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巨额财富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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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富秘诀

徽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其财资之巨令世人艳羡，那么，他们有什么致富的秘诀?

清代文学家沈起凤在《谐铎》中，借一个徽州商人之口，说了一个秘籍：要发财，需治“内贼、外贼”。仁义礼智信是内贼，治内贼就是忘却五常，不做好人，而外贼则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治外贼就是平日里要忘却欲望，处处吝啬，最低限度满足生存需要即可，如此以来，获得百万之富简直“易如反掌”。

要致富的徽商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吃定这徽州的山水。

徽州确实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自然的产出，放在山外，那就是宝贝。这些宝贝中，以木材最多，需求最大。徽州周边皆是富庶的州郡，山上有无尽的松木、杉木，运出去，就是金银。满山的财富如何变现呢?砍伐、捆扎、装卸、运输，无一不需要大量的人手，聚族而居的徽州人发挥了家族优势，一个人的人力和财力不足以贩运如此大宗的货物，就聚合家族成员一起来贩运。徽人将原木捆扎为木排，直接沿新安江而下，直抵需要木材的杭州、苏州。

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在人力优势之下，山河都为之变向。《婺源县志》记载，道光年间丹徒江闸口损坏，水势过急，影响朝廷粮食漕运，木商戴振申见此，马上筹集资金，主持闸口重修，完工后江面“如涉平地”，戴振申因此获得了朝廷的九品官衔。但戴振申为了使水速平缓，将河流闸口变宽，水位下降，最终造成严重的淤塞，使吃水深的粮船难以通行，而吃水较浅的木排则畅通无阻，且降低了碰撞的风险，结果这段水路成了徽州木商的专属通道。

有实力的商团，更容易接手“政府项目”，完成资本积累的徽商常常与朝廷合作。

清代文学家陈公眉在《冬官记事》中记载，万历二十四年，皇宫失火，重建需要大量木材，徽商王天俊马上走关系拿到了这个大单子，但是主管此事的工部侍郎贺凤山为官清廉，拒收徽商贿赂后，在给王天俊发凭证“札付”时，约法三章，要求徽商不得借办此事夹带私货、逃避税收，不许因运皇木碰撞官民船只，完成运输后按木计价，不提前支付。王天俊闻此大惊失色，所谓替官家办事，就图着可以横行无阻、夹带私货、偷税漏税、不必垫资，如果按贺凤山的要求做，岂不完全无利可图？于是众徽商联络宫中的太监、大臣，一起诬陷贺凤山，最后竟将一个清廉的侍郎革职查办，从此徽州木商吃政府项目的饭再也没遇到过障碍。可以想见，有钱的徽商想收买上面的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徽州的茶也是极好的，相较于贩运木材的沉重，贩茶则可大可小，产品运输方便，贩徽州绿茶到各地，利润更可期待。但是古代政府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将茶列为专营，小本生意贩茶，八成是私茶无疑了，据南宋《夷坚志》记载，北宋末年，就有徽人因贩私茶获罪。私茶贩子完成资本积累后，便可“洗白”，利用资本优势大量购买贩茶凭证“茶引”，垄断市场，获取更高额的利润。

明清以降，中国大江南北都有徽州茶商的身影，而此时欧洲兴起了饮茶的时尚，徽州茶商善于把控市场，敢于创新，讲求诚信，人们不满足于徽茶老品牌“屯绿”，又先后开发了“黄山毛峰”和花香窖茶等品种，更迎合了欧美人的口味，于是徽州茶商与朝廷和广东十三行合作，几乎垄断了外销茶的生意。

清代中期，徽人走海路，将大山里的绿茶送到广东，远销世界，徽人称之为“漂广东”。十三行附近尽是徽人的天下，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城漂了，詹天佑的曾祖詹万檐就是其中的一员，乾隆年间，来自婺源的他成了徽州“广漂”的一员，他在广东很快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与当代城漂们一样，发家后的人都会想谋求一个当地户口，何况广东繁荣使商人们是如此的艳羡，于是詹万檐就买了一个广州户口，詹氏就这样在广州落脚。

2.让利多销

拿山里的木和茶换来金银，徽州人有了钱，活口不是问题。《新安志》记载，元和三年，徽州地区遭遇旱灾，粮价飞涨，有人建议地方官卢坦以行政手段限制粮价，以济徽民之困，但卢坦认为徽州地区地狭粮少，有没有旱灾都需要靠其他地区供给粮食，如果限价反倒影响粮商们来徽州的积极性，于是他拒绝干预市场。不久徽州粮食价格大涨，粮商蜂拥而至，价格又很快归于常态。

