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 科学观的起承转合

只有把握了我们时代的特质，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科学》这本书有什么样的价值？今天，在这样一个观念多元的时代，再来谈论科学更非易事：一方面，要在学术上做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又要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科学文化人所做的工作。...

作者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许小编

导读

论及什么是科学，它实际上是一个类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知识类型或者一种认知类型。科学变得越来越复杂，现在处在一个分科而治、技术化科学的时代。讲起承转合，不是说真有一个既定主旨，要把科学说成是什么样子或规定性的过程。今天，在这样一个观念多元的时代，再来谈论科学更非易事：一方面，要在学术上做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又要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科学文化人所做的工作。谢谢大家！我出生比吴国盛教授晚几年，求学也晚，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国盛老师已经是教授了，那时他所在的单位正好是我现在供职的地方。今天有幸参加国盛教授的新书发布会，借此机会对这本书做一点点自己的解读。

论及什么是科学，它实际上是一个类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讲的科学是一种知识类型或者一种认知类型。科学变得越来越复杂，现在处在一个科学分科而治、技术化科学或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如果有人要对科学这样一个复杂的类型进行有深度的思考，就需要有一定的水平。只是停留在原来的意义再来讲一遍，也没有太多人去听。

我在想这个演讲题目的时候有一点取巧，以前小时候听人讲中国的作文方法就是所谓的起承转合。但在此讲起承转合，不是说真的是有一个既定主旨要把科学说成是什么样子或规定性的过程。

比方说，国盛教授的书开篇谈到科学的划界，尤其是谈到伪科学的危害性，就指出，我们现在讲的伪科学，已经不是那些显见的伪科学到底是不是科学，因为那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它的背后有没有更多权力的不当介入，会不会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思考跟当代其他一些学界同仁思考类似。台湾学者陈瑞麟就讲到，某个东西是不是伪科学很难判断，我们只能把那些明显符合科学的东西和特别假的东西挑出来，在一些中间的地带其实有很多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正是因为对科学的内涵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商榷，所以才有必要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写这么一本《什么是科学》，而这需要功力。二十多年前，吴老师写《科学的历程》的时候是有其积淀的。此前他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科学哲学的问题，包括本体论问题、时间问题、空间问题，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观念多元的时代，再来谈论科学更非易事：一方面，要在学术上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又要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科学文化人所做的工作。

我想今天在座的都可以说是科学文化人，但在一般人看来，在中国，科学文化人的概念是略有一点争议的。如果站在常见的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讲，你的立场要么是科学的、要么是反科学的，你支持的要么是真科学、要么就是伪科学。科学文化人往往不愿意这么简单化而使其角色被贴上标签、陷入争议。为了避免这些误解，我们可以把科学看成类，看成一个动态地不断发展的活动类型或知识型，而且它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表现。首先，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开头如何切入科学这一主题。

讲到起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所降临的空间是不一样的——你出生在王宫和出生在茅草屋是不一样的。我们出生在中国，所以国盛老师的书首先直面的是近现代中国际遇中的科学概念的由来。

对我们而言，科学缘起于这样一个开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无奈。特别是“科学”这个来自日本的西方词汇，使我们“以科学之名”的“科学”竟是外来的，是日本人帮我们翻译的；而国学里面看起来非常好的“格致”却被弃而不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人的认识，其中包括对人的认识过程的认识。尽管我在此用了起承转合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是不一样的，人的认识是断裂的，所谓起承转合是不连续的。我们总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多，其实不知道的更多；我们总是觉得记住了很多，但可能忘记的更多。所以，我们的认识永远是断裂的，新认识或创新就在于认识论上的断裂。不论我们在当时是学东洋还是学西洋，现在来看依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人的伟大就是能看不起自己，主动与自己以往的认识乃至认识论发生断裂。

我们引入科学的初衷是师夷长技，以救亡图存，这使我们倾向于从实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并使科学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从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到抗战时期的新启蒙，科学的观念都被赋予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味。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力量来建设一个现代国家，需要通过这样一种力量来凝聚现代的科教体制，需要掌握这种力量的人才。所以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因此，现代中国人所理解的科学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双重的认识论断裂，既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认识论发生断裂，也与其所接受的科学的本质与源头之间存在认识论的断裂。现代科学在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源头以后，我们总是有一种所谓的压力要从更本源的层面继承它。实际上，在这种心理的深处存在着一种对真理的惧怕。

作为中国人总是有一种惧怕，以前是怕皇帝，到了近现代的时候有一种对真理的惧怕。我们非常害怕真理，很害怕所认识的东西不是真理，很害怕我们没有按照真理去做事，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我们是在战战兢兢当中把科学这个东西承接下来的。

