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走资本主义”闲话
当年响应伟大号召被集体装运去广阔天地，我到的是四川安县。我说的是“知识...
作者 ▏人法自然
当年响应伟大号召被集体装运去广阔天地，我到的是四川安县。我说的是“知识青年”，知识没有多少，青年倒是被捣鼓了热血沸腾地闹过几年。
安县这个地方成都人不太熟悉，它的北邻县北川名声倒是如雷贯耳。那是个大山区哦，还有地震！其实2008年那次大地震的震中位于安县西邻的汶川县映秀镇。地震波诡异地在地下穿越几百里，跑到北川把它的县城摧毁了。安县在中间当了一个二传手。
但是说起安县南边的邻县绵竹，大家就坦然了——那是出产“绵竹大曲”、“绵竹皮蛋”和“绵竹年画”的好地方哦。还是三国故事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为了保卫大西南血战到底的地方。其实当年那个战绵竹不是在后来的绵竹县，而是在安县的东邻罗江县白马关，现在叫德阳市罗江区了。
“县”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行政单位，县官更是有职有权、有声有色的政坛活跃角色。历代关于县和县官的故事一千零一箩筐都装不完。在当今讲究文化自信，弘扬传统的时代，人们却对县越来越不感兴趣。能高攀升格为一个“市”最好，哪怕是个“县级市”。攀不上市屈就下面一个“区”也行。难道不知道在中国文化里，“区区”只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
话不扯远了，回到我安家立命去的生产队——地处绵远河边，与绵竹县的地盘隔河相望，是个浅丘之地，天赐适合多种经营。尽管已经学大寨多年，但还是基本保持着一穷二白的本色，每个劳动日工分八毛钱，——也就是说一个男全劳力嘿唷吭唷干一天可以挣八毛钱。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队还擦边搞了点副业挣钱，就是养了一群产蛋的鸭子。有不成文的规定生产队的鸭群规模不能大了，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尾大就要被割，这是屡试不爽的真理。
鸭群是赶着游动放养的。赶鸭子的工作十分艰辛。一年四季，日晒雨淋，风餐露宿，200余支鸭子由一个人当司令。好在本生产队有一个富农子弟，为了争生存他还学了赶鸭群的技术，这个光荣任务就交给他了。副司令是生产队副队长十六七岁的兄弟，主要干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走到大的岔路口时，站在路边防止鸭群走上错误路线，又比如走在鸭群后面收容因为贪吃或受伤掉队的鸭子。
绵竹生产的松花皮蛋是很有名的。我亲眼见到安县的供销社就用这些收购的鸭蛋包碱灰后储存一段时间装进赫然印着“绵竹皮蛋”的纸箱用汽车运去社会主义市场。我想这也不算是假冒哦，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鸭，跟绵竹鸭共饮一江水、同踩一片土的邻居鸭子产的蛋叫“绵竹皮蛋”也不太过份吧。
在季节合适的时候我回成都也带一些鸭蛋回家。只要给“富农子弟”打个招呼，第二天早上保证有又大又新鲜的绿壳鸭蛋待取。
我把鸭蛋装满一个农村大妈赶场常用的竹编长提兜，鸭蛋层间填满谷糠。
有一次逢场天知青们在茶馆聚会时，我向大家炫耀了这种城乡两宜的运蛋方术。我想一定有人羡慕嫉妒，恨倒不一定有，后来事实证明反而是有人看上了这个门道。
我们生产队主要有三大家族，平常难免有些你长我短的纷争。在这些纷争中我不选边，不站队，加上干活卖力，社员们都认可我是个没有私心偏向的好青年，让我担当了生产队记工员的重任。
记工员每月要跟生产队会计一起核记一次账。除了不多的一些流水开支以外，主要就是把每个社员的工分按家庭汇总入账，作为年终分配的依据。
我对那些杂七杂八的流水账一般是不上心的，直到有一天会计给我说“你这个月的鸭蛋拿得多哟！”我一看账本，记录我这月拿了三次鸭蛋，每次七八斤。奇了怪了，这个月我一次都没有去拿蛋，哪来二十多斤的账？当晚我就去找到收工回来的“富农子弟”问话。他笑嘻嘻地说：“那几天早上天麻麻亮，你的同学来拿蛋，说是你答应了的。”还拿出三张揉得皱巴巴的“领条”。我一看那“领条”的字迹，我的“签名”是分别来自三支手，而且明显是故意扭曲了，不找福尔摩斯是难于破案的。
“富农子弟”是不敢骗我，农民们一贯把别的知青都称为是我的“同学”。是谁干的我心里大致有数，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为了这些蛋也不至于翻脸吧。于是我正告“富农子弟”，以后不是我本人来拿的蛋我一律不认账。
后来我的账上就再没有飞去横蛋了。
当年，本人的觉悟太低，觉得偶尔走走资本主义也是有点味道的。后来又认真学习《五·一六通知》，才知道走资本主义的是党内一小撮当权派，我等小民自作多情了，最多当了一阵“打倒”的吼帮儿，哪有什么本钱奢谈“主义”？
唉，正如一首曾经风靡全国的电视剧里的插曲：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
究竟为什么？
漫漫人生路
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
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
（部分图片取自网络，在此一并向有关原作者致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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