有金银买粮食，即便年景不好，徽州人也无断粮之忧，可谓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时代。但是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让外人贩粮挣钱，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有了一定资本积累的徽商，又大规模涉足粮食贩运，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说徽州人“转他郡粟给老幼”，徽州粮商完全包揽了本地市场。事实上，熟悉业务的他们，还将业务开展到了江浙地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江南粮食市场。

徽商有“忙时买粮，闲时买布”的谚语，即趁农民刚刚收割粮食急于出售之时来低价收购粮食，然后利用资本优势囤积居奇，趁粮价高的时候再卖出获利。说来简单，但徽人还有一个秘诀——让利。

不同于木材和茶叶，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一味图利则容易激起社会矛盾。清初笔记《坚瓠集》中有这样一个传说：新安商人贩粮到苏州，时逢天下大旱，粮价飞升，但粮贩仍拒不开售，他请道士给他起乩算算粮价是不是还能涨，占卜结果是“丰年积谷为凶年，一升米籴十升钱，天心若与人心和，头上苍苍不是天”。道士尚未出门，粮商的仓库就遭了大火，百余仓库颗粒不剩。

传说未必真，但传说背后是苏州人对控制粮食市场的徽州人的嫉恨，实际上碰到这样的粮商，苏州人是不等天公降火的。《明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八年，苏州米贵，有饥民向徽商强行“借粮”，徽商将之扭送官府，马上激起了民变。崇祯十三年，苏州邻郡灾荒，这次饥民直接将徽商的“千石粮”一抢而空。面对这种矛盾，多数徽州粮商选择在关键时刻“平价”售粮，甚至散粮，比如同样在崇祯十三年，歙县吴仰公贩粮到松江，见饥民遍地，于是就地散粮，免遭抢劫之祸；休宁人吴田，平日囤积粮食，逢荒年，粮价飞涨，他敞开粮仓以平价出售积粮，不多久便成了一方巨富。

粮救口腹之急，钱关身家性命。古代社会，平民过日子最关切的除了粮价，还有当铺的利息。发家后的徽州人又大规模的涉足典当行业，而做典当的徽商发家的秘诀，也是让利。明代规定典息不能超过三分，但在市场中，许多当铺都采取四分甚至五分的利息，而且低估抵押物的价值，而家大业大的徽商趁机让利，如休宁孙从理开当铺，规定只取一分息，在南京、苏州等大城市开了上百家当铺，占领了市场份额。像孙从理这样的“让利”，依靠的是雄厚的资本，甚至有“赔本赚吆喝”的可能，但因此抢占市场，薄利多销，利润所得自然也不会少。

3.贾而好儒？

许多富商是有一个“儒梦”的。

歙县富商黄崇德，年轻的时候从儒，颇有才名，但科场一再不第，其父就劝他说：“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圣人陆九渊的学问，讲究的可是先养活自己。黄崇德听闻此言，立即放下‘四书’ ‘五经’，拿起行囊算盘，投身商场，成了一名富商。歙县人江遂志，本来要用科举扬名立万，但家道中落，教他的先生劝他，时不我与，年轻的时候与其看运气等科举，不如出去发财，于是乎又一个儒生成了富商。

这些“半路出家”的商人，大概是难以忘怀曾经的理想，一些人成了富豪后，又重新拿起书本。如康熙年间的汪錞，经商十年发家后，又去江汉书院读书，并连中两榜；歙县盐商程晋芳好儒，散尽资财购书五万多卷，延揽多闻博学的儒生，与自己讨论学问，40多岁又考中进士，袁枚称他“白头才许入词林”。

不论是先儒后商还是先商后儒，总之徽州商人是忘不了儒。其实，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儒后面的“官”。《二刻拍案惊奇》中讽刺徽商说，“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都要吝啬了”。能通过自己学习考上科举固然好，如果自己考不上，那花银子办书院，让自己的子孙、族人考上也行。歙商许莲塘成为富商后，省吃俭用，将财产用来为族人办学，他说：“汉相陈平，是谁之力？乃由平之兄陈伯也……吾独不能为陈伯乎?”看来他最大的愿望乃是在家族中培养出一个相才来。

