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万玛才旦：我的电影绝不是只拍给藏族人看

万玛才旦说，拍好片子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朴实的牧羊人，拿了自己的所有财产——16万元现金送到自己的爱人面前，最终却遭遇了一场无情的洗劫。这就是万玛才旦的新作《塔洛》讲述的内容。黑白的画风、漫长的镜头都让整部电影与现代快节奏生活格格不入，以致于当这部影片来到“北上广”，却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作者 / 崔阳

编辑 / 姜播《塔洛》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万玛才旦又是一位对电影有着怎样思考的导演？

带着满心的好奇，《影视圈杂志》对这位藏族导演进行了一次专访。

一个能够用汉语背诵《为人民服务》的藏族牧羊人塔洛，在办身份证的过程中偶遇理发馆女老板杨措。就在塔洛以为自己和杨措将开始一段美好生活的时候，杨措却带着他的所有财产扬长而去。最终塔洛不但丢了钱，还丢了自己想要找的东西——身份。



这就是电影《塔洛》讲述的故事。

早在2015年，《塔洛》就应经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崭露头角了。在同年的台湾金马奖中又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其实从2002年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到如今的《塔洛》，十几年来万玛才旦的作品几乎都是自编自导，这样的情况在如今的影坛并不多见。



“我是在2013年写的这个小说。那时候一个留着小辫子的男人形象突然进入了我的脑海。然后我就写下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塔洛平时都留着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

而在谈到这个人物的形成时，万玛才旦却坦言，生活中可能并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人物并没有原型，他的很多经历可能是我的经历，也可能是我身边人的经历。比如我小时候到了放假的时候就会去放羊，那些细节和状态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可以说塔洛身上有我的影子，而我的身上也有塔洛的影子。”



当然，单单只有一个文学形象是远远不够的，紧接着万玛才旦说到了剧本改编的经历。

“之前的电影都是我直接写出剧本，《塔洛》是我第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这就需要我去丰满这个人物，增减了一些东西。但主线没有变，还是围绕塔洛身份的这个话题。”对于电影的效果，万玛才旦称，“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一个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可能都会面临像塔洛那样的困境，会有那种失落，对自己的怀疑等等。”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最好的状态就是引起观众的共鸣。作为一位长期拍摄文艺片的导演，票房和排片并不是他最关注的问题。“有观众看过我的小说或者电影之后，和我说他的身边也有像塔洛这样的人。这让我感觉很欣慰。”万玛才旦说道。

浓郁的藏地风情，悠长而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这是大部分人对于万玛才旦艺术风格的评价。任何一个人的风格形成都或多或少的会受导演自己经历的影响。在采访中，万玛才旦直言自己最早并没有往电影上面发展的想法，自己其实一直都只是喜欢写作。

“支持我走电影路的就是兴趣。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文学不需要太多物质条件。我高中就开始写小说，后来还当过小学老师，做的和电影都没什么关系。那个时代在我们那个地方，想要学习电影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我能接触到的就是一些国内伤痕文学的作品和一些国外引进的电影。那时候我想的就是当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电影之路，万玛才旦认为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是一个改变一生的经历。“到了北影之后，从拍摄短片开始，慢慢的进入了这个圈子。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了解了很多之前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比如一些电影的历史，特别是西方电影的历史，这些对我帮助都很大，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且高于生活。所以之于作家来说，观察生活几乎是门必修课。在寻常人的想象当中，观察生活应该是“遍寻天下”。但万玛才旦却直言，自己基本不会那样观察。“我不是专业作家，可能并不会刻意的去观察生活。我觉得很多对生活的理解都是在日常。别人的一句话，生活的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我的创作灵感。灵感对于我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对于平常的留意，而不是去主动观察。”

这段时间从国家到媒体都在宣传一个概念：匠人精神。许多人都在思索着这种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其实归根结底，匠人精神来源于一个人对于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可以说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亦或是其他。那种不计经济收益的热情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只有如此，一个人才能真正的全身心投入，成为一个匠人。

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自己又是藏族。这样的身份让他的作品有着深深的藏族烙印。十几年来，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在反映藏族人民的生活。万玛才旦直言，自己在电影里的许多表达都是受到了藏族文化的影响。

“藏区的宗教和各种传统文化都很独特，她很博大、包容。同时藏族的艺术也和其他民族差异很大。这些都会影响我的创作，比如在《寻找智美更登》里面，我们就参照了很多藏族的唐卡艺术。《塔洛》里面也有很多镜像的表达，在藏传佛教里面，镜子本身就有虚幻的意向。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的创作。”时过境迁，藏区也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在经历着巨变。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楼都在改变着藏族人民的生活。这些东西都在改变着万玛才旦的创作。

“不只是《塔洛》，在之前的《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当中，你都能看出来藏族的生活、思想、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其实比起物质上，藏族人精神世界的变化其实更剧烈。我的电影很多都在表达这样的变化。”自《塔洛》在全国公映之后，《塔洛》偏低的排片量以及难称理想的上座情况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许多院线也采用了限量排片的方式。对此，万玛才旦表示，自己不是很看重票房，但也依旧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电影。

“之前我拍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藏族题材的。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藏族文化，所以并不会来关注我的电影，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藏族文化。比如智美更登这个故事，在藏区是家喻户晓的，在我做电影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故事融入到电影中，让她和剧情有呼应，成为剧情的一部分，让藏族之外的人也能看懂。未来我可能也会尝试一下其他题材，我不希望我的电影只拍给藏族。”而对于限量，万玛才旦也表示理解。“在商业片居多的市场中，像《塔洛》这样的影片的关注度可能会小一些，排片少也正常。当然（我）会感到遗憾，但已经是很好了。这（上院线）本来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还是会有更多的人会看到。”

除了对于排片的理解，万玛才旦也难得的表现出了对于电影影响的理智。

“我并不期望这部电影能让更多人了解藏文化，或者让更多人想要去了解藏文化。我首先是要做出一部好的电影。因为观众是不同的，大家的认识和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我不会刻意强调什么是我想要表达的，我希望观众能有自己的理解，如果能从塔洛，联想到自身的处境那就更好了。”过去的一年，在中国文艺片的市场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从方励事件到对文艺院线的呼唤，各种力量和声音交织在一起。当记者问到万玛才旦对于自己影片的宣传时，他却连声表示，自己并不懂宣传，只想潜心于电影，拍好片子才是最重要的。

在万玛才旦耐心的回答中，整个采访接近了尾声。虽然采访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但笔者依然能够深深的感受到这位藏族导演身上那种对于艺术的执着。虽然他的电影不会如许多商业片那样找大明星，搞大场面，获得高票房，但这些都不能让他的作品褪色。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坚持，这些电影才真正的能够打动观众，直抵所有人的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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