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辰龙  故乡的井

所谓家乡，不过那片黄土地，那口井。...

谁也说不清楚是从哪朝哪代开始，人们把离乡离土、到外面去闯荡的行为称作“离乡背井”。把“井”与“家乡”、“故乡”并列，可见在中国人心目中“井”的位置多么重要。是呀，人怎么能离得开井呢？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庄稼人看来，家乡还不就是那一片可以播谷种麻的黄土地，以及天井里那一口可供饮水的井。

刚入高级社那年的麦收时节，时在烟台市交通局八中队拉大板车的父亲回乡探亲。那时，我家西园子里靠西墙根的地方有一口土井，也就是没用砖砌井壁的井，井上架着辘轳。西园子很大，向南一直顶到围子墙；种了一些菜，还长着许多果树。依稀记得有一天上午，温暖的阳光铺满大地，小鸟在树上喳喳地唱着欢乐的歌儿。年轻的父亲和母亲在摇辘轳浇菜。他们一边摇辘轳，一边还不时地直起腰来说笑几句，美滋滋地看一看我们姊妹。二姐用高粱秸的皮和穰插了一个水轮放在水渠上，我和三姐趴在一边，惊喜地看着被水流冲得哗哗直转的小水轮……那是一幅多么恬静、闲适的水墨淡彩画呀！

1961年春节，正上初二的大姐领着我从烟台回老家过年。

这时我已经离开家乡和母亲，在烟台呆了近3年，是烟台市搬运工人子女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胸前还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有一次，我做完课外作业之后，在本子上画画。我想画母亲那一张慈祥的笑脸，画小我4岁的佐龙弟那憨态可掬的神情，但我画不出。于是就画我们村那颓圮的围子墙、残破的东门，自家那麦秸苫顶的草屋，土墙围起的天井，西园子里的大杏树，支在井台上的辘轳……奶奶问我：“你在画啥？”我说：“画老家！”奶奶：“好孩子，你是想家了——过年时让你大姐领着你回咱老家吧。”

回到久违的老家之后，我独自一人到荒草残雪的西园子里去寻找那口土井，只见它早已经坍塌了，地上空余一个黑乎乎的大洞；那个木头做的辘轳也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回烟台之后，我的心里空洞了好长时间。



1961年冬，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从烟台退职回乡。又三年，我回老家度暑假，见西园子里靠近东墙根的地方又打了一口新井，并用砖把井壁砌到了水面之上。邻舍百家们都到我们家来挑水吃；井台旁的一个干树杈上，挂着一盘井绳。我看到，父辈们一个个脸上的皱纹都多了，而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一个个却都长成了英俊的小伙儿、眉清目秀的姑娘。家乡的粮食香、水甜，出息人哪！

父亲和母亲晚年时经常跟我说起：咱们村是从有你振龙弟那一年（1964）开始打机井的！

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焦允谦和父亲很谈得来，是好朋友。焦允谦是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解放以前当过儿童团长，解放以后带领乡亲们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带领着社员们利用农闲时间打机井，立志把长年受干旱困扰的那一片黄土地变成水浇地！ 1975年，焦允谦得了和焦裕禄一样的病，但仍捂着肚子、忍受着病痛，领着大伙儿在坡里打机井。他说：“这是我领你们打的最后一口井了……”不想一语成谶，打完那口机井，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那一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一村人都忘记了那天晚上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父亲难过得一天没吃饭，光喝酒，还背着人偷偷地擦泪。开追悼会时，县里的领导也来了，全村的老百姓们哭成一片。他们说：老书记是帮俺们打井累死的呀！

老书记带领着乡亲们先后打了20多口机井，使全村的1000多亩土地全都变成了水浇地。以前，每亩地年产两季，小麦200多斤，玉米100多斤；有了机井之后，小麦、玉米亩产都达到了1000多斤。亩产吨粮，一年的公粮一个麦季就交齐了。

由于长年采用地下水，地下水位开始逐年下降，至70年代末，我家西园子的井已无水可汲，吃水要到村东门外围子沟里的一口井去挑水吃。进入1980年代，村里在后街修了一个储水池，供人们接水吃。储水池的水是用抽水机从深40米的机井里抽上来的，那时水位已降至地下十七八米。1990年代，村里又安装了一个无塔压力罐，把水管通到各家各户，定时放水。春节回家看望母亲，看着水哗哗地流入厨房的水瓮里，再看看西园子东墙根下那口旱井，井台上那个没有了井绳的干树杈，我谛听到了新生活前进的脚步，但心中隐隐又有一种失落感：水井里没有了水，村西的那个大湾也已然干涸，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游子，在回乡的梦中还能找到回家的路么？

哎呀，每一个离乡背井的人都思念故乡、想念母亲，岂不知故乡和母亲更挂念远在异乡的游子呀，——儿行千里母担忧！



遥想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就为了吃顿饱饭，兴冲冲地离乡背井，离开了可爱的故乡，离开了生我、养我、疼爱我、娇惯我的母亲。故乡啊，这些年来，你可曾抱怨过我对你的“不忠”？母亲啊，当我刚离开你的时候，你半夜醒来，一摸身边的被窝是空的，没有屎、没有尿，也没有了你6岁儿子的小光溜儿，你可曾从炕上坐起来，面对着窗外月明星稀的夜空呜呜哭泣？当你晚年卧病在床，儿子却不能在跟前侍候，你可曾抱怨儿子“不孝”？

