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文明的差异、契约及自由——科学的起源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
▲吴国盛(本号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导读作者 吴国盛(本号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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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以前有很多非常庸俗的看法,科学和技术不分,以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吃,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只要吃饭就要搞科学,所以把科学看作是和人类相关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非常错误的看法。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科学是西方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个文化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希腊人有,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头来追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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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希腊广场西面的匠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神庙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以前有很多非常庸俗的看法,科学和技术不分,以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吃,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只要吃饭就要搞科学,所以把科学看作是和人类相关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非常错误的看法。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科学是西方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个文化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希腊人有,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头来追溯一下。
一中国文明的本质
▲农耕文明(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中国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农耕文明,中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农民。农民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跟土地绑定在一起,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离开土地。这样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血缘家族群居的方式来过日子,标准的中国农村啊,它的村子基本上是一个姓,那个辈分排的很清楚,亲疏远近分得很清楚。
我们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这种血缘文化所弘扬的文化秩序呢,是按照辈分来排定的。中国人讲伦理学,那个“伦”就是辈分的意思。我们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比如我们跟台湾同胞说,你们不要闹独立了吧,血浓于水啊。这话洋人是听不懂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东西,什么叫血浓于水。对于我们沉浸在血缘文化里面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就明白。血缘关系不光是生物学关系,它更多的是亲情关系。血缘关系越近,亲情就越浓。血缘文化衍生的文化基因是亲情文化,所以情感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至上,在情、理、法之间,情是最高的,理是其次的,法是最低的。所以我们搞法治就比较费劲。法低于理,理低于情。理最后都要诉诸于情,而那个情最终是血缘亲情。所以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整个中国人是一个大家庭,不是大家庭的肯定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肯定有二心,所以我们怎么也不能够相信外国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和那个血缘文化是有关系的。
▲宁夏中卫高庙,吴国盛摄。这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寺庙,门联写道:“儒释道之度我度他皆从这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尽在此间”
我们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对所有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大认同。我们崇尚变化,并不认同某个东西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不能够打破,因为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生命之流,流变是宇宙的本质。只有在变之中,宇宙中万事万物才能保持活力。我们按照一种实用的、实践的和当下的原则来制定我们的行事方法,灵活机动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以血缘亲情为本,一方面是变通之道,我就先把中国文化的这两个特点摆出来。
二希腊——西方文明的源头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西方,看西方的源头希腊人是怎么回事。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并不很丰富,他们那个地方粮食不好种,一般是种点橄榄,榨点橄榄油,种点葡萄,酿葡萄酒。光橄榄油和葡萄酒是不够的,要通过交换,通过和近东、小亚细亚地方的人交换粮食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希腊民族本身还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希腊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农业的民族,而是一个海洋型的、流动型的经商的民族,迁徙是他们的常态。
▲作者在雅典普尼克山上“表演”阿基里斯追龟,背景是雅典卫城
但是传统社会这是可怜的。有些人离开父母到北京城做官,那是没办法,过去讲,忠孝不能两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即使你在皇帝旁边做到了宰相,如果你的父母去世了,你也得回家,向皇帝请假,回家去丁忧三年。当然,老了以后要告老还乡,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都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不支持在外面到处乱走,认为那不是正经人。你们一定会惊奇,晚清时候,政府要派少年到美国留学,结果学生报名的很少,根本就凑不齐那么多人,没人愿意去。那些留学生家里人压力很大,邻居都笑话他们,说他们卖儿卖女的,把儿子卖到美国去了。
三契约文明
