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变轨

此处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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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故人来

辽宁是我的故乡，在《辽宁日报》开专栏，提笔、落笔，满心归乡的情绪。

变轨

文 | 俞晓群

一九八一年临近大学毕业，当时我踌躇满志，决心继续做学术研究，希望在纯数学领域得到深造。为此我报考某大学一位数学教授的研究生，并且在考试前来到他的家中请教。老教授为人坦诚，他当时说出两个观点，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至深，也是我最终没有从事数学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他说，数学尤其是基础数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的学术体系历史悠久，逻辑缜密，绵延不断，每一项研究都需要从头起步。但人生短暂，所以天资平庸的人投身数学，可能一生都在路上，根本达不到顶峰，哪里还会有新的发现与发明呢？能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或者做一个称职的数学知识传授者，已经很难得。

其次他说，我劝你不要考我的研究生。你让我指导本次考试出题方向，怎么指导？其中有一道微分方程的大题五十分，其实它是一个定理，是几代数学家花费百余年才证明出来的。现在我如果告诉你，就跑题了；我如果不告诉你，哪个学生有那样的天赋，能在两个多小时中自己证明出来呢？

后来进入考场，打开试卷，那道“五十分的大题”赫然在列！虽然事先我也将微分方程中的定理努力温习一遍，但内容太多，我没有得到教授的指导，自然无法将那道题完整地证明出来。也是这道题的作用，使我最终未能被录取。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出版社做数学编辑。当时二十几岁的我，已经没有再次报考纯数学专业研究生的欲望，但未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依然不断地折磨着我的身心。今天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迷茫期，我开始试着撰写一些科普文章，曾出版《自然数中的明珠》《今日数学中的趣味问题》。

二是探索期，我也曾试图步入数学史、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曾参与著译《潜科学导论》《数学经验》等著作。

三是变轨期，也就是我目前还在行走的学术道路，是数术？是中国古代哲学？还是“思想的另一种历史”（葛兆光语）？

说到“变轨”，起初是我发现一些数学史著作谈到“数的定义”，都在引用《汉书·律历志》中的一句话：“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

有一次我发现，这只是半句话，它的全句是“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此中讲述了数的两个功能：算数和算命。我对此充满好奇心，希望能问个究竟。当然，我的好奇与江湖术士的取向大相径庭，但我身边的数学师友，大多对此采取冷淡或回避的态度。他们或称不通此道，或表示要划清界限，或对我的研究方向忧心忡忡。不过我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却发现此处别有洞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开始在人文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诸如《论“易数”与中国古代科学的联系》《人类的烦恼：“无限”的神学解释》等，还出版一本小书《古数钩沉》。我把这些东西送给吴振奎老师看，他与我交往甚密，经常指导我的数学编辑工作，帮助我策划“世界数学名题欣赏”丛书，有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胡久稔《希尔伯特第十问题》和他的《斐波那契数列》等，后来这套书获全国教育图书一等奖。此时吴老师在天津商学院工作。他看到我关于《周易》研究的文章，在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来信写道：

“你还应该把‘世界数学名题欣赏’继续做下去，还有很多问题值得一做。像《货郎担问题》《完美正方块问题》《四色定理》等。……看了你的近几篇文章，使我想到了诺查丹玛斯，他的不少寓言均出自‘数’（如‘七大’等）的启示。我很欣赏君的文笔，我过去讲现在仍讲，除了发稿子，你应该搞一点自己的东西——只是别陷入某些‘泥潭’中。神或许是人造的，但它不可亵渎。真搞不懂！”

信

他还说，他曾经见过一本《古兰经与数》（油印本），也会找来送给我。

一九九〇年十月，我写成一万多字长文《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事前我寄给郭书春先生看，他是数学史专家，曾著《〈九章算术〉汇校本》。他回信说：

“讨论非计算意义的‘中国数’非常有意义，你的许多论点也有创见，别开生面。但文中有几处不太准确，我用铅笔勾了一下。一是哲学界到宋代仍有‘周三径一’的说法，我勾掉了‘哲学界’，实际上，在数学与天文历法中也常使用周三径一，郭守敬制定授时历，便用周三径一。此句之前，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圆周率是一个小数，我改成了‘不是整数’，小数的认识应在宋金时代。历法自汉至元停止了一千多年，提法不妥。迟迟没产生小数的问题，各个民族数学史中，都是先认识分数，很久之后才认识小数，尚未见到例外情况，这可能是一个规律，与‘中国数’关系不大。中国人认识并使用小数在各民族中是最早的，小数的使用在唐中叶之后已屡见，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元李冶《测圆海镜》已有完整的小数表示。”

信

一九九二年初，我又写文章《论中国古代数学的双重意义》，后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我曾将此文寄给刘钝先生看，他是“国学丛书”《大哉言数》作者，那时他正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回信写道：

“文中有些情节正是我所怅然有所悟却感表达起来力所不逮的。自然，在我所置身的研究传统中，也不大可能投注较大的精力在你所用功的课题或取向上（approach）……然而就我本性而言，是极不适于做考据性质的工作（如郭书春先生那样）的。近年来也开戒，力图在科学社会史方面做一点尝试，当然都是浅尝辄止。至于从大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科学的努力，则自感缺乏才智及勇气。对于江晓原兄（还有你这一篇中所表露之）灵气和洒脱，我是十分羡慕的。……就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而论，自本世纪初开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两大派别的争论，尽管五十年代以后，Kuhn、Fegeabead、Lakatos等历史主义学派人物通过自己的工作（或理论系统）揭穿了那种按照现代逻辑构造科学史的荒谬，但那种为现代科学是取的标尺仍然顽固地、反复地出现在各类学科史的著作中。你通过对中算双重性质的阐述也表达了与历史主义者相同的信念。这使我想起Kuhn在读研究生时曾长期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困惑，有一日突然顿悟：原来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另外一套语汇，如果完全改用另一部辞典来读，那么一切疑惑都消失了，一切原先认为不可思议的都变成可以理解的了。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科学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唯有借助观念的转换、置身当时的研究传统中去读当时的著作，才能得到合乎历史的理解。我们对算学、中算家、对他们的成果，也确实需要‘身临其境’地加以理解。”

信

细读刘钝来信，给我巨大鼓舞。一年后我的专著《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意义》完成，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END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27日《辽宁日报》

俞晓群

现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主持策划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本人著译有《自然数中的明珠》《数术探秘》《数与数术札记》《人书情未了》《一面追风，一面追问》《这一代的书香》《前辈》《蓬蒿人书语》《那一张旧书单》《可爱的文化人》《精细集》《我读故我在》《一个人的出版史》（共三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