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习笔记之 “敬事而信” vs. “绝对律令”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学而 -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孔子说:“治理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慎重、敬畏地处理政事,恪守信任,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差使老百姓选择农闲的时候。”

啊哦,这是李泽厚的译文,似乎南老先生的理解不是太一样哦!

李泽厚认为这段是《论语》在讲政治的内容,如果治理国家和管理人民。然后,南怀瑾认为前一篇是在讲做学问的内涵,“孝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一章则是在讲“学问的外用”。什么意思呢?他认为“领导一个大国家,或者领导一个单位,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能够认真的做事使得“下面的人“绝对信服”,是很难的;经济政策上要节省,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恰到好处,“这样部署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这是道德的修养,也就是学问。”

首先,两个人对于“敬”的理解略有不同,李泽厚认为“敬”字在《论语》里出现多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一种外在态度,也是一种内在情感,源起于巫术礼仪中对上帝鬼神的尊敬畏惧,理性化后转为生活态度和情感要求,成为人性塑造的一个部分。”  南怀瑾认为“敬事”,就是对“一件事情认真做,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 这就是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吧?

再者,两个人对于“使民以时”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李泽厚以杨伯峻《论语译注》中的说法,“古代以农业为主,‘使民以时’即是《孟子.梁惠王》上的‘不违农时’。” 也就是要在农闲的时候再差使百姓。南怀瑾则认为,这个“时”和孙子兵法的“时”、“势”类似,亦即“用势之道”。比如部下生病,不去慰问,而责备他不来上班,就是不“爱人”,就不符合“使民以时”这个道理。

所以,南怀瑾认为这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也是孔子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发的。李泽厚认为“儒学”绝不是专谈道德和心性的,“如何活”是在“为什么活”之前的道理。孔子把政治方面的讲述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李泽厚把本篇里提到的“敬”之一字,与Kant强调的“道德感情乃敬重”想比拟(即与喜悦、快乐无关,从而才能与一切功利主义彻底脱钩。” 儒学的以“仁”为本,不脱离感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和Kant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同等崇高。看到这儿,觉得不熟读东西方哲学经典,想要理解甚至融汇贯通,简直痴人说梦。

这一遍读《论语》只能是管中窥豹,囫囵吞枣,虽有所得,实为皮毛。王国维的三境界,难之又难矣!



( 康德 Immanuel Kant)
P.S. Kant (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而是认为意志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康德指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康德指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康德还指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就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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