欧洲的早期情况就很不一样,迁徙成为一种常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血缘文化的地缘文化。在一个迁徙成为常态的社会里,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他们的行事准则呢?这就是所谓的“契约”。所以,我们称西方文明是所谓的契约文明,契约文化。在西方,订约是个常态。在基督教世界里,也是人和神之间订约,人如果背离了这个约,上帝就要惩罚你。西方文明里面那个契约意识极其强烈,契约一旦确定,每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契约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契约之上没有东西。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喜欢说人是至高无上的,而契约总归是人签订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人之为人不是靠契约来规定的,而是靠人情来规定的。人情靠什么规定,靠你的血缘关系来规定。而西方社会里,它认为人作为人,以能够守约、守规则作为标准,因为它契约之上没有更高的东西了。一旦约大家都不承认了,那这个社会就解体了,一盘散沙。所以,中国社会表面看起来一盘散沙,那是从西方的眼光看的,是因为我们不受任何契约的制约。
我们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靠契约过日子,国家垮了之后,乱了之后,全回家了。我们并不害怕,国家没有了,家庭仍然可以把中国文化保存下来。比如说现在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学校宣布解散,学校作为一个小社会就解体了,很容易解体。一旦出了小小的灾难,大家很快就跑回家了。家庭是自己最后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呢,我们对契约不是很看重。
所以,依法治国为什么那么难,这个法制建设那么难,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都是农民,我们不是以法来服众,我们是以情来维持社会秩序。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这是很麻烦的问题。德治其实就是以情治国,所以又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是有矛盾没有解开的。
契约社会里面对人性是怎么理解的呢?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人就是有情有义嘛,儒家把“仁”看作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克己复礼为仁,那个“仁”是大写的人,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追求的目标。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都是这个道理。那么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这个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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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西递村口的功德牌楼胡文光刺史坊,吴国盛摄。此牌楼表彰西递村人胡文光在任政府官员时爱民如子为民办事。
四自由的概念
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的概念,也很难理解“自由”。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员、一个节点,你的身份是根据你的社会关系来界定的,每个人都深切感觉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所谓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常常逃避责任,因为我们不是自由的,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只有自由才有责任,只有一个自由民才能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希腊人曾经嘲笑过东方人都是奴隶。幸亏希腊人不大知道中国,知道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说中国人全是奴隶。近代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认识,把中国人除了皇帝之后分成奴才和奴隶两种。多数是奴隶,少数是奴才。奴才和奴隶的区别就在于,奴才知道自己是奴隶,他很高兴,很愿意当这个奴隶。
所以,西方文明对自由的强调,是跟他的文化基因有关系,它和它的契约文化有关系,一个自由的人,对西方人来讲,他首先是要懂得遵守规则,而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看法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说没有自由,我们觉得没有自由;第二个极端是说如果非要有自由的话,我们就认为自由就是胡来,就是不守规则,这个看法正好和希腊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希腊人讲了,自由的目的就是,认清了这个规则之后,自觉地服从这个规则,这是自由的。如果你认清了规则,你不服从他,那当然不是自由,比如你为了蝇头小利,违反更大的人性原则,这毫无自由可言。
▲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的作品《自由引导人民》(1830),现存巴黎卢浮宫
五科学作为确定的知识为什么不在中国出现,而在西方出现
好了,那个自由的希腊人民怎么就出现科学了呢?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绕了这么大个弯子,就是为了解决科学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在中国诞生。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刚才我已经批驳了,庸俗的观点,认为科学就是混饭吃的。科学从它本来的意思,是知识的意思,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你不能说中国人也有知识嘛,对,我们中国当然也有知识。但是希腊人所说的科学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所说的科学指的是一种严格的、确定性的和超功利的知识,这叫科学。这几个定语很重要,严格的、确定性的、超功利的,这几个东西都相当重要。
如果一种知识不是超功利的知识,那中国当然也有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多得很,对吧,怎么做饭,怎么盖房子,怎么管理国家,知识多得很。但是,没有一样知识是超功利的,中国人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都是实用的知识,没有超功利的知识。所以中国没有科学,科学必须是超功利的知识。
第二个,中国也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追求确定性知识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目标,因此中国传统思维里并不很重视很强调知识的确定性。《易经》大家都知道,可以做很多推演,但没有一个结论是严格可证伪的。今天晚上有没有雨啊,他一算,反正你有雨他也对,没雨他也对。“打破沙锅闻(问)到底”这样一个成语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并不喜欢那种严格的确定性的知识,以及追求这种知识的人。而确定性的知识必须要通过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把它推下去,我们对这个就不很在意。
比如说,孔子在路上走,有两个小孩在讨论问题,一个人说太阳早上离我们近,一个人说中午离我们近。说早上为什么离我们近呢,看起来太阳个大。中午为什么近呢,因为太阳晒得比较热。问孔子,究竟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近。孔子想了一会,诶,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那就算了。孔子说算了以后呢,就把这个问题耽搁了,一直耽搁了几千年,没人来关注这个事。因为我们并不追求这种知识,为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笨或者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不要求我们往这方面发展,你搞那么清楚干什么,太阳早上大还是中午大,有什么关系啊。
