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诗72：我用残损的手掌_【诗歌高地】

戴望舒...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着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醮着南海没有鱼船的苦
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开始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1928年后成为水沫社和其后的《现代》杂志的作者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1932年后留学法国、西班牙。1938年赴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1941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在狱中保持了民族气节，次年春被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教书，1949年春北上至解放区。1950年因病逝世。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

【孙玉石荐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是戴望舒为亲身经历的日寇铁牢生活写下的一首情真意挚的诗篇，有撼人心灵、催人泪下的力量。一位身陷囹圄的现代诗人超人的艺术才华和炎黄子孙炽热的爱国感情一旦结合，竟会进放出如此美丽而永不凋落的奇葩!在那个以狂暴的吼声代替艺术的凝想的年代里，这首诗的诞生几乎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
诗人最现实的感情却用几近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表现。你面前展开的完全是一个想像中的感觉世界，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种种意象的流动性的组合形式，传达了比直写生活更能达到诗人情感本质的潜深意识。这里不存在一个有形的地图，诗人的心灵的“无形的手掌”下却有一个完整而又破碎的祖国大地。手掌的无形与江山的有形，在超现实幻象的张力中相互融合，给人以艺术的真实感。

【程光炜荐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般都认为，这是诗人戴望舒“后期”的诗作。由于抗战时期他在香港身陷日军牢狱，经受严刑考验，这一“遭遇”极大地改变了诗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于是，他开始走出个人生活的浅吟低唱，直面血与火的现实生存，将诗的想象与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戴望舒毕竟是一位受过良好诗歌训练的作者，即使处理这类爱国题材，他仍然能调整好自己抒情的角度，把宏大的叙事建筑在具体的个人心灵体验的基础上。“我用残损的手掌”，即是诗人的一种感受“时代”的独特方式。在这里视域里展开的，是“广大的土地”、“堤上”、“血与灰”、“柔发”和“婴孩手中乳”——这些美妙的日常生活与战争场面的激烈冲突，无疑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强烈震撼。

【叶橹荐语】(扬州大学教授)
戴望舒是一个深受象征主义诗歌影响的诗人，所以他的一些代表性的优秀诗作都具有或隐或显的象征意味。
此诗“残损的手掌”即是一种象征而不是实陈。由此可以推断他并不是真的用手在摸索着一幅地图，而是他在想象中用“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时发出的感慨。
热爱祖国的大地河山，为它的被外敌入侵躁躏而产生锥心刺骨的疼痛，是这首诗的核心情怀。为“永恒的中国”而讴歌，与祖国的命运共存亡，这才是诗人内心喷发激情的根本动因。诗中虚虚实实的意象，只是表达和表现这种感情的载体，不宜过于落实。
教学建议：启发学生对“感情的载体”的认识。
适用年级：高一

【李怡荐语】(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是诗人戴望舒的一首名诗，是诗人在烽火连天、家国破碎之际所书写的“国殇”，历来都被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歌。这固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强调其爱国情感的积极与健康，也往往会因此忽略了其中的特殊艺术魅力。因为，自鸦片战争之后，民族主义情感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旗帜，但其中既有知识分子的真诚告白，也有政治统治者的伪善与欺诈。与后来我们读到的那些众多的标语口号式的爱国宣传不同，诗人戴望舒的这首诗歌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他的真诚：他没有将中国仅仅作为一个概念，作为外在于他的一个事物，而是如此亲近如此可以触摸的对象，他“用残损的手掌”抚摩着中国，就像抚摩着他自己的身体，在这里，自己身体的“残损”与国家山河破碎的“残损”形成了契合，所谓自我与国家的一体化命运获得了相当生动的表述。
教学侧重点：诗人写他对国家的想象，却别致地将他“缩小”为与自己身体同在，可以触摸可以爱抚的对象，有人说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思维。其实，“缩小”与具像化都是诗人为了唤起亲历感，为了主体情感自由投入的需要，这里凝结的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真诚。教学应该重点将这样的爱国主义与那些标语口号式的爱国说教区别开来。
适用年级：初三