如果族人不争气或嫌培养周期太长怎么办?无妨，明清以来，乌纱帽可以直接买的。嘉靖年间规定，商人交谷30石、银30两即可获九品衔；交粮50石、银50两的可以得正七品散官。这价格对于出手就是千金的徽商来说，简直是自给，一时间徽商都穿上了儒服官袍，若当年禁止商人参加科举的朱元璋知晓，会不会崩溃？乾隆年间，朝廷用兵金川，要求徽商“报效”朝廷，徽州盐商很快凑到了100万两的饷银，乾隆大喜，几乎给所有徽州盐商都授了官职。而歙商江春在多次“报效”朝廷后，竟被授予了“布政使衔”，官至一品，一省之内，数他官级最高了。

徽商对乌纱帽的癖好，也不能全怪他们就是“官迷”，毕竟在传统社会，为官是光耀门楣的正途，更何况，当了官还可以免去自家的税务，拿政府项目也更方便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徽商都应该有足够的热情去追求那诱人的“靴帽”，所以，徽州儒商的代表，就是那位戴着红顶的巨商胡雪岩。

4.徽商去哪儿了

康熙年间，清政府认为徽商购粮会造成“粮仓”——湖广地区粮价飞涨，于是做出了对徽商“限购”的规定。一个商帮能直接影响几个省区的粮食价格，可见徽商鼎盛时，其财资之巨令人瞠目。但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徽商在近代中国似乎销声匿迹了，他们去哪里了?当徽商的财富消失，徽商也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徽商的钱又去哪儿了?

在家乡拥有土地、屋宅，成为乡人敬重的地主才是荣耀的，否则有再多的钱都是锦衣夜行。因此多数徽商都将目光投向了家乡的土地。

富有的徽商为争夺乡间的土地，往往不计代价，富商为竞购土地，常用高价来利诱农民卖地，为免除卖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徽商还会许出低价租种的承诺，这样的买卖几乎可以肯定是赔本的，但为了成为“地主”，赔这点钱还是值得的。商人重风水，如果碰到有好风水的建筑地，一亩百金、千金甚至万金的价格也是出得的。赔本买卖做成了风气，再好的风水也难保佑这些商人能收获更多的利润。

买田买地是光耀门楣的第一步，如果想赢得族人称赞，那就得在儒家价值观的指导下走得更远一些。明代乡间立家祠威风，徽州各个家族都以拥有宏大、华丽的祠堂为荣，活着的人怎么样先不管，让祖宗进了殿堂最重要。

若是进财有方，散财有道的徽商也不至于没落，生财之路出了问题，才使得徽商走向末路。随着时间推移，徽商的发财秘籍不灵了。

首先出问题的，是徽商背后的官僚。拥有大量资本的徽商，通过贿赂官府，取得贩卖甚至管理官盐的权利，连贿赂带税金，贩盐的成本不低，但垄断这种生活必需品的市场，那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然好事终不能独为徽人所占。

嘉庆八年，两淮巡盐御史佶山命徽州盐商鲍芳陶办理当年的淮北盐务，就是负责淮北地区的盐业专营，“发财”的机会来了，鲍芳陶却称病告退。佶山大怒，要治鲍芳陶抗命之罪。盐商宁可获罪也不去发财?原来，清代中期以来，私盐泛滥，政府不加治理，贩卖公盐的“盐课”却越来越重，故贩卖公盐没有利润不说，如果承揽某地盐务，必要赔上万两白银的课税，所以这样出力不赚钱的活，徽商是不会做的。

接到佶山奏本的嘉庆帝心里清楚，如果是赚钱的生意，盐商肯定抢着做，怎么会抗命呢?里面必有蹊跷。但他又觉得商人敢抗皇命，也着实太大胆，于是他命令两江总督陈大文去仔细查办此案。

在地方任职的陈大文也清楚这里面的门道，但打官司的双方，一方是同僚、旗人佶山，另一方只是一个商人，该得罪谁他更清楚。于是陈大文要求所有徽州盐商共同认领今年一半的盐税，同时又强令鲍芳陶掏出五万两白银的盐税，否则就要褫夺他高价买来的官衔并治他抗命之罪。再富有的商人碰见官，也没有更多的申辩权，于是只好破财免灾。从此以后，徽州盐商常年做起了这样的赔本买卖，一直做到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摘自《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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