直到现在，国盛老师讲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是自由的学术当然没问题，但其中还是反映出某种“心虚”——我或许是有一点曲解。所谓“心虚”就是说，在现代科学在中国缘起和流变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并未能把握科学的本来意义。如果科学在中国发展得不够好，这可能是症结所在；不管科学在中国有了多大的发展，在没用真正理解科学的情况下，心里总感觉不踏实。

本书第一章中，作者强调指出，现代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和中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双重影响下，“西学东渐”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科学由‘技’转化为‘道’、由‘用’转化为‘体’的历史”。

这就使得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形成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和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而“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

由此，鉴于科学在中国现代的缘起有其先天不足，在论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之后，该书并未继续铺陈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转向对西方科学的溯源，转向对希腊理性科学和自由学术传统的追溯。这多少有些出自对真理的惧怕，或许是这种惧怕，促使作者希望通过对科学的精神和基础的追溯，让我们更为本源地承继科学的传统，以此补上现代中国人科学概念中，与科学的本质与源头之间存在的认识论的断裂。

书中有两段话讲得非常好：

希腊思想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那就是，我们生活在遗忘和遮蔽之中，遗忘和遮蔽是我们生活的本质。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深奥。通俗地说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条件性存在，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我们之所是，但通常我们对这些条件并无意识。然而，只有通过追溯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世界是怎么回事，因为世界的存在也是条件性的。

作为先验追溯的演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之所以显得是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对于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没有觉察。这些知识深藏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是一向属于我们“自己”的。正是因为一向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正因为一向属于我们，学习这样的知识，也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在追求自由。

实际上这些条件就是所谓的真理，所谓的知识，就是我们自身对自身之所以为自身的这样一个东西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学术所追寻的，所谓的以“是(Being)”为主题的这样一种哲学和科学的根源。

我们对拥有的知识没有觉察，而它们就深藏在我们自身之中。这恰恰就是在提醒我们，当把科学当成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要知道它怎么就是好的？什么叫创新？就是突然来了一个东西，你突然想到了这个东西，尽管可以以回忆之名，尽管我们可以像国盛老师那样以追溯之名……在这种承接的态势下，由希腊理性科学而现代科学，本书接二连三地开启了溯源之旅。其中谈到“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关键性的问题，这里面恰好体现了科学很本真的一个东西，就是科学的反叛精神。起、承、转，是怎么转的？实际上就是由“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的转变，其中所表现出的恰是科学的反叛性，而且这种反叛往往是对自己的源头和自身的不断反叛。那些让人们屈服于“科学真理”的根源，其实不过是迷信，科学之反叛的意义，就在于使科学不断地从自身的传统偏见中解放出来。

首先，在伽俐略跟枢机主教贝拉明争论哥白尼体系的真理性的时候，贝拉明显然比伽利略知识更丰富，更有智慧，例如他愿意从相对性的角度，在现象层面，同等地看待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但是伽利略讲得很明白，我这个东西就是真理，我不跟你妥协，我不跟你讲从地球上看是什么样子、从太阳上看是什么样子，我就认为从太阳上看就是真理。这就是科学的第一次反叛。如果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伽俐略等开启数理实验科学的过程无疑是对此传统的反叛。

在伽利略看来，如果一个科学命题能够解释所有特定的现象，那么人们就不能也不必寻找更高的真理了。他不仅以解释的充分性论证了科学命题的真理性，解构了更高的真理；同时还强调，科学的真理性在于其方法的客观性，哥白尼体系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解释了现象。因此，他不无狂热地沉迷于对真理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误读：一方面，对真理的自然主义的误读坚信，哥白尼体系的出现，意味着关于世界的一个真正的体系已经被找到了，而且注定会取代原有的体系；另一方面，对真理的科学主义的误读则强调，科学的发展会影响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真理，甚至使之消解。前者说明，他没有意识到科学范式变迁的可能性；后者则显示，他未能明了有关现象的科学不可能穷尽对自然的解释。

伽俐略一边解构传统的真理，一边为现代科学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寻找真理性的依据。他认为物理学的任务就是在一般几何学定理上寻找物体运行的定律，他相信几何学比物理学更优越和更具权威性是不证自明的，即几何学不可避免地是更高层次的物理学。由此，他强调形式的东西，可能大于你看到的经验。这些信念固然极大地推进了现代科学特别是经典物理学的发展，但其固有的独断性又使其具有制造迷信的一面。

