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成方：从出土资料看楚昭氏的族源、早期世系及命氏范围

“古文字与商周史专辑”...



“古文字与商周史专辑”



（作者田成方先生近照）

昭氏與屈氏、景氏並稱戰國時期楚國三大族。《史記·項羽本紀》載楚南公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關於“三戶”的解釋，當以韋昭“楚三大姓”的說法“最得之”。[1]可見戰國以至秦末，楚昭氏名聲之顯赫。然關於該族的源起、發展及興盛過程，因史籍語焉不詳，過去了解得並不多。湖北荊門包山昭墓和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出土的祭祖簡文，加上其他一些文字資料，大大豐富了我們對這個家族起源、早期世系及命氏範圍等方面的認識。

一、昭氏之昭

東漢王符《潛夫論·志氏姓》在楚公族中列有“昭氏”，未言其所出。[2]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明確講道：“（昭氏）出自羋姓。楚昭王熊軫，有復楚之大功，子孫蕃衍，以諡為氏。與舊族屈景皆為楚大族。《戰國策》有昭衍、昭過、昭奚恤，皆楚大臣。”[3]郭沫若先生據《莊子·庚桑楚》“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進一步指出：“昭是楚昭王的支庶，所以說是‘著戴’，戴是代的假借。”[4]姜亮夫先生也認為“昭為楚昭王之後，受姓於昭，世系相承，不別為宗，故曰著戴，戴者戴其首也”。[5]所謂“戴其首”，通俗來講，就是以宗族先祖的名諡為族氏代號。

昭氏出自楚昭王的觀點，在金文及竹簡材料中屢有反映。[6]楚昭王之昭、昭氏之昭在古文字中均寫作
，隸定作卲。上海博物館所藏卲王之諻鼎、簋（《集成》02288，03634-03635），卲王即楚昭王。鄂君啟節（《集成》12110-12113）和包山楚簡大事紀年材料都有“大司馬卲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包山簡103、115），“卲陽”即《戰國策》、《史記》等記載的帶兵伐魏之楚軍統帥昭陽，說明文字材料中的卲氏就是典籍中的昭氏。[7]“卲”是本字，典籍通假作“昭”。楚昭氏既是楚國公族、楚王之後，又以先王諡號為氏，那麼昭氏之昭無疑應該出自楚昭王的諡號，因為楚王中只有昭王是以“昭”字為諡。傳世古籍及出土資料中所見的楚昭氏成員，均出現在楚昭王之後，亦反映了昭王、昭氏之間的源流關係。其次，包山、葛陵蔔筮祭禱簡文中，墓主都將昭王作為重點祭禱對象。包山簡文中，墓主昭在祭祀直系先輩時，一般以昭王為首，其次是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及夫人（包山簡200、203、214等）。新蔡簡中，墓主坪夜君成祭祀先輩時，也以昭王、惠王、文君、文夫人、子西君為次（新蔡甲三213），其中的文君是坪夜文君（甲三121）、坪夜文君子良（甲三242）的簡稱，即昭
的高祖。所以，坪夜君成也是楚昭王的後代。包山簡整理者說：“先秦時期有以王號為後代之氏的習慣，昭王應是卲（昭）
這一支的始祖。”[8]結合《莊子·庚桑楚》、《古今姓氏書辯證》等典籍記載，這個判斷無疑是正確的。

昭氏以王諡為氏，除昭王“有復楚之大功”外，可能還有其它兩個原因。一是春秋晚期以後，以“諡”為氏逐漸成為王室後裔命氏的主要方式。以楚國為例，景、悼、懷等強宗大族皆是以所出之君的諡號為族氏。這種現象大概與當時爵祿制度、封邑政策的變化有關。二是“卲”是美諡。《說文·卩部》：“卲，高也。”《小爾雅·廣詁》：“卲，美也。”又《說文·日部》：“昭，日明也。”《詩經·大雅·既醉》：“君子萬年，介爾昭明。”鄭玄箋：“昭，光也。”卲、昭通假，均有光明、美好之意。昭王后人以先祖美德為榮光，遂借其諡以為氏。先秦以諡為氏的宗族中，極少見到以靈、幽、厲、隱等惡諡為氏的，說明情感傾向在命氏行為中有相當影響。[9]

