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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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他说：“美术一种要素是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子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 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汉族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金文即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较之于甲骨文的纤细，金文稍粗，古朴，有金石气。后来又产生了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文字多了，有了较一致的造字原则和风格，书写也更加讲究美观，逐渐形成大篆体。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文字，改进大篆体，统一为小篆体。后来，从篆体又发展出隶体，也得到秦始皇的肯定和赞赏，从而得到广泛地采用。



汉朝是隶书大盛的时代，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四百多年间社会稳定繁荣，文化艺术得到空前发展，于是两汉时期成为了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朝着使用简便、字体美观方面发展，书体流派纷呈、风格多样。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到了三国时期则是隶楷并存。魏晋时期楷、行、草三书盛行，奠定了现代书体的格局。晋代后书法理论发展起来，推动了书法艺术水平的提高。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王羲之完善了楷、行、草的今体书法，被历代奉为楷书的楷模，“天下第一行书”。他的代表作有楷书《黄庭经》、行书《兰亭序》、草书《十七帖》等。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便为人所珍爱。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魏碑代表作
爨宝子碑：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
《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



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

爨龙颜碑：《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四五八)，比《爨宝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说这两块碑是同时代的作品。它的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象《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爨龙颜碑》笔画的圆润刚强，窥见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划均极为厚重。《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


张猛龙碑：此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张猛龙碑》运笔刚健挺劲、斩钉截铁，可看作是《始平公》的风格的延续和发展。如横、直划的方笔起笔，折处的方棱及三角形的点等，都保留了《始平公》的旧貌；但也并非笔笔都方，而是变化多端，有方有圆，比《始平公》更精美细腻。此外，较之早期魏碑，不难看出魏碑由粗到细的演变过程。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家。
其代表作以楷书《九成宫醴泉铭》、行书《梦奠帖》、《张翰帖》等最为著名。

中唐时期，书法的发展出现了高潮。

颜真卿的书法被评为“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他开创了一派新书风，被称为“颜体书风”。安史之乱中，颜氏家族有30多人被杀，他含泪为年少惨死的侄儿季明写了一篇《祭侄文稿》，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受颜真卿书体的影响很大，笔笔有神、字字有骨，后人以“颜柳”并提，且有“颜筋柳骨”之说，此二体也成为了初习书法者的范体。柳公权的书法以精于点画、谨于间架、法度森严而著称，历代书论者对柳体评价很高，论之为“庙唐气象”。柳的传世书迹很多，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蒙诏帖》，碑刻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等。


五代之际，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向。苏轼评及五代书法时曾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杨凝式留下的墨迹已不多，著名的是《韭花帖》。杨凝式变晋，唐楷行书匀密成法，黄庭坚有诗指出：“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后人以为善评。杨凝式的行草书也奔放奇逸，有《卢鸿草堂图跋》，气势雄浑，极似颜真卿《祭侄文稿》。狂草《神仙起居法》纵横恣肆，《海岳书评》说其“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他有一首《题怀素酒狂帖后》诗，可视为他自己书法创作的经验总结：“十年挥素学临池，始识王公学卫非。草圣未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全唐诗》卷七一五)



他的书风直接影响北宋书坛，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

到了宋朝，宋太祖并不十分重视书法艺术。至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着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编辑拓印的质量本不高，宋人学帖的水平更不高，加上科举制度兴盛，写字力求匀称工整，书法艺术的个性遂被淹没。直至宋仁宗到宋神宗之间(1021-1070年)，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位书法家，他们提出“上学六朝，不守唐人窠臼”，主张摒除帖学，形成宋书“尚意”的独特风格，亦令当时的书法艺术界为之一振。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着于世，世称“三苏”。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他在执笔方法上运用异于常人的特殊方法，还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其主要作品有：黄州寒食诗帖、罗池庙碑、赤壁赋、丰乐亭记、黄州寒食诗帖。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宋史•列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他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明蔡襄这位稍欠改革精神的书法家还不是泥古不化的，他也在追求古趣，力创新意。其主要作品：蔡襄尺牍,郊燔帖,蒙惠帖,陶生帖.



米芾【mǐ fú】（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黄庭坚(1045-1105)

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后世称他黄山谷。《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我们看他的《花气诗》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请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更是稀世佳作。

其主要作品有： 花气熏人帖、黄州寒食诗卷跋、李白忆旧游诗卷



纵观元代书法，其成就大者还在真行草书方面。主要代表书家有：赵孟頫、康里夔夔、鲜于枢、耶律楚材。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雪松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着有《松雪斋集》。

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所以，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

其代表作品有：吴兴赋，仇锷墓碑铭、汲黯传、福神观记、胆巴碑、兰亭帖十三跋、雪晴云散帖、洛神赋、妙严寺记等。



鲜于枢(1254-1322)

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官太常博士，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二人书法当时并称“二妙”。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可见他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现藏上海博物馆，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有所写自作诗《大字诗赞》和《唐诗草书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

其代表作品有： 唐诗草书卷、临神仙起居帖



明代的书法艺术，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真、草、隶、篆、行个体均有一定成就。从风格流派讲，上学魏晋碑体、二王、颜柳，几近学谦超长孟頫的都有，形成一些艺术流派。大画家又是书法家的现象，比元朝更盛。

明代前期的书法，以真书的成就最大，其次为草书，代表人物有所谓三宋（宋克、宋广、宋璲）和二沈（沈度、沈粲），以宋克名望最大。这时的真书，有一种圆润平生，主要流行在翰林、中书舍人中，多用作奏章、行文中的书法，称为“台阁体”。

明代中期书法，以行书成就较大，楷书以承前期余势，有些发展，主要是矫正了曾经盛行的'“台阁体”那种比较呆滞的书法。行、楷书的代表人物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以沈周、唐寅等。他们都是声名赫赫的大画家，又是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此期草书亦有成就，风格狂纵，以张弼、张俊、祝允明为代表。


明代晚起书法,以出现了多种书体各领风骚,均有重大成就又有杰出代表书家这种现象为特点.行书楷书以董其昌为代表,草书以刑侗、傅山、为代表，篆书以赵宦光为代表。还有张瑞图的行草书，倪元路、黄道周似草似隶的隶书等等，以董其昌的影响最大。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从清初傅山开始“反贴倡碑”，直到清中叶嘉庆时碑学芳形成阵势，晚清书法更是碑学的天下，一大批书法家，从传世碑帖和新出土的汉碑版书中汲取营养，书法艺术日已精进，书坛逐渐充满活力。这是其重要的书法家有：邓石如、伊秉绶、丁敬、黄易、桂馥、陈鸿寿、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吴熙载、吴昌硕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邓石如，他真、草、隶、篆无不精绝，书法艺术成就，人称“清代第一”。何绍基、赵之谦也是清代书坛很有地位的书法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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