意义；曹魏明帝时代的李康（字萧远）作《运命论》（《文选》卷五十三），虽然也讲“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但又强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鉴）不远，覆车继轨。
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不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成名也……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虽然注定不能成功，而仁人志士仍然奋斗不息，尽其在我而不完全认命，态度比较积极；而《列子》之所谓“命”乃是自然的法则，完全不因人的意志和努力而有丝毫改变，遂主张无所作为，委运任命，这就是消极的了。
人生中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偶然性，将难以解释的偶然性以及一切合力运作之结局称之为“命”，并提倡安于这个命，确实是一种足以安慰自己、取得心理平衡的人生态度；晋代作家中戴逵、陶渊明等均在作品中大讲这种命定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类思想和提法仍然很流行。
列子学射
杨朱其人本是先秦思想家，主张“为我”，《淮南子·氾论训》云：“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杨子之所谓“为我”指的是清静无为，保持自己的本性，不去为别人活着；而《列子》书中的《杨朱》篇所讲的意见，则是赞成恣意纵欲，寻求物质享受，与历史上的杨朱大异其趣，反映的乃是晋朝人的流行意见。
在天下纷乱多年之后，西晋达成了一度短暂的和平安定，世族享有大量特权，于是追求当下享乐的奢侈之风大盛。《杨朱》篇写道：
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腐臭、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晏）平仲曰：“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之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这里的立论以死为本位，所有的人，不管生前是什么人，死后都成为同样的腐骨；人生十分短暂，应当肆意享受，死后的事情大可一概不问，随遇而安。
这就是说，活着就要好好活着，尽量享受生活；死了就一切结束，根本不必去管它——这样的思想过去虽然也曾有过，但远没有《列子》讲得如此系统、透彻，富于理论性。
晋朝人讲究享受，谢绝崇高，专重当下，非常现实，而皆谓之“自然”。此种人生哲学与儒家提倡的“闻道”“行道”“知其不可为之”“未知生，焉知死”等原则大异其趣，同老庄也很不一样，而影响于后来者甚大，不少晋代作家受此种思想的浸润很深，其余波至今未尝衰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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