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

写下吕叔湘先生的名字，我的手就有些颤抖。是敬畏，也是一种莫名的胆怯。...

写下吕叔湘先生的名字，我的手就有些颤抖。是敬畏，也是一种莫名的胆怯。其实何止我呢？

当年张中行先生从《负暄琐话》开篇，一话接着一话，讲了那么多新朋老友的故事，却始终不写吕叔湘。为什么？张先生说，论交往，早该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中学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就是吕叔湘先生“点将”。此后他们之间多有来往，值得回忆的东西自然不少。但张先生说，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因为写吕先生，与篱下的闲谈不是一路，需要正襟危坐云云。言语中敬重之情，清晰可见。一直捱到1994年，吕先生90大寿之际，他才落笔写下名篇《吕叔湘先生》。

其实早在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吕叔湘全集》（19卷）时，我作为出版者，就写过一篇纪念吕先生的短文《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个题目引自《论语·八佾》，使用这样的“顶级言辞”，除了对吕先生学术成就的尊崇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吕先生对于出版工作的巨大贡献。从前，大概因为出版仅仅是吕先生学术生涯中的“旁枝末节”，或因为吕先生为人太过谦虚，不让别人为他歌功颂德，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在出版界混迹20多年的人，都对这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其实吕先生关于出版的故事非常丰富，读起来，让我的心灵不时产生巨大的震撼。我所震撼的，不仅是吕先生对于出版工作的热爱和重视。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经兼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带领着张志公、张中行等人，专门负责中学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1983年，在吕先生80岁高龄的时候，他辞去了其他所有的工作，只担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包含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个职务；并且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做到年近90岁。

我所震撼的，不仅是吕先生对于我国辞书出版的巨大贡献。如果按照小的、中的和大的划分，为我国词典建设画一条主线，最初是小的《新华字典》，吕先生与叶圣陶、魏建功等人多次参加编写讨论；接着是中的《现代汉语词典》，吕先生是第一任主编；最后是大的《汉语大词典》，吕先生在1956年就把它写入国家计划，直至上世纪80年代，年事已高的吕先生还在出任编委会的“首席顾问”。 早在1981年就有人撰文，称吕先生不但是一位大语言学家，还是一位词典编纂家，或曰出版家。吕先生知道后不同意发表此文，他说不要做几天工作，就成了这个“家”那个“家”，哪有这么容易。

我所震撼的，不仅是吕先生对于自己一生志趣的定位。他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它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一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崛起，他们把牛津大学编大词典的字迷请到芝加哥大学，还搬去了牛津大词典的资料。这一聪明的举动，使美国的英语工具书建设迅速崛起。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自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而我们呢？直到最近统计的数字，还不足4000种。因此，吕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我国字典出版的状况忧心忡忡。他号召有理想的学者积极地投身字迷的行列；他满怀深情地说，编一部大词典，就是为3、5千个词写“传记”，此中有真趣啊！我所震撼的，不仅是吕先生在写作方面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文风问题，他提出“多用套话不是写文章的正经路子”。何谓套话？成语就是一种。吕先生说，成语不是不能用，但有两个原则，一是非用不可时才用，二是不能接二连三地用。他还说，白描难啊！但古往今来的好文字，没有不是靠白描取胜的。“关键在于老师们、编辑们喜欢什么，提倡什么？”说一段故事，李行健先生主编一部《成语大词典》，请吕先生题词。吕先生笑着说，让我题词？我就写“成语词典害死人”。李先生也笑着说，那一定畅销。吕先生问为什么？李先生答道，因为许多人都想看看是怎么害死的。后来吕先生写道：“成语之妙，在于运用。颊上三毫，龙睛一点，与其滥也宁啬。”

那么除了这些，我究竟还为什么“震撼”呢？它就是本文题目中提到的：“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这些信写于1979年—1991年，它们是吕先生写给《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的。在《读书》（1984年9期）的“编后絮语”中，沈先生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他称赞吕先生每期必读，有错必纠，并且“必定亲自工工整整地写信给编者指正”。所以在出版业内，这些信的名气很大，见到的人却不多。直到《吕叔湘全集》出版，才首次将它们公诸于世。我在阅稿时，也是第一次读到它们。你想，一位语言学大师以书信的形式谈《读书》、谈出版，轻松的文体、坦率的表述与个性的流露，读起来，你不产生震撼的感觉，那才是怪事。

他说，《读书》的编辑宗旨是面向大众读者的，不是同仁刊物，不要把料器当玉器，不要把鱼眼睛当珠子，不要拿10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他说，总编辑是负责采稿的，编辑是负责“挑刺儿”的，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关键是让作者“知道不该怎么写，也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他说，不要迷信名家，如以前的魏建功和高名凯，他们的文章非改不可，好在他们二位都不计较。他说，有人写道“使人们重温了那段失去了的岁月中思想的流光”，“思想的流光”是个什么东西？“好人终而取胜，歹人终而受罚”，为什么不用“于”而用“而”？他说，在一期《读书》中，他发现8处错误都集中在一篇文章中，一定是那篇文章的原稿太乱所致。他说，自己简直得了错字敏感症，几乎在每封信中都列着一张或长或短的正误表。他还谈到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错，三联版《宽容》的错，《傅雷家书》的错，鲁迅译《死魂灵》中注释的错，云云。

他说，柯灵《爱俪园的噩梦》是不多见的好文章；樊纲《股份制度考》最让人佩服；《瓦萨里和他的艺术家列传》针对性不明，会让读者觉得“没来由”；《历史追寻》看不懂为什么要写，吞吞吐吐，什么恩怨沧桑，到了儿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内容不错，为文字所累，可惜；杨季康《介绍〈小赖子〉》是专家的拿手戏；陈原《忆宾符》更能感动人，他把人物写活了；《美国文坛的一件神秘故事》有点噱头的味道，发表是可以的，但目录中的题目，用表示重要的“方头”字体则不必。另外，吕先生在信中几次提到梁晓声的文章，言语间露出喜爱之意。

他说，有一篇讲陈寅恪的文章，写得不错，但“并未真正搔到痒处”。其一，陈的绝技是小中见大，在别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这一点，作者没提。其二，陈做学问不免剑走偏锋，此文却对他的朴学大大恭维一番，这是乾嘉诸老不会首肯的。其三，拿吕思勉与陈寅恪相提并论，是拟于不伦，可比的应该是另一位陈先生，援庵先生，史学界向有南北二陈之说，但援庵可佩也可学，寅恪可佩但不可学，学不了。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笔录，只言片语，但处处都是光点，处处都有启迪。有志于出版事业的人，读一读它们，一定会有收益。

写此文时，我又回想起1995年，为了出版《吕叔湘全集》，我们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几个人，捧着鲜花，在沈昌文、赵丽雅引导下，来到吕先生家签订出版合同。此时的吕先生已经很老了，他已经不再做事情，后来的“吕叔湘生平事略”，也只写到1994年。谈到出版《全集》的事，他好像对出版社没有太多的感觉，只是反复强调：“我的那些文字，就交给沈昌文好了！”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对“出版人”的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记得，吕先生还多次询问沈先生：“你刚从上海回来么？”事后我问为什么？沈先生说：“几年前，我从上海出差回来，去看望吕先生，他就忘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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