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出缤纷｜罗伟鸿专访：十年
混出缤纷｜罗伟鸿专访：十年...
四月末的杭州阴雨连绵，西湖畔的咖啡馆愈发让人感到湿冷。
十年前，一个来自香港的大学生远赴内地到浙大交换一年进修管理学与语言。那年里，他每星期翘掉四到五天的课外出游历，亲历北上广，浪迹到喀什，甚至越出国境跑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口岸逛了一圈。
而现在，他坐在对面温暖的沙发里，笑容浅浅地讲起这十年里无数段缤纷多彩的故事。
“混出缤纷，就是把外面世界的精彩融进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里。”
Live A Colorful Day.
Freddy Law,中文名罗伟鸿。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其间远赴浙江大学交换一年进修管理学与语言。这十年里，他曾协助“团结香港基金会”的一个政策研究项目、曾任职Google公司管培生、香港“互文教社”创始人、社创精英聚集地“仁人学社”项目经理、“拾易纸长”等民间公益组织顾问、“社企投资会”董事、香港大学客席讲师、报纸社创专栏作家等