二、昭氏的早期世系

葛陵、包山簡的祭禱簡文中傳遞了昭氏早期世系的一些信息。為討論方便，將幾條主要簡文抄寫如下：

葛陵簡甲三213：有祟見於昭王、蕙王、文君、文夫人、子西君，就禱[10]

葛陵簡乙一13：舉禱于盛武君、命（令）尹之子叡各大牢[11]

葛陵簡乙三24：祭王孫厭

包山簡200：一禱于昭王特牛，饋之；一禱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各特豢、酒食；一禱于夫人特

包山簡202-203：舉禱東陵連囂肥塚、酒食

包山簡225：舉禱於殤東陵連囂子發肥塚，蒿祭之

包山簡227：舉禱兄弟無後者昭良、昭乘、縣貉公各塚豕、酒食，蒿之

根據與墓主的親疏關係，上述受祭物件可分成二類：一是祭祀者的直系先人，如新蔡簡中的昭王、文君、文夫人，包山簡中的昭王、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親王父）、蔡公子家（親父）、夫人（親母）。[12]另一類是旁系先輩或同胞兄弟，如新蔡簡中的惠王、子西君、盛武君、令尹之子叡，包山簡中的東陵連囂子發、昭良、昭乘、縣狢公。

關於昭
直系近祖的次序，包山簡整理者認為昭王與文坪夜君之間“在輩分上應有缺環，因與墓主關係不大而略記”。[13]何浩、吳郁芳先生認為文坪夜君與曾侯乙墓遣冊中的坪夜君是同一人，即《左傳》哀公十七年記載的楚昭王子、惠王弟子良。[14]文君又稱坪夜文君、坪夜文君子良，與曾侯乙簡中的“坪夜君”、包山簡中的“文坪夜君子良”應是同一人。[15]這證明昭王、文坪夜君之間是連續的世系，不存在輩分上的缺斷。從昭王至蔡公子家，正是昭的“五世王父以逾至親父（秦家嘴M1簡2）”。[16]此外，昭良、昭乘、縣貉公等旁系親屬的身份也可確定。簡文稱此三人是“兄弟無後者”、“繼無後者”（簡227、250），說明他們是邵
絕無後嗣的同胞兄弟。至於東陵連囂，彭浩先生認為：“簡文中還有數次祭禱東陵連囂的記錄，他排在“新父”與“新母”之後……他在先輩之列，不是邵
的同輩。邵
之父是蔡公子家，東陵連囂很可能是邵
的叔父或伯父。”[17]吳郁芳先生也有類似看法，當可信。[18]

關於新蔡簡所載坪夜君成的世系，學界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昭王→文君→王孫厭→坪夜君成。[19]二是昭王→文君→坪夜君成，認為王孫厭是坪夜君成的“嫡庶兄弟或叔伯兄弟”。[20]爭議的焦點是王孫厭與坪夜君成之間的關係。宋華強先生從祭祀次數、祭品等級的角度，判斷文坪夜君是坪夜君成的父親，是可信的。下面從稱謂角度加以補充。包山簡中的“夫人”指墓主“親母”（簡202），無異議。[21]那麼，是否能夠把新蔡簡“文夫人”也直接理解作墓主坪夜君成的母親呢？我們認為是可以的。古人稱呼女性先人時，只有母親有資格享受“夫人”一詞，如史籍常見的大夫人、太夫人、母夫人、泰夫人、家夫人、堂上夫人、尊夫人等，都是母親的專有稱謂，而祖母及其以上的女性先輩並不稱作“夫人”。[22]新蔡簡中的“文夫人”與上舉“太夫人”等稱謂相類，只是此處多出了一個諡號。“文”是坪夜君死後的諡號，先秦時期有婦隨夫諡的習慣，坪夜君之妻當然可以被稱作“文夫人”。[23]包山簡的“夫人”與新蔡簡的“文夫人”雖在等級身份上存在差別（有無諡號），但在時人稱謂系統的位次是相同的，都指祭祀者的母親。所以，上述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即文君與坪夜君成是父子關係。而王孫厭并不是坪夜君成的父親，只可能是其他的親屬。宋華強先生比較王孫厭、文夫人、包山簡東陵連囂等人受祭次數、祭品的異同後，指出：“王孫厭應該不是平夜君成的叔父或伯父，而更有可能是平夜君成的兄弟輩。事實上，王孫厭在葛陵簡中的地位，正和包山簡中‘兄弟無後者’的地位相當。”[24]我們注意到，新蔡簡中盛武君、令尹之子叡與王孫厭是分開祭祀的，盛武君、令尹之子是坪夜君成的從叔父（見下文），而王孫厭只可能是坪夜君成的同輩兄弟。此外，從稱謂上看，王孫厭稱作“王孫”，最有可能是昭王之孫，與坪夜君成的輩分是相同的。

