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时就想这么干,现在终于可以了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两周前,约同在北京行医的博士同学黑仔(化名)吃饭。

好久不见,聊不完的天。

聊到“活着就应做有意义的事”这一话题时,我问黑仔:

“这几年,你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

黑仔思考了一下,说:

“一次义诊,一个基金。”

一次义诊
还在北中医读硕士时,有一个寒假,黑仔回老家拉了两万元赞助,全部买了基层常用药品。

同时,邀请两位老师和十几个中医同学,在村子里拉起横幅,搞了一次义诊。

“刚开始没什么人,因为大家被那些打着义诊名义卖药的给骗怕了。”

直到有人发现这些大学生不仅不卖药,还免费给开方、送药、扎针、推拿时,人才陆续多了起来。

三天义诊,村民们几乎都来看了个遍。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用我们当年给开的方子抓药吃。”

说到这里,黑仔眼中闪烁着不一样的光。
一个基金
黑仔家境贫寒,当年上大学时,因家里凑不齐学费及生活费,无奈之下,黑仔的妈妈便挨家挨户去找亲戚朋友借。

借了一圈,还差两千多元。

回家后,黑仔发现妈妈一个人偷偷在角落里抹泪。

后来,镇里有个检察官听说这一情况,主动提出资助黑仔上学。

在检察官和亲戚们的帮助下,黑仔终于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有感于当年的际遇,工作后,黑仔便用自己的部分工资建了一个基金,名为“九月一号基金”,专门资助因家穷而上不起大学的学生。

基金的事,黑仔很少跟人说起(这也是本文之所以用化名的原因)。

但还是有位企业家(同样不愿透露姓名)听说了黑仔的“九月一号基金”,并主动捐款十万元,共襄善举。

目前,已有十几名学生因“九月一号基金”而得以顺利上大学。

听到这里,我不禁端起酒,敬了黑仔一杯。

那天,我们吃的是素炒饼、小菜、盖饭,喝的是五块一瓶的小二。

但我觉得,酣畅淋漓,莫过于此。
七年前


行文至此,思绪不禁回到七年前──

2009年冬,还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读硕士的我,通过黑中医的校园BBS“伯仲论坛”,结识了李文月、金明、李汪洋、陈磊等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中医学子。

那段时间,我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探讨中医。

后来,我们组建了一个中医学习小组,名为“执中国医小组”。

有一天,李文月跟我们说:她妈妈在辽宁抚顺罕王铁厂做健康顾问,想找我们去做一次义诊,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大家一听,都很支持,纷纷表示愿去。

义诊实况,详见我当时写的博文:
还记得当时我们的理想:

等有一天,我们都学业有成了,就合起来办个中医门诊,不忙时,便一起开着车,装上中药,到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去,免费为乡亲们义诊。

何其快哉。


(09年罕王铁厂义诊合影)
然而,理想归理想。

毕业后,大家都各奔东西了。

我们的理想,也似乎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今天
博士毕业后,我去了中国中医药报社工作,休息日,在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和行知堂中医诊所出诊。

后来发现,报社工作并不是我真正的理想,于是,便辞去工作,开始专心行医。

在行知堂,我结识了从山西中医学院辞职来京发展的高其武君。

诊余论医,朝夕切磋,渐成莫逆。

今年夏天,金明也辞掉了老家中医院的正式工作,来京和我们一起出诊。

恰逢行知堂华善店新开不久,空余诊室较多,而我们的出诊日也并未完全排满。

于是,我们的理想便又被提上了日程。

不久前的一天,行知堂中医诊所创始人李永明君邀其武、金明和我一起吃饭。

席间,说起义诊一事,大家都非常兴奋,纷纷献计献策。

很快,义诊细则便制定了出来。

相关信息,详见下图:
考虑到诊所的经营压力,故目前只能免诊费和挂号费,药费还是得正常收。

众所周知,诊所卖药,成本之外,是有一定利润的。

但永明君说:既是义诊,我们就不挣利润,利润所得,都分给义诊医师。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北京大多数民营中医诊所,大夫出诊并无药费提成,只挣一定比例的诊费提成。

如今,有诊所愿将药费利润也分与大夫,虽是义诊,却也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我们三人都一致提出:既是义诊,药费提成也不能要。

永明君击节称赞,当即决定:

将义诊所得药费利润建立一份“行知中医基金”,用于帮助确实贫困买不起药的患者,以及读不起书的中医学子。

我想,这也算一件“有意义的事”罢。

是的,人活着,就应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如果可以,这件事,我们将一直坚持做下去。

以医行世别无愿,唯愿绵力济苍生。

欢迎广大新老患者朋友前来相聚,也欢迎更多优秀的中医同仁加入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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