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家庭福利

为什么带薪产假越长越损害女性职场竞争力？

增加家庭假期会伤害劳动者吗？山姆·巴特金斯 | Sam Batkins艾克·布兰农 | Ike Branno...

增加家庭假期会伤害劳动者吗？

山姆·巴特金斯 | Sam Batkins

艾克·布兰农 | Ike Brannon

译/宋春雨高嘉薇校/徐驭尧

来自公号：思想库报告《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

许多政治家将治理收入不平等问题提升为未来经济政策中的重要目标。当然，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有很多，但至少现在最为简单并流行的方法是减少富人收入。这种策略通常不会提升除了政府人员以外任何人的生活水平，但政府利用这一措施来展示自己在消除贫困事业上付出的努力。

另一种据称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正在成为潮流的方法是给新晋父母、体弱父母的成人子女、或正处理其他医疗或家庭问题的夫妻提供带薪家庭假（Family Leave）。这是一种带有“社会责任感”的福利，而且因为它已经在欧洲实施，人们认为它也应当在这里（美国）实施。

但问题是，在此情况下创建一个昂贵的新福利，对政府而言并不一定是种高效地对这些家庭表达敬意的方式。授权带薪家庭假会导致急剧增高的佣工费和薪水，最终市场会通过降低雇佣人数、薪水或两者结合来回应政府对这一福利的支持或授权。如果没有正确实施，政策可能会被钻空子，导致这些家庭无法享受应有的福利。

华盛顿特区的实验

就像那些快速提高最低工资并让进步派欢呼雀跃的州或地区那样，华盛顿特区开辟了它探索家庭假的道路。市议会认识到，如果政府命令所有企业给新晋父母提供六个月的带薪休假，不管这一命令是否是种进步，这都会给企业一个强烈动机来避免雇佣处于适孕年龄的女性。他们想出了一个可以避免这个风险的筹资方法：无论多少员工享有这项福利，都向本市企业征收1%的利得税，并将此税收用于补贴休假中的员工薪水。这样，费用由所有的有利润的企业分摊，并由政府来开账单。

很快问题很快随即显现，仅仅1%的税收并不足以补贴六个月的期望福利。为了给员工提供与他们休假前相近的薪水，税收需要提升至3%以上。这个税收率会让平常无作为的商会行动并煽动他们的成员一起反抗，而这足以使区政府让步到B计划。他们减少了福利的范围，把税收保持在1%，并且把$15的最低工资放在下一项议程，以此转移这项福利的狂热支持者的注意力。

这便是这项福利所带来的一些代价，但带薪休假的好处肯定能为它的弊端做出解释，对吧？所以家庭带薪休假法案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我认为很可能不会。

成本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认为带薪家庭假值得他们付出大量监管和财政上的代价，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更加宽松的家庭休假政策会给美国带来多大的代价？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详述了工业化国家在家庭休假政策上的花费。这些数据是对于美国采用强制性带薪休假成本的粗略估计。

在实证对比中，我们可以从陪产假、病假和家庭医疗假这三种不同的类别中看到每个国家支出占GDP的比例。美国在带薪家庭假期（包括陪产假和产假）上的支出大约占全国GDP的0.7％，这个数据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小许多。瑞典政府在带薪家庭假期上的支出整整占GDP的3.6%，是美国的五倍还多。丹麦的这项支出占4%，而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平均支出占GDP的3.3%。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国家在国防上的开支只占全国GDP的1.3%不到，这只相当于分配到带薪家庭假期上的开支的40%。OECD成员国分配在带薪家庭假期上的平均开支为2.2%。

这使美国在带薪家庭假期上的支出显得有些落后，但美国在病假（包括残疾抚恤金）、带薪病假和其他丧失工作能力相关的福利上支出的更多。这些支出大概占总GDP的1.4%，一年2600亿美金。但相对OECD的平均数值（在GDP中占比1.9%）而言要低得多，而远远低于比起斯堪的那维亚地区极高的社会保障金支出比例。挪威在带薪病假上的支出几乎占整个GDP的3.3%，瑞典支出的甚至更多。

OECD没有任何关于美国陪产假支出数据的报告，这部分是由于这部分数据如果被记录的话，大多已经涵盖在病假的范畴当中。从数据看来，OECD在带薪陪产假上的平均支出占GDP的0.38%；瑞典这项支出约占GDP的0.75%，挪威约占GDP的0.62%，而法国竟只占GDP的0.29%。

如果美国想要将带薪病假支出在总GDP中占比与其他OECD成员国持平的话，需要额外支出900亿美金。而要与挪威和瑞典的政府资助持平，则需3500亿美金。对美国来说，若想将带薪家庭假期在总经济体中的占比与欧洲相同，每年需要多支出5200亿美金。仅达到OECD成员国在带薪产假与陪产假上的开支，就至少每年需要多支出700亿美金——想达到瑞典等国的水平，则需要再多花一倍。