需要重點探討的是盛武君、令尹之子叡的身份。整理者誤將二者視為一人，說：“盛武君令尹之子叡在祭禱中位列文夫人之後，他與墓主平夜君成應有密切的關係，是何種關係不易推斷。”[25]盛武君、令尹之子叡不與王孫厭同祭，且在祭禱位次上排在文夫人之後，表明兩人不可能是王孫厭和平夜君成的兄弟輩。鄭威先生根據平夜君成祭禱的先祖中有子西君（今按：子西是楚平王之子、昭王之兄，前505至前479年任令尹[26]），懷疑“令尹之子叡或是子西之子，平夜始封君子良的堂兄弟”。[27]這個推測不無道理：一方面，若兩人是平夜君成的從祖父，也就是子西君的兄弟輩。在受祭時理當與身份相近的文君、子西並列。實際上，他們在受祭次數、祭祀等級上與文君、子西都存在明顯差異。盛武君、令尹之子叡受祭次數只有一次，子西有近十次，文君則更多，達到十餘次。祭祀子西用特牛（甲一27）、荊牢（乙一21），此外還使用鐘樂（甲三200），祭祀文君用大牢（甲三419）、鐘樂（甲三242）、玉璧（甲三121），祭祀盛武君、令尹之子叡則各用大牢。所以，盛武君、令尹之子叡與文君、子西不大可能是同輩之人。另外，昭王至惠王早期的令尹序列清晰，先後有囊瓦（子常）、子西、葉公子高（沈諸梁）、公孫甯（子國）。囊瓦是楚莊王的曾孫、子囊之孫，與平夜君成的親屬關係疏遠。葉公子高是沈尹戌之子，屬於沈尹氏家族。公孫甯是楚昭王之孫，坪夜君成同輩，後者不可能祭祀同輩人之子。因此，“令尹之子叡”之“令尹”只可能是子西君。盛武君與令尹之子叡合祭且排位在前，說明他很可能是子叡的兄弟輩，且位次高於子叡。或根據活動時間，推測盛武君與擂鼓墩二號墓出土的盛君縈簠之器主是同一人。[28]盛武君是否也是子西之子，或是子西同輩兄弟之子，目前還不能定論。[29]

盛武君、令尹之子叡與平夜君成僅是從堂叔侄的關係，在血緣上較王孫厭疏遠，然而他們享受的祭品卻是大牢，規格明顯高於王孫厭的“一塚酒食”，為何？我們認為這與三人身份的貴賤有關。盛武君是封君，子叡是令尹之子，爵級顯然高於沒有任何官職的王孫厭，因而在祭祀規格上存在差別也就不足為奇了。需要指出的是，子西、盛武君、令尹之子叡是楚景平王的後代，當歸入景氏宗族。坪夜君成之所以祭祀他們，一方面因為子西在昭王繼位、執政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坪夜君是昭王之孫，與子西（王子）、盛武君、令尹之子叡（王孫）都是王室成員。王室內部成員之間的祭祀關係在過去是含混不清的，新蔡簡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線索。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將新蔡簡、包山簡所反映的昭氏家族譜系書寫如下：