▲孔子像(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西方自由的人性理想,它必定要通过某种人文形式得以实现。中国人的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性理想,它通过礼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来得以教化。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这个礼文化的目标是训练一个人善良,有德,懂得爱人,训练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不需要很确定性的知识,需要的反而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灵活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本身的爱不是一个普遍的爱,中国人讲爱人是有差等的爱,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你爱你自己的父母应该是最爱,其次你爱别人的父母,再推而广之推下去,你如果爱别人的父母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你不是有毛病就是别有用心,你必须肯定要最先爱自己的父母。
所以,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看来,这个世界跟它的关系是亲疏有别的,中国人很讲究这种亲疏关系,所以,我们亲属里面的称呼特别多,一个父辈的称呼,叔叔、伯父、舅舅、姑父、表叔,洋人一个uncle全部解决问题,类似的女性也一样,为什么一个全部解决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没必要,我们可以嘲笑洋人这都分不清楚。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搞计划生育之后,兄弟姐妹少了之后,很多称呼都快没了,很多人也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会认为你们这些现代中国人、外国人太没文化了。他们为什么搞不清楚呢?不是他们笨,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搞清楚,没有必要做区分。而我们中国必须要作区分,这个区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是我们文化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懂得这些差别,这种有差等的爱啊,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
我们举个例子,要摆一桌饭,这顿饭怎么排这个席位,谁坐上手,如果在你们家吃饭比较简单,你父母、祖父母在,必然就排下来了,按照血缘关系。可是如果吃这顿饭的人特别复杂,不光有你自己的父母,还有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家的父母,这就不好办了,两对父母怎么排序。还有你的老师也去了,还有你的领导,假如你已经工作了,还有你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去了,还有你的救命恩人也去了。总而言之,这么一拨人来了,就摆这么一桌席,你怎么弄,这就很复杂。如果你学习礼仪,不懂得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重新调整这个结构,你就抓瞎了,所有人都不满意,这家人太不懂礼貌了,每个人都有理由,自己要做上席。但是你如果懂了礼,懂得如何灵活运用这些礼节的话,你能说出些道道出来,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诶,这个人会做人。
这种情况很多啊,中国人之所以感叹难做人,就是这个爱是差等之爱,它不是平等之爱,不是像基督教那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爱。所以呢,做人很难。所以就要学习,学什么呢,学礼,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
你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这不要紧,没人笑话你,一个人整天想着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我们反而笑话他。古代杞国有个人,他老想着天塌地陷这件事,睡不着觉,结果中国人民就嘲笑他,给他起了个成语,叫杞人忧天。其实这个杞人是个伟大的科学先驱,他对于宇宙的结构和地球的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忧虑,按道理要通过非常复杂的宇宙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遭到周围的邻居们的一直嘲笑,那就算了。
▲杞人忧天(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好了,反过来看希腊人。对希腊人来讲,通过什么样的文化方式使他们懂得什么是自由呢,这就很难了。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啊?是有着某种内在的东西来做事情。刚才我讲了,所谓的自由,无非就是遵循原则,懂得原则而遵循原则。所以,那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能变,必须是确定性的原则。你原则老变,你看中国人原则就老变,我们从来都认为,原则是人制定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是西方人不能这样的,在西方那个契约文化下,契约一旦形成之后,或者说契约意识一旦形成之后,他们对某种超越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原则,是非常在意的。一旦掌握了这个原则,他们就不会轻易动他。
▲美国画家Howard Christy (1873 -1952)创作的《美国宪法签署场景》(1940)
▲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门前的宪法塑像
六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
自由的意思就是服从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则,而那个规则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得知呢?他们说通过经验不能得知,必须通过我们思维中的某些逻辑推理。所以希腊人就发展了极其罕见的一门科学,叫做推理科学、演绎科学。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几何丈量啊,图形测量啊,但是就是没有发展出几何学来。因为几何学是一门推理科学,推理的科学它本身要求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演绎,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的归纳,就像这个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叫勾股定理,那么勾股定理是个经验的公式,是木匠在反复实践中发现,就得出这个结论。
▲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所采用的会标,就是古代中国人关于勾股定理的证明
欧几里德是《几何原本》的作者,流传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跟它学了几天几何学之后,就问他,老师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据说脾气很好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那意思就是说,你骂谁呢,我这门学科怎么会有用呢,这种有用的怎么是我们这种人干的事呢,那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们做这个东西,是纯粹的,是完全没有用的,越没有用,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
▲西班牙画家Jusepe de Riber(1591-1652)创作的油画《欧几里得》(1630-1637)
我们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呢,科学和技术很长时间没有关系,也不必有关系。希腊的科学作为纯正意义上的科学,它是转化不成艺术的,它也不想转化,它认为纯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我们要讲的希腊的科学,当然,希腊这个科学经过近代之后,转化成有用的科学,这个路线我们要讲一下。
▲《反思科学讲演录》封面
(本文摘自《反思科学讲演录》之“西方技术文明”,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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