这些数据与其他关于延长家庭假期政策的研究一致，支出总额将至少在1590亿与3060亿美金之间。举个例子，由萝莎·德劳洛（Rosa DeLauro）与森·柯尔斯顿·吉利布兰德（Sen Kirsten Gillibrand）赞助的“家庭法案（Family Act) ”通过上调0.4%的工资税来提供12周带薪家庭假期。但是，上调工资税每年只能多提供300亿美金，甚至都不够支付原有福利。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带薪家庭假或许听起来不错，如果他们还没有发现这项福利是由他们自己买单的话。

福利

由于提供家庭带薪假成本如此高昂，我们也应期待一些规模相应的福利。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会有相应福利产生。

带薪家庭假的支持者指出，带薪假期能够改善产妇健康、减少抑郁症。这不仅能提升幸福感，还能减少这些相关症状的医保花销，而目前其中大部分由纳税人承担。支持者还认为，带薪假期应该有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也相应提高产出。提高的劳动产出量也许能够增加税收，从而抵消政府在带薪假期上的支出。

量化带薪假期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决定量化其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尤其考虑到用于带薪假期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高收入家庭。

在过去十年中，加州和新泽西州都颁布了某种形式的带薪休假法，然而两个州的女性劳动力都没有显著增加。事实上，两个州的女性劳动力与整体经济趋势一样下降了。这个事实没有证明带薪家庭假期会显著增加劳动力。

从全国角度来说，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7%，略低于经济大萧条前的峰值60%，但仍高于OECD成员国平均值51.5%。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平均值比其高出近10%。

20世纪后期美国经济中，女性劳动力快速增长，对于经济和社会而言都是完完全全的好事，但很难再去指望其以这个速度再次增长。首先，上世纪中期以来，女性在技能与培训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率比男性要高，并且就业状况更好。事实上，由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不仅因为女性在劳动市场占比的提升，更是这些女性平均技能水平提高的结果。

此外，上世纪中期美国对进入劳动市场女性的公开且制度性的歧视已基本消失。相比以前，现在进入劳动市场的女性更有可能得到能让她们一展所长的工作。

最后，当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想让这个数字再像上世纪一样高速增长是很难的。男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下滑已经持续几十年，目前已经低于70%，比女性参与率高13%，这意味着女性劳动参与率有一个大致上限。

更重要的是，在近二十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维持相对稳定。平价医疗法案（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CA）是美国最新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举措。它原本想要结束劳动者被困在当前工作的局面，让劳动者自由地在他们最有效率的地方工作，并以此振兴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案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这种自由的具体体现让他们的创造者有些心痛：经济振兴更多体现在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这通常指一些短期的项目和工作岗位，以及其他有限零工。此外，由于平价医疗法案不论好坏地让人民不用工作也能获得平价医疗保险，它有效地激励了百万美国人离开劳动力市场。

想再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来带动GDP增长是很荒谬的。它降低人们的工资和就业，同时给社会带来重大负担。事实上，许多政策能够带动GDP增长同时提升劳动参与率，但它们并不仅仅依靠扩大社会福利。这些福利常常进入有钱人的口袋，并且改变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别人的钱

在抚养孩子上给予父母慷慨支持无疑对家庭大有益俾，但是这些好处主要流入高收入家庭，且可能高达GDP的3%。如果仅靠一个带薪休假政策就能够使劳动参与率增长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水平，并且增加一千两百万劳动力人口，这些收益是那些成本的正当理由。但很不幸，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带薪育儿假政策能够带来这样的好处，并且也很难设想任何经济上的好处能够接近这个政策内在巨大的代价。

制定明智的政策需要政府分清主次并且认清每一步的机会成本。但现在，国会或者白宫总在一段时间后才承认他们政策背后的真正代价。比如，在最后一次支持平价医疗法案的国会演说中，它被称为是国会所通过的最能减轻赤字的法案。但最终，这一法案却让国会每年必须多支出几千亿美元。演说中提到的法案所能节省的费用最多也不过是暂时的，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省下任何费用。与之相类似，2016年国会通过的增税法案使得大量临时增税条款永久化，却从未有人讨论过这是否比简单地降低个人和小型企业的税率要更好。

至少在劳动经济学家中，正在减少的收入占GDP比重这一数据受到了与扩大的贫富差距几乎相同的关注度。在整个20世纪，劳动占GDP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但如今这一比例急转直下，并且和以往不同，它没有向平均数回归的趋势。

资本性收入在全部收入中占比越来越高的趋势让很多人感到烦恼，很多提议都试图重新平衡两者。问题是，这一情况并不仅仅是资本性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例增加。此外，在给员工的收入中，付给福利的比例逐步增加。这是因为提供以健康保险为代表的福利成本增高了，而且政府还让企业提供更多的非工资福利。

虽然让员工用带薪假期去照顾体弱的父母或生病的孩子听起来很有同情心，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福利资金是通过何种渠道筹集而来，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需要员工自己买单。并没有理由认为这样一种福利是递增的：中产和中上阶层的员工比低工资的美国人更容易得到有福利条件的职业。如果我们用员工的工资来支付他们带薪休假的费用，那这肯定是种收益递减的福利。

授权更多的带薪休假将改变我们总收入的构成：福利占总收入的比例提高了，工资占比则相应减少。与此同时，更多的福利被中高层享用。我们很难把这个解决美国经济困境的方案当做是一个有同情心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