【王珂荐语】(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雪莱在《诗辩》中给诗人下定义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以美妙的声音唱歌，来安慰自己的寂寞。”确实，诗是个人的抒情艺术。但是，面对重大的社会变革，诗人也会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超脱出来，把诗变为“大众的艺术”。戴望舒从写《雨巷》到写《我用残损的手掌》，便是一个“经典”式例子。但是即使采用的是纯正的口语和极端自由的诗体，这首“爱国主义诗篇”都与抗战时期的主流诗歌大相径庭，仍然保留了一个“惟美的”、“现代的”诗人在诗的“怎么写”上重视诗艺的本色。“摸索”和“残损”两词的巧妙运用便说明诗人深谙“诗出侧面”之道。诗人写出了在灾难中“想象”残缺不全的中国版图的真实感受，但诗中用的是“摸索”“广大的土地”。“摸索”比“想象”更细致，还能够产生“触感”，更能呈现出诗人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如同孩子对母亲，或者母亲对孩子的“抚摸”，也写出了国家受难个人也无法幸免的痛苦，诗人如同瞎子一样只能“摸索”。这块土地是“残损的”，诗题用的便是“我用残损的手掌”。手掌的“残损”既可能是诗人在狱中受刑而造成的有形的“残损”，这首诗写于1942年7月，诗人从香港日军监狱中出来两个月之后，更是指无形的个人命运及“心”的“残损”。说明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两者的“遭遇”和“抗争”也是一致的。“残损”的手掌却是有力量的，可以“寄与爱

和一切希望”，“残损”的中国也是有力量的，是“永恒：的中国”。中国有这样的个体的人，中国当然是有希望的。单从这两个词的运用，就可以明白为何高度重视诗的技巧性的卞之琳在1981年作的《戴望舒诗集序》中认为此诗：“应算是戴望舒先生各时期写的十来首最好的诗篇之一，即使从艺术上看也是如此。”
教学侧重点：创作背景、诗的思想性及戴望舒抒情风格的转变；自由诗文体的特点；诗中关键词及意象的分析；介绍“诗出侧面”手法。
适用年级：初二以上学生，高三学生及大一学生最佳。

【谢向红荐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戴望舒认为：“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诗论零札》)这首满蕴爱国激情的“铁窗诗”充分展示了诗人处理“真实”与“想象”之间审美关系的高超技巧。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祖国的版图随着抒情主人公“残损的手掌”的深情抚摸而缓缓地展开在读者面前。“灰烬”、“血和泥”等视觉意象和“刺骨”、“温暖”等触觉感受通过“无形的手掌”融为一体，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辽远一角”与“阴暗”的现实构成了鲜明对照。诗歌虚实相生、意境丰美。
教学侧重点：虚实相生是本诗的成功之处。