那么，为了打破其中的迷信，科学就要有第二次反叛。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第二次反叛就是爱因斯坦的反叛。自伽俐略之后，物理学现象受几何学定理支配几乎成为教条。理论物理学家们总是认为某种形式的东西，或某种几何的东西是真东西。“不！”爱因斯坦对此不以为然，而他的伟大就伟大在他意识到应该摆脱这种传统的偏见。他认为物质的东西是更重要的，物理的东西是更重要的真理。当他看到一些物理现象并不遵循欧式几何学时，不无坚定地赋予物理现象以支配权。与洛伦兹使物理现象屈从于几何学的削足适履式的做法相反，他让几何学根据物理现象进行相应的调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学的东西本身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这也进一步告诉我们科学的反叛精神到底是什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科学的源头起源于所谓自由的学术，是人对自身存在的原因和理由的追问，但科学或知识最终是人发现的，我们只不过是给了它一个原因和理由的名。而我们所发现的科学或知识，并不一定就是那个真正的或唯一的原因和理由。它们或许暂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和启迪，但是它们并不会永远是一种富有启发或有启迪性的东西。

这就是科学！它不但能转变或转换，而且它要背叛自身，自己要超越自己！要把任何所谓高高在上的真理放平，放在其合适的位置甚至它的反面来看！

所以，当我们继承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战战兢兢的！科学永远要走在既有真理的反面，所有的真理对科学来说最终都是暂时的，都不是真理。而且，科学的成就往往会被重新描画为真理。

对于科学两面性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到，科学不仅有权力上的压制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永恒的反叛力量。这一点从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里面可以看到。

一方面，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基督教看起来是一种信仰，但并不是迷信，而是对理性的追求，是对大全深邃的思考。从这里面我们得到了逻辑思维理性上的提升，这些当然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虽然现代科学在刚开始的时候主动或被动地拥抱过基督教，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转过身去反对它。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就像法拉第的老师戴维可以跟贵妇人跳舞，但这并不妨碍他转过身去又可以在沙龙讲科学。还有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一边玩浪漫，一边宣传牛顿的理论。

不停地转变，不断地反叛！要理解科学的变迁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到了后面就是所谓的合，即未来科学之流，不论中西，将汇于何处？如何贯通融合？

或许是因为篇幅的原因，书的最后两章国盛教授特别强调了博物学，要以此重建科学谱系。作为哲学家或科学史家，单从科学上讲，这或许不是他能力所及。但这并不妨碍他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维度，建立一个与现代科学平行的博物学脉络下的知识体系，并使之与中国既有的传统合流。

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一本题为《什么是科学》的书的最后两章提出这一构想？实际上，吴国盛和刘华杰等对博物学的探索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之所以发掘并重启对这一知识型的研究，最根本的原因是想给当代的科学找出一条更符合人性、更容易与人文对话的新出路。

因此，要思考的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或者说，只有把握了我们时代的特质，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回归博物？按照字面的理解，博物学即自然志，回归博物学就是要回归自然的历史与生成脉络之中，而问题是我们要在这样一种深邃的思考中找回一些什么、找到一些什么？

简单地讲，以作为西方另类科学的博物学传统重建科学谱系并与中国传统相会通的现实意义就是打破科学、权力和幻术对人的无远弗届的宰制与诱惑。

恰如当代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沃格林所言，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科学与权力结合成为幻术的时代。我现在在这儿讲，那边有直播，这跟古代道士变戏法没有两样，现代社会就是用这样的幻术把你们的财富和才华消磨在这里。现在到处都是直播，网红满天飞。科学与权力的结合使得科学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满足人们的简单欲望的幻术，将引起人们的关注混同于重要性和价值。虽然得到直播，但可以说我在这讲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做了那么多事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讲的完全都是废话，但是为什么没有用的讲话还可能有这么多人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现象表明，科学与权力在当代社会合谋已经使得科学的实用部分处于病态发展之中，由此形成的“科技幻术”及其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须臾不可离的幻影。

在科学、权力和幻术的宰制下，一方面人的体验被高度压缩到实用和工具性的维度，人的传统的“在自然中生活”的丰富性日渐被蚕食和剥夺；另一方面，人的感知和意识被各种虚拟性的幻术所引导、替代和控制，“科技幻觉”使人们像灵魂出窍一样脱离自然和真实的世界。

所以，我们说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科学走到了它的反面，与其获得确定性的知识以实现自由的初衷渐行渐远。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充满幻术的时代，我们现在所惧怕或感到羞愧的，已经不再是对于真理的惧怕或羞愧，而变成了对我们的创造物的惧怕和羞愧——更要命的是，这种惧怕与羞愧是与我们对其依赖和沉迷相伴随的。

我们为何会惧怕我们的创造物或人工物、甚至会感到羞愧呢？或者说，人类是如何从敬畏自然发展到惧怕人工物或在人工物面前自惭形秽的呢？

首先，现代科学在知识上的不确定性和理解上的困难与日俱增。这本书里面讲到，最开始自然科学或者自然哲学的起源，关键是区分自然物与人工物，把自然的东西和我们人造的东西分开。那时，人工物被视为低于自然物的不会自我生长的赝存在，人们对自然物而不是人工物更加敬畏。