母亲去世时我回家送她老人家上路，前院的四婶子告诉我：你妈经常告诉俺们：烟台的儿子月月都给我捎钱哩。我一听，忍不住跑到天井里大哭了一场。哎呀，人老了之后，企盼的不是钱，是儿女在身边照料他们，陪着他们说说话呀！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去年麦收时节，我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那一片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的黄土地，一如既往的热情地欢迎我这个多年漂泊在外的游子。

呵呵，父母不在了，老家变成了弟弟家。小弟振龙在东营市工作；大弟佐龙离土不离乡，十多年来一直在跑长途客运，现也已在东营买了房子。老家成了弟弟们的“别墅”。天井里已经铺了水泥，让人再也找不到孩提时学步的脚印。西园子里，蒿草没膝，蚂蚱飞奔；一块厚厚的水泥板，盖住了东墙根下那一口旱井，也尘封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故乡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地里的麦子熟了，给外乡来的拖拉机手交上钱，几亩麦子一会儿工夫就收完了。要浇地了，不管是白天黑夜，把电闸一合，机井里便有清清的水汩汩流出；到时候把电钱交给镇上的电工就行了。

现在，水位已经下降到地下二十七八米，打机井要打100余米。土地在30多年前就分到各家各户了，但机井没法分，只好按井划片，由机井周围的十几家或是二十几家土地承包者分摊一口井的费用；哪口机井报废了，则由大伙儿凑起1万余元钱，打一口新井。

我到村北门外的地里转一转，正碰上一口机井的水泵坏了，要把它从百米深井中拔上来修理。平时用这口井浇地的20多户人家，每家都来了一个或是两个劳力，有年过半百的汉子、眉须皆白的老叟，还有妇女和儿童。二三十个男女在地里一字排开，像拔河似的拉着一根长长的塑料管子用力往后拽。汉子的红汗衫，姑娘的绿裙子，妇女头上的花头巾，老叟戴的苇笠……像一串彩色的灯笼在一片黄土地上游走、跳跃，那场面让人想起当年的互助组来了。

呵呵，“财产使兄弟分家，劳动使一村人团结起来。”——就是这话！

有了拖拉机、机井，有了化肥、农药、除草剂，庄稼地里用不了以前那么多劳力了。村里的大街旁、胡同头和门楼底下，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在下棋或是晒太阳。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告别父母、撇下孩子，离乡背井的到遥远的都市打工去了。光靠在地里搂着土坷垃摔跤，供不起学生上学，也交不起地里的使费。



以前一马平坡的黄土地上，现在突兀地崛起了一个一个的塑料大棚，有的种菜，有的养鸭子。这些大棚破坏了原有地块的完整，有时也会给拖拉机耕作带来不便，但玩大棚比种庄稼来钱。

在村东门外的村路上，我的一个远房大叔正在使着一杆木耙摊晒麦子。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花白的胡子、黑黝黝的隆起的脊梁。村路的南面，有一座红砖砌起的高墙大院。

我问大叔：“这高墙里面是干什么的？”

大叔双手拄着木耙，神情忧郁地叹道：“唉！……那是新盖的化工厂！”

“化工厂？”

“不种粮食了，把地卖给人家开化工厂了，——在里面挖了一口很深的井，让废水往井里流……咱们庄上现在吃的水，是从5里外的镇自来水公司接过来的。”

我被大叔的话惊呆了！只觉得我脚下的这一片黄土地在隐隐地呻吟、呜咽……

大叔：“至多再有50年，咱们的庄子就没有了，孩儿们都到城里去了！”

哎哎，我欲哭无泪！……大叔的话意味着：将来我们这个已有640余年历史的小村庄就没有了；村头的百年古槐，农家的房舍、院落，红杏枝头那低吟浅唱的小蜜蜂，油菜花丛中翩翩起舞的彩蝶，就都没有了。

没有了村路旁高高的白杨树，花喜鹊飞来飞去的找不到筑巢的落脚点了；没有了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庄，春天的小燕子再也找不到老房东的家门；没有了雄鸡的高唱，早晨的一轮红日只能在惆怅中慵懒地升起；由老书记带领着乡亲们打下的一口口机井，像童年的土井似的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给人们的记忆留下一个一个的黑洞……

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了20代子孙的我们这个家族，将从此散落四方；每年的清明节，烈士的墓前将不再有少先队员们敬献的花圈，先人们的坟头上也不再会有儿孙们压上的坟头纸……

也许，这里将变成一座座红墙深锁的化工厂，或是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也许，这一片黄土地上将再一次重新洗牌，由某一位城里来的大富豪从头收拾旧山河，把被单干户们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土地，整合成数百亩、上千亩的私人农场……

呵呵，我的可爱的故乡哟，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会是一番什么模样？

离乡背井的人们呀，常回故乡看看吧！

作者简介：焦辰龙，男，1952年生于山东，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77届毕业生。国家二级作家。1977年——1995年在烟台市文学创作室搞专业创作，1995年调烟台日报社任副刊编辑。退休后居上海。自1980年1月起，先后在《人民文学》《文汇月刊》《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50余篇；在《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杂文数百篇。1991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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