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辞世，我感到失落大于悲恸，因为她是某种理想的化身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第3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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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培疯整理

世界太芜杂，我帮你整理

培疯按：上周传出病危的杨绛先生在今日凌晨辞世，享年105岁。杨绛先生的辞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悲恸，更是一种失落。因为对于我来说，杨绛是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化身。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是理想的才情匹配的神仙眷侣。据说钱钟书初见杨绛，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书信往来，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爱情生活。钱钟书说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而杨绛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杨绛也是风雅通透、淡泊自适的理想人格化身。他们夫妇身处乱世，半身流离，却始终能有自己的乐趣，并清醒地不同流合污。在百岁之际，杨绛对媒体说的话，让人感慨：“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可惜爱女和爱人先后去世，留下长寿的杨绛先生在其最后的年月中孤单前行，她将这种用温馨的家庭生活和广博的知识才对抗时代的荒谬和人世的无常的回忆，写成了《我们仨》这本书，平淡而美好，又藏着巨大的悲恸之情，其间“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的心情，需要用很久的时间和深厚的阅历才领悟得清。我摘录了《我们仨》中的一些片段，我们一起怀念他们仨。

“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停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个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那段时候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



钟书淳淳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 钟书说：“要最好的。”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 ”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 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 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 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本期内容摘自杨绛作品《我们仨》，杨绛作品精妙有才情，建议购买原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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