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发展说汉儒

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主流思想。从原儒到汉儒到宋儒再到明儒，我们从儒家思想的演进发展路径中，不难看清儒家思想的基本发展脉络。在汉儒完成儒家的意识形态化建构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强调天人合一，加入了阴阳五行的学说。...



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主流思想。从原儒到汉儒到宋儒再到明儒，我们从儒家思想的演进发展路径中，不难看清儒家思想的基本发展脉络。

在春秋战国这个中国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虽然儒家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但儒家并非处于一家独大的状况。前面说过，儒家与法家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秦国奉行法家，当秦国强大一统六国之后，儒家就遭遇到最重大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熟知的“焚书坑儒”。当然，法家思想有非常浓烈的“愚民”倾向，不仅是儒家，诸子百家都受到重大打击，当时允许阅读流传的书，只有种植和医学两类书。秦朝按法家思想的治国意愿，你们一帮屁民，就不需要读什么书，更不能有什么思想，你们有饭吃，有房子住，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到了汉代，反思强秦二世而亡的沉痛教训，摒弃了秦朝严苛的法家治国政策。因此，在汉代初期，在政治上主张无为无治，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盛行道家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其弊端日益显现，导致的问题也日益严重，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汉武帝时所面临的国家形势和任务颇相契合。于是，儒家思想逐渐崛起，最终取代道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汉儒与先秦原儒的最大区别，是汉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意识形态建构，这也是儒家能够居于中国传统思想顶峰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儒家思想能够对中华文明产生广泛深远的巨大影响，汉儒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念为核心，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将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理想和信仰体系一起囊括在他的天人合一即天道观思想之中，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儒学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完成了汉儒的意识形态的系统化建构。

汉儒完成意识形态建构，从务虚的角度看，使儒家思想成为容纳了神圣化、政治化、伦理化的思想体系，并能够通过道德教化经由信仰的建构渗透到社会人心之中；而从务实的角度看，出于国家治理务实操作的需要，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开启了“阳儒阴法”的“治术”之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在强调儒家是主流思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还有“阳儒阴法”之说。“阳儒阴法”一词，出自贾谊，就是汉代那个写《过秦论》的贾谊。唐朝李商隐写有《贾生》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见，贾谊是一个经常给皇帝出主意的人。中国的文人，其谋生的手段，几乎只有一个“卖身帝王家”，因此最喜欢给帝王出主意，而且很多都是害人的坏主意。虽然很多文人被帝王砍了脑袋，但文人偏偏就是愿意给帝王出害人的坏主意。真是“砍头要不紧，只是主义真”，文人中这种好为帝王师的思想，可谓是根深蒂固，就连杜甫这个一生穷潦倒的人，在感叹“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时，还满脑子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毫无疑问，“阳儒阴法”就是一个害人的坏主意。“阳儒阴法”，简单地理解，历代统治者治国，就是表面上是儒家，暗地里是法家。表面上是宣称奉行儒家王道，实际上使用法家霸道手段。前面说过，法家讲阴谋诡计，讲不择手段，法家的严酷苛刻，实在不能冠冕堂皇地说出口的。特别是秦国依靠法家治国，虽然取得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巨大成功，但结果是二世而亡的悲剧性后果，法家最成功的代表人物商鞅也落了个“作法自毙”的悲惨下场。后来的统治者，一般不会公然宣称法家治国。虽然如此，法家的治理手段还是要大量使用。儒家是外表包装的糖衣，法家才是威力巨大的炮弹。

阳儒阴法，如“口蜜腹剑”，“口蜜”是儒家，“腹剑”是法家。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说论语有这么好，仅用半部就够治天下了，而是一半用儒家，一半用法家。半部论语的作用就是用来忽悠人，统治者手里还捏了一把法家的刀子呢。你要是良民，或者根本意识不到被忽悠，或者“装睡”心知肚明受忽悠但表现出沉醉其中的样子，或者“装糊涂”自己明知受忽悠还要卖力去忽悠别人，总之做个李承鹏说的“圣奴隶”，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你好我好大家好，平安无事四海升平。你要是硬要敬酒不吃罚酒，不相信忽悠呢，那就别怪我，都是你逼的，那把法家的刀子可就要拔出来了。所以说，儒家思想虽然一直是宣称的主流思想，但是历朝历代，阳儒阴法、明儒暗法、外儒内法，确实也是事实。

在汉儒完成儒家的意识形态化建构中，仅凭儒家的思想资源明显不够用。因此，汉儒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汉代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加入了阴阳五行的学说。

在经历了秦朝高压统治下的文化摧残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代就此终结。不仅如此，在“焚书坑儒”的苛严统治之下，先秦创造的诸多典籍陷入亡佚的危险境地。汉朝初期，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学术环境相对开明宽松，诸多的文人学者甚至是王公贵族，出于传承先秦文化成果的使命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拯救先秦典籍的运动之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差不多都是汉代作为二传手而传出来的。当然，在汉初拯救先秦典籍运动中，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也出现许多篡改，甚至是刻意歪曲先秦古籍的情况，诸多的汉代人自己写的作品，也要伪托古人之名以古籍的面目出现，最典型的是中医的最高经典《黄帝内经》，就冠以“黄帝”之名，实际上是成书于汉代。这种状况，可忙坏了后来的众多学者，考证先秦典籍的真伪，实在是一件让人伤透脑筋的事。当然，这也为后世不少学者显示考证本事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作为一个学术饭碗，也养活了众多学者。

话扯远了，回到正题。汉初的学术自由繁荣，为董仲舒等汉儒改造儒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条件，加上汉武帝出于国家治的需要而抛弃道家偏向儒家的价值取向，汉儒就具备将儒家学说建构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各种条件。汉儒在对儒家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中，将阴阳五行掺入到儒家之中，应该是出于使儒家这一意识形态“神圣化”的需要。但是，阴阳五行一旦掺入儒家在完成了意识形态建构，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定于一尊”之后，阴阳五行也就具有了“政治正确”的极高地位，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本来就具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披上“政治正确”的外衣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后世对阴阳五行这一认知方式的怀疑批判，在后来近两千年的时间，让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陷入阴阳五行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其恶劣影响实在是既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医对病因病理的认知，仍然沉迷于阴阳五行之中。更加可笑的是，此前科技部出台了一份《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竟然还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纳入其中。“政治正确”向来是学术的敌人，在“政治正确”面前，人们难免要犯糊涂、装糊涂。汉儒使阴阳五行高居“政治正确”顶端，近两千年时间，中国人的认识天空都笼罩着阴阳五行的迷雾，实在是害人不浅。当然，对算命先生、风水先生，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可以确保他们手中的饭碗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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