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和大兴安岭

老舍是文学大家，与北京渊源极深，作品多以京兆生活为背景，传播甚广。然而，却未必有多少人知晓，他曾与大兴安岭有过一次情感交流。...



老舍是文学大家，与北京渊源极深，作品多以京兆生活为背景，传播甚广。然而，却未必有多少人知晓，他曾与大兴安岭有过一次情感交流。在先生笔下，大兴安岭别有一番韵致。

1961年夏，应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之邀，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组织，20多位文化界名人组成访问团到内蒙古观光。他们的足迹遍及牧区、农区、矿区及城乡各地，也曾进入大兴安岭林区，盘桓数日，留下诸多墨宝。老舍先生便是这批作家、艺术家中的一位。回到北京后，老舍写了一篇散文，题为《内蒙风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专有一章标明《林海》写的就是大兴安岭。文章后来收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选编、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远域新天》中。


1961年7月，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邀请，老舍（前排左二）参加以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为团长的文化访问团来到内蒙古。

老舍先生一行在林区的参观访问可谓深入。除在林管局所在地牙克石活动两天外，还乘坐火车沿牙林线、嫩林线在大兴安岭万山丛中穿行10多个小时，并换乘森林小火车深入林场，直至密林深处，探访原始林。但却不能说成细致。在山林间穿行近千公里，往返不足2日，光阴多消耗在火车上。

行进中的列车，成为移动的观景台，便于老舍宏观而多维地观察。于是，就在这年夏天，大兴安岭得到当代中国审美层次最高的目光的审视。

“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多少种绿颜色呀，浓的，淡的，明的，暗的，绿得难以形容，绿得无以名之……恐怕只有画家才能够写下这么多绿颜色来吧”！这就是老舍眼中的兴安林海。在火车上，先生曾留下两句即景诗。诗云：“高岭苍茫低岭翠，幼林明媚母林幽。”我曾有过许多次乘坐火车穿行兴安林海的经历。每当倚窗远眺，都会想起老舍的这两句诗，感到诗中意境正在眼前的千坡万谷间跳荡。每多一次品味，便多领会一分先生诗句的精妙处和经典性。数十年过去，我以为还未曾有过哪幅画、哪段文字，对兴安林海的描摹，能与这两句诗的中肯和精当相比肩。



老舍先生审视大兴安岭之美，是从这个“岭”字入手的。他说：“这个‘岭’字，可跟秦岭的‘岭’字不大一样。岭的确很多，高点的，矮点的，长点的，短点的，横着的，顺着的，可是没有一条使人想起‘云横秦岭’那种险句。多少条岭啊，在疾驰的火车上，看了几个钟头，既看不完，也看不厌。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至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谁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国人之于山水，向来已有定论：一则为阳，一则为阴；一则谓刚，一则谓柔。在这里，老舍将“温柔”一词赠与大兴安岭，当属独具慧眼，独树一帜。以这样的文字写山，老舍是否可称首创，我学识不够，不敢妄言。然而，我敢说先生是发现、赞叹大兴安岭柔美并将其传之于世的第一人。山是有各自风格的。1980年，我写过一篇散文《大兴安岭的风格》，著名散文诗作家许淇见了，断言此非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许兄散文诗写得好，散文也写得漂亮，我颇钦佩。但他的上述论断我却不敢苟同。老舍先生出入林区不过数日，便得入木三分，点睛生花地说明大兴安岭美之特质，方现大师一级人物的非凡之处。

难能之处还在于，老舍先生对大兴安岭的赞美并未就此打住，而是从美学角度进一步审视和评价。先生的文字依然平实：“兴安岭的可爱，就在于它美得并不空洞。它的千山一碧，万古长青又恰好与广厦、良材联系起来。于是，它的美丽就与建设结为一体，不仅使我们拍掌称奇，而且叫心中感到温暖，因而亲切、舒服。”先生说：“把美和实用价值联系起来，也未必不好。我爱兴安岭，也更爱兴安岭与我生活上的亲切关系。它的美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我们的建设分不开的。它使不远千里而来的客人感到应当爱护它，感谢它。”

老舍到林区时，大兴安岭“为祖国输梁送柱”的时代尚未远去。先生赞颂了它历史上的贡献。如今，情状不同了，大兴安岭正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当是时也，如果老舍能再到这里，定然会将它的美丽与生态文明相贯连。大兴安岭千河纵横。黑龙江便发源于此。大江的南源额尔古纳河便是从大兴安岭西坡吉勒老奇山间牵出。而山岭之东坡的克一河、甘河、阿里河诸水皆注入，嫩江并经松花江而汇入黑龙江。由此看来，大兴安岭不只滋养着松嫩平原，丰饶了北大仓，而且成为东北大平原的生态屏障。距北京最近的林涛在塞罕坝的森林间萦绕。这片被人们称为“坝上”的土地，分属河北省围场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大兴安岭的余脉与燕山、阴山正在这里交汇。克什克腾为蒙语，意译过来便是“拱卫”。生活在京师的我辈，似乎也未曾离得大兴安岭的荫庇，难道我们不也应如老舍先生所言“应当爱护它，感谢它”么？

老舍在大兴安岭淹留的时间虽很短，却也不乏颇有情趣、令人回味的逸事。因篇幅所限，只择一二则记之。

先生初到牙克石时，当地报纸《林海日报》（时称《大兴安岭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冯汉君随团采访，向老舍约稿。他惊讶地问道：“这里还有报馆呀！”语气中满透亲切之感，颔首应允。后因过于匆忙，老冯再未与先生谋面，留墨之约竟成憾事。后来，我在这家报社工作，闻知此事，便寻了老舍有关大兴安岭的诗文，在《林海日报》上刊出，了却旧日一段情缘。可惜那时先生已辞世多年，无从告知，未免仍然令人感慨系之。

1961年8月11日，在离开牙克石的前一天，访问团视察酒厂。主人请客人品酒。酒共有两种：红豆酒和越橘酒。尝过之后，“老舍言其酒失之于甜。若能少加糖分或不加糖分，当为嗜酒者赏”（叶圣陶《内蒙日记》）。老舍系饮中圣手，评价自然中肯。然于公开见诸报刊的文字中，他却写道：“花丛里还隐藏着珊瑚珠似的小红豆。大兴安岭中酒厂所造的红豆酒，就是用这些小浆果酿成的，味道很好。”可见先生的厚道。诚如老舍所言，牙克石酒厂以大兴安岭林间野生小浆果牙格达为原料，酿成的红豆酒，颇受人们的喜爱。几十年来，写小说、编歌曲、拍电影，做足了“北国红豆”的文章。酿酒技艺亦不断改进，推出一种新品牌，名曰“万山利口”。前几年，在市场上卖到了茅台酒的价钱。我曾得过两瓶，却全然尝不出它的精妙来。而历史悠久，大众熟知的红豆酒，在市面上偏难觅踪迹。托人去买，也难如愿。这让我深感遗憾，唯恐断了大兴安岭的文脉。

老舍另有写大兴安岭的诗句：“蝉声不到兴安岭”，从容地透露出大兴安岭的别种情怀。我极喜爱，意欲用来作为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在这里就不多耗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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