昭王→文平夜君→平夜君成、王孫厭

→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昭、昭良、昭乘、縣貉公

→東陵連囂子發

三、昭氏的始封和命氏範圍

在簡文材料中，昭以上的直系先祖均未冠以昭氏，但這並不意味著昭氏的出現始於昭時代。最早見諸文獻的昭氏貴族是昭奚恤，曾擔任楚宣王（前369-前340年在位）後期的令尹。包山楚墓發掘報告根據簡文紀年材料，判斷包山M2墓主昭卒於前316年，又經過對遺骨科學鑒定，認為墓主“個體接近於四十歲左右，或屬於35-45歲的中年男性”。[30]假設昭
出生時蔡公子家約二十五歲，昭死亡年齡以四十歲計，那麼蔡公子家出生的時間大約在前380年，其活動時間晚于昭奚恤。由此來看，昭奚恤與昭
祖父司馬子音可能是同輩人。事實上，昭氏宗族得氏的時間可能遠早于昭奚恤。新蔡葛陵墓出土的一件骨質弓帽（N：260）的外表兩側線刻有四字，連讀為“卲之良之”，“卲之良”即上文提到的文坪夜君子良。[31]他是楚昭王之子、坪夜君成之父、昭
的高祖。“卲之良之”弓帽是平夜君成的家傳之物，估計是子良生前所作，暗示子良在世時已獲立氏。子良被稱作“卲之良”，一定出現在前489年楚昭王卒歿且被追諡號以後，概不晚於前433年，因為子良在為曾侯乙助喪時已被尊稱為“坪夜君”。很有可能在子良生前，昭氏已獲氏立族了。縱覽春秋時代，公孫之子在世時得氏則是諸侯列國的普遍做法（即《左傳》隱公八年杜《注》說的“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在世時得氏是比較罕見的。[32]從景氏、昭氏的情況來看，楚人在命氏立族的時間上與中原地區有一定區別。

除繼承王位的惠王及其後嗣外，楚昭王的其他後代是否都能以昭為氏呢？這涉及到春戰之際姓氏制度的變革問題，在此略加探討。眾所周知，春秋晚期以前，周代有一套比較嚴格的姓氏制度。受氏者需要經過國君的冊封，“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左傳》隱公八年，前715）。春秋時期，徑直以國君諡號為族者甚少，所謂的魯國三桓、宋國戴族、武族、桓族、鄭國穆族、楚國若敖氏，都不是實體性的宗族。以鄭國“七穆”為例，包括七族：良氏、游氏、國氏、罕氏、駟氏、印氏、豐氏。之所以稱“七穆”，是因為這七族均出自鄭穆公，而並非實際存在“穆族”。謝維揚先生將三桓、七穆、若敖氏等非實體性的宗族稱作“近緣氏集團”，就是考慮到了“七穆”稱謂與良氏、遊氏等實體宗族的不同。[33]

至春秋晚期，以先君諡號為族者逐漸增多，有些還發展成為名門望族，如楚國的景氏、昭氏、悼氏、懷氏等。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大概與周代社會形態的演變有關：一是由血緣性社會向地域性社會的過渡。血緣性社會強調“嫡子繼位，別子分封”，即《左傳》桓公二年（前710）所說的“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所以鄭穆公之後可以衍生出七大宗族。春秋晚期以後，分封制地位下降，別子分封立氏的現象也在減少，由此導致了景氏、昭氏等“以諡為氏”之大族的誕生。這些大族在宗族組織體系上可能是比較鬆散的。二是祿田制逐漸取代采邑制，即每個族氏享有的世代占有、儼然一小國的采邑正在減少，封君對於食邑只有世代承襲權，卻沒有了不斷分封給別子的權力。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新族氏的產生。總之，春秋晚期以後出現的類似昭氏的宗族，其族氏的享有者必定是相當寬泛的。作為封君的昭之良、昭奚恤可以享有，昭及其宗支也能夠享有，平夜君成的後人大概也是要稱昭氏的。在這種形勢下，氏稱作為“名貴賤”的符號，其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削弱。

*本文為2012年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出土資料與楚國宗族研究”（2012M511584）及2013年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項目“姓氏二元到姓氏合一的演變過程及其原因探析”（Q2012-02）階段成果。

[1]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外一種）》第427-428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第416頁，中華書局1985年。

[3]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第151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按：昭衍為游士，曾遊說魏國與秦結約（《戰國策·秦策五》“樓
約秦、魏”章），其國屬不詳。