后来，一方面，基督教的一神论使泛灵论受到抑制，自然开始祛魅；另一方面，自然的数学化与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使近代自然哲学放弃了对“自然”、“内在”和“本质”的传统关切，转而成为旨在探究实体的外在关系的探究现象的科学，现代科学因此取代哲学成为研究和解释自然物的权威性知识来源。

现代科学取代哲学之后，科学理论和基于观测的数量关系，被视为人们对自然现象所能做出的最可靠和最好的（目前最好而且将来可能越来越精确）的描述。固然我们可以说现代科学在总体上对自然给出了最令人满意的解释，但现代科学在产生了大量的确定性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甚至可以说更多的不确定性的知识。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导致了知识的鸿沟和学科间沟通的困难，人们特别是普通人对知识的理解、概观、判断和领悟变得越来越费力。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本身并不能证明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型已经穷尽了对自然的解释。

其次，现代科学日益成为科学与技术互为表里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技术人工物对现代科学的高度依赖，加上人工物的异质性构成要素的任意“加”、“和”，使其意义和后果从根本上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与掌控。

从本体论层面来讲，哲学对自然物的描述一般用“是”或“存在”来刻画其本质或内在性质； 人工物则并无什么本质或现象背后的存在可言。从人工物的组合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可以用“和”或“加”来描述，即一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加和在一起就会产生某种功能人工物。最早的人工物由人们对其所了解的自然物进行创造性的组合而来。人工物再进一步跟社会、人组合为异质性的复杂聚合体，就成为埃吕尔讲的技术系统或拉图尔说的行动者网络。现在人们讲互联网+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加”，生命嵌合体也是一种“加“。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知识与力量、科学与权力的结盟已经使科学全面实现了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的颠覆性嬗变。使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的理解力和控制力的是，科学与权力的结合使科学、技术乃至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内在地聚合为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当代各种甚嚣尘上的“科技幻术”背后正真的魔法师或“老怪”。

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是，由于科学和权力的合谋，在没有搞清楚人工物的组成要素“是什么”的情况下，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加”、“和”策略是：不管什么东西我先搞到一起再说，搞成什么再讲。

比方说微信，什么都可以+，微信上面也可以直播……这样加来加去，这就使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了一种新的但又是不那么稳定的基础。我们现在的叙事方式已经不再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自然是什么”、“存在是什么”，而是说A和B组合在一起会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组合结果，那就去尝试和折腾，很多创新都是这么搞出来的，但其中潜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后果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感到，鉴于无法完全理解和掌控的现代科学及其“科技幻术”，我们不仅会惧怕和屈从于基于现代科学的技术人工物，还可能因为这些技术人工物的强有效性——特别是对人的超越和替代的可能性，而深感羞愧难当。

从心理上讲，自愧不如是一种人们常见的由比较而形成的一种负面心理感知。例如，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内心其实很害怕，而我们所谓的害怕是怕旁边的人看到我，觉得我比他丑。

如果说对现代技术人工物的惧怕主要出自知识理解和工具掌控层面的不确定性，更多地是对知识错讹和技术失败所造成的问题和伤害的担忧；对现代技术人工物的羞愧感则涉及到人工物对人的自我评价和认同的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当机器作为人的竞争者出现，而人表现出明显的劣势乃至会被甩得越来越远时。人面对自己的创造物或机器的成功与高效而不自觉地产生的自愧弗如和羞愧就是当代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所说的普罗米修斯的羞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再过几年无人驾驶有可能真的超过人并投入实用，到了那个时候不是酒驾违反交通规则，而是连人来开车都是不道德的，因为人开车没有机器安全。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人还有什么用？我们都到虚拟现实里面去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情怀，我们需要重新去发现自然，重新去寻找在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落在历史缝隙中的知识。我们或许会发现，在历史褶皱中遗漏了很多的珍宝，它们可能是我们这代文明毁灭以后能重新生长的东西。

从这样的意义来讲，也就是从人文的意义上来讲，而不仅仅是从科技的意义上来讲，东方的科学文化，博物学的传统，才有它的意义，才是它真正的意义所在。不知道这样讲是否到位？

这本书好就好在我们可以由此对整个的科学的历程有一个了解。以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为缘起，一番起承转合之后，又以博物学来会通中西科学传统、重建未来科学谱系。有了这部路线图，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这本书可能不是一部圣经，但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小册子，把每一章拆开放在口袋里。尤其是关于博物学的东西，我们可以到里面去重新寻找一些智慧，这些智慧有可能能够拯救我们现在非常危险的文明。这种危险的文明已经让我们置身分不清楚真和幻的时代了。就像我现在在这里直播，不知道究竟是我在讲话还是我的影象在讲话。所以我就不要再讲了。

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在《什么是科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6年8月1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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