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贝·二】陈能雄/文《大禹和会计及税赋制度的兴起》

 

《尚书·禹贡》中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这句话的意思大禹把天下版图划分为九州,根据各地土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任土作贡”这个词,和我们现在的会计术语中的“核定征收”有些相似。...

大禹和会计及税制度兴起
陈能雄/文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史记·夏本纪》
近读《史记·夏本纪》,在结尾处看到这段话,不禁眼前一亮。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自虞舜、夏禹的时代,贡赋制度已经完备。有人说禹在长江以南会见诸侯,因为是考核他们的功绩而逝世在那里的,把埋葬他的亩山改名为会稽山,会稽,就是会计的意思。”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会稽”二字是“会计”和“稽查”的合意。这应该是“会计”名称的最早由来吧。在我们的印象中的大禹是:头戴斗笠,手拿石耜,一幅劳动者的样子,难以和文绉绉的财务会计联系在一起。有些人会说,就单凭这句话就说大禹和会计名称的起源有什么联系,是不是过于牵强了?我们回头再仔细看司马迁这篇文章,会发现大禹的功绩远不止在治水方面,他在许多领域都有不凡的建树。他是当时国家治水工程的总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制定税赋制度的人,他曾多次主持召开全国性财务审计大会。
大禹的父亲是鲧,因治水不力,被舜帝击杀于羽山。开明的舜帝没有因为鲧的过失,而罪及他的子孙,反而提拔大禹继续从事治水事业。大禹有了父亲这个前车之鉴,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马虎。他新婚四天后,就离家赴职,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每日东奔西走、餐风露宿,随身离不开的东西的,就是测定平直的水准和绳墨。大禹经过实地考察后,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堵塞”为“疏导”,他制定了一整套治水的方案。在治水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治水如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动用那么多人工治水,总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吧。可是,当时中原地区人民还在洪水困扰中,各地生产水平不均衡,粮食紧缺,物资跟不上。工人时常挨饿挨冻,半路做“逃兵”的不少,这让大禹意识到物资的重要性。他叫主管山林湖泽开发的伯益发放稻种,教人们在的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稻谷;叫主管农业的后稷救济断粮的百姓,缺少粮食的地方,要调用其他有丰余地方的粮食来补充,以达到各地丰歉均一。


治水是一件长期艰苦的任务,单靠诸侯“自愿纳贡”,或者强制性按人口来摊派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各地土壤的肥沃程度不一样。如果向土地贫瘠的地方的百姓,征收一样的赋税的话,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大禹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地形、物产了如指掌,这为他制定中国原始的贡税制度打下了基础。《尚书·禹贡》中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这句话的意思大禹把天下版图划分为九州,根据各地土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任土作贡”这个词,和我们现在的会计术语中的“核定征收”有些相似,就是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情况,对其生产的应税产品查实核定产量和销售额,然后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税款的征收方式。《史记·夏本纪》中也言:“禹乃相行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大禹巡视了各地的土壤和物产,确定其贡赋等级和数量。他把土地和赋税等级划分为三等九级,即上中下三等,在这三等中又划分为九个级别:“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九个级别容易让人想起去寺庙里求签时的吉凶等级了。大禹还视察了各地山川的便利情况,以此来确定九州贡赋的运送路线。
那么,大禹治水和治税是如何同时进行的呢?大禹督导治水的行程是从冀州开始的,就以冀州为例。大禹在冀州先后治理了壶口、梁山、岐山,修整太原后,接着修整岳阳地区。覃怀地区完工后,就到衡漳水一带,恒水、卫水的河道疏通了。这个地区水患渐渐平息了,田地可以耕种了。冀州这个地方土地是白壤,田地中中,他把土壤等级列为第五等,赋税第一等,但根据年成的丰歉,也夹杂着第二等。大禹考察了东部近海地区的鸟夷族盛产野兽的皮毛,皮毛的物产,从海路入贡,船沿辽东湾海岸向南航行,接近右边的碣石山时,再折而向西,进入黄河。在这里大禹评定了冀州的土地和赋税等级,确定了鸟夷族进贡物产的品种,并推荐了进贡船只的航行路线。依照这种方法,大禹治水得以顺利开展,之后这种赋税制度随着治水行程,依次推广到了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赋税制度的制定,国家向地方征收赋税,涉及财物,必然也伴随着会计核算方法的兴起,大禹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鲧治水失败,大禹治水成功了。我想其原因除了在治水的工程方案外,还有经济物质方面的问题。鲧治水九年,必然时常面临工人缺粮少食的问题。而大禹用赋税制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调动了民工治水的积极性。


有了粮食物资的保障,大禹带领人们开通了九条山脉道路,疏导了九条大河,经过十三年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治水的成功。九州统一,天下太平,诸侯国都认真依照规定进贡纳税,国库渐渐充实。这时,大禹还制定一系列赋税和服役制度,即“五服”制度,包括甸服、候服、绥服、要服、荒服。天子国都以外五百里内的地区是甸服,这个区域是为天子服田役缴纳谷税。以国都为中心,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内的缴纳整棵的禾,二百里内的缴纳禾穗,三百里内的缴纳谷粒,四百里内的缴纳粗米,五百里内的缴纳精米。甸服以外的根据距离的远近,规定各自的服役制度,比如甸服五百里以外的是候服,要替天子服差役。
由于大禹对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声誉日隆,舜帝晚年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大禹当上天子后,继续完善税赋制度,用法律去强制执行。但历史上每一项制度的推行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肯定会出现地方诸侯偷税、漏税,甚至抗税的现象。防风氏就是个例子,他是浙江德清一带的部落首领。这个故事和文章开头的“会稽山”有关联,不过故事内容有点出入。据说,大禹召集各路诸侯在亩山召开会计稽查工作,审计应交税赋。防风氏迟迟未到,大禹派人连催几次才过来。当大禹要向防风氏的部落征收赋税时,防风氏以自己管辖的区域受灾为由,拒绝缴税。大禹觉得防风氏公然藐视王法,下令对他处以死刑,以儆效尤。为了突出国家对会计稽查工作的重视,大禹把亩山改名为“会稽山”。
如果说,中国原始社会经过“五帝”时期发展,逐渐建立了政治制度,那么大禹则在赋税方面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制度。起初,黄帝以武力征战天下,居无定所,时常在军营中度过,这有点类似于“游牧”民族。后来黄帝令人丈量四方土地,教民众种植五谷,人民开始安居乐业,形成了农耕民族。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有了私有财产,国家开始向百姓征收赋税。大禹制定的赋税制度,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他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跨越!
 
(注: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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