[4]郭沫若：《屈原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3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

[5]姜亮夫：《史記屈原列傳疏證》，《姜亮夫全集八·楚辭學論文集》第4頁，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過去有一些討論，參李零：《“三閭大夫”考——兼論楚國公族的興衰》，《文史》第54輯；巫雪如：《包山楚簡姓氏研究》第66-67頁，碩士學位論文，臺灣大學1996年。

[7]徐少華：《包山二號楚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江漢考古》1989年第4期；收入（略有刪改）《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第293-304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

[8]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53頁注[360]，文物出版社1991年。

[9]據《逸周書·諡法解》，死而志成、亂而不損、極知鬼事、不勤成名、死見鬼能曰靈，不顯屍國、隱拂不成曰隱，早孤有位、雍遏不通、動祭亂常曰幽，致戮無辜曰厲。參黃懷信等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匯校集注﹒諡法解》第722-723、725、731-732、74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0]類似簡文又見葛陵甲三176、344-1、乙一29-30、零445等。

[11]整理者在盛武君、令尹之子叡之間未斷讀，認為是一個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蔡葛陵楚墓》第184頁，大象出版社2003年）。簡文祭祀對象在兩個及以上才用“各大牢”，所以盛武君、令尹之子叡應是兩個人。

[12]吳郁芳先生認為蔡公子家即《楚策四》、《荀子·強國》等記載的楚臣子發（名舍），曾在楚威王時任“上蔡令”（《人間訓》），子發是子家之誤，參《包山二號墓墓主昭佗家譜考》，《江漢論壇》1992年第11期。

[13]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13頁。

[14]何浩：《文坪夜君的身份與昭氏的世系》，《江漢考古》1992年第3期；吳郁芳：《包山二號墓墓主昭佗家譜考》。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蔡葛陵楚墓》第184頁。

[16]秦家嘴M13簡1有“賽禱五世以至新父母”、簡5有“禱特牛于五世王父王[母]”，秦家嘴M99簡10有“禱之于五世王父王母訓至新父母”、簡11有“賽禱于五世王父王母”等，均為祭禱五世之例，並參晏昌貴：《秦家嘴“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湖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簡帛數術與歷史地理論集》第156-165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

[17]彭浩：《包山二號楚墓〈卜筮祭禱〉竹簡的初步研究》，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第34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包山二號楚墓卜筮和祭禱竹簡的初步研究》，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第562-563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18]吳郁芳：《包山二號墓墓主昭佗家譜考》。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蔡葛陵楚墓》第184頁。

[20]宋華強：《平夜君成的世系及新蔡簡年代下限的考訂》，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新蔡葛陵楚簡初探》第113-121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21]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54頁注[379]。

[22]楊應芹、諸偉奇：《古今稱謂詞典》第28-60頁，黃山書社1989年。

[23]鄭武公夫人武姜（《左傳》隱公元年，前722），衛莊公夫人莊姜（隱公三年，前720），衛宣公夫人宣姜（桓公十六年，前696），鄭文公夫人文羋（僖公二十二年，前638），晉懷公夫人懷嬴（僖公二十三年，前637），晉文公夫人文嬴（僖公三十年，前630）等。

[24]宋華強：《平夜君成的世系及新蔡簡年代下限的考訂》，《新蔡葛陵楚簡初探》第113-121頁。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蔡葛陵楚墓》第184頁。

[26]宋公文：《楚史新探》第38、321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

[27]鄭威：《楚國封君研究》第129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28]鄭威：《楚國封君研究》第127-131頁。

[29]結合子西與楚昭王及其後人的特殊關係，盛武君是子西之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關於子西君與楚昭王及其子嗣間的微妙關係，宋華強先生曾有精彩論述，參看氏著：《新蔡葛陵楚簡初探》第120-121頁。

[30]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第330-333、406-407頁。

[31]董珊：《出土文獻所見“以諡為族”的楚王族——附說《左傳》“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的讀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11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32]謝維揚：《周代家庭形態》（修訂版）第154-158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第274-278頁，商務印書館2007年。

[33]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第227-235页。

（原刊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简帛文献与古代史——第二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国际论坛论文集》。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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