“残损的手掌”：艺术与现实的交融——戴望舒诗《我用残损的手掌》简析
易　彬

诗人戴望舒(1905—1950)早期以“雨巷诗人”著称于世，在题为《雨巷》(约作于1927年夏)的诗中，有这样朦胧而优美的诗句：“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在某种程度上，“雨巷”凝结了戴望舒基本的诗人气质：在抒情主体的心绪层面，多抒写个体在动荡变幻时代面前的“彷徨”与“寂寥”心绪；在抒情方法上，则善于捕捉某些独特的意象，并注重将意象象征化，有意造成一种模糊的抒情氛围和诗美效果。
1930年代中后期之后，外在因素(抗日战争爆发)和内在因素(如流亡生活、入狱、疾病、缺乏固定收入、婚姻不幸等等)共同促成了戴望舒诗歌主题的重要变化：对外在的社会历史、政治现实有了更多的关注，对苦难深重的民族命运以及于惨淡的现实之中飘零的个体生命有了更为深沉的思考。不过，在艺术表现上，即便在这一时刻，已届中年的诗人依然将笔触付诸个人的官能感受以及艺术化想象，而非如同时期多数诗人那般简单地取标语口号以入诗。这一追求有效地保证了《我用残损的手掌》(以下简称《手掌》)等诗的艺术品质。
《手掌》一诗作于1942年7月3日。这一年春天，他遭日本人逮捕而入狱。该诗即写于狱中(同写于狱中的还有《狱中题壁》，写作时间稍早)。对人类生存境遇而言，监狱多半是一处特殊的场所(法制健全的现代社会不在此列)，肉体创伤／精神打击，正(道)义／邪恶，罪有应得／栽赃冤枉，气节／失节，希望／绝望，光明／黑暗，生／死，诸多生存命题无可推卸地汇集于狱中人的面前。由此，不难理解监狱对于人类生命感怀的激发，也不难理解，监狱乃是文学表现的一处重要场所。
从时间上看，《手掌》的写作距入狱已有数月，生存境遇变得相当糟糕，诗人仍然不放弃诗歌，可见诗歌对于诗人而言已具有某种本体意义，是生命的慰藉与补偿。纵观全诗，诗人只字未提狱中情形怎样，而是直接从想象层面展开，这样一种手法，评论界普遍将之称为“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有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等人的影响)。事实上，以“残损”修饰“手掌”自然也是这种手法使然。而如“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所示，在这里，“当年”／“现在”被赋予了对比性的价值内涵：过去是美好的；而现在是“冷到彻骨”的、“憔悴”的、“苦”的、“沾了血和灰”的，“沾了阴暗”的，当然，更是“残损”的。诗人以“超现实”的方式摹写了1940年代苦难中国的现实。
“残损”在戴诗中并非首次出现，早在《雨巷》写作前后，戴即写有一首《断指》。据说，有～位年轻的革命者，为了不再为感情所累，全身心投入到解放事业当中去，当众砍下一根手指，请友人在酒精瓶里保存好以为见证，以志警醒。十多年过去了，诗人应回想过这样一首以一个残损的身体部位为主题的旧作——从手指到手掌，从投身革命的友人到身陷囹圄的自己，诗人的情感抒发有了更为切实的基础。
诗中两次出现“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一表述方式，这是值得细细体味的地方。前一表述后的动词为“摸索”，后一表述后的动词则为“轻抚”；“摸索”多半是无方向性的，“盲人摸象”，“在黑暗中摸索”等惯用语无不揭寓了“摸索”的某种特质，诗歌前半段铺列苦难大地上各种物设的写法无疑符合这一特质。而“轻抚”不同，对象已然确定(“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而且，措辞与写法也发生了改变，那是一种充满了柔情和生命力的对象(“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一种被“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的对象。可见，尽管是同一表述，不同动作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性质与效果却得到了很好地区分；藉由这一区分，诗人的主体情感也得以彰显和升华。
有必要提及的是，无须将“那辽远的一角”直接对应于某个现实场所。这并非是说诗人不具备明确的政治意识(当然，这一点也是可以细究的)，而是出于对诗歌作为艺术作品的品质的肯定——从诗人的抒情手法以及诗歌的内在理路来看，与其说那“一角”意味着一个确切的地点，不如说是诗人的情感与希望之所在，是一个象征性的、“超现实”的、乌托邦式的场所。人类总是困圃于某些现实的因素，也总怀有打破这一困圃的乌托邦冲动，《手掌》不过揭寓了其中的一种景况而已。而从实际的诗歌写作及评介来看，惟有超越某些具体的现实因素的束缚，诗歌的内蕴才能得到更为充分地挖掘，才能不断地回应某些具体的场景并不断地得到续写。
以20世纪上半叶汉语诗歌的发展来看，中华民族遭遇了苦难深重的现实，“悲愤出诗人”，“苦难出诗人”，摹写悲愤与苦难的诗篇可谓不计其数，但真正能够将苦难精神与艺术表现有效结合起来的并不在多数。惟其如此，《手掌》虽远不完美，但也有可堪讨论的价值。夸张一点说，有了《手掌》(还可包括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穆旦的《赞美》，等等)，20世纪汉语诗歌精神传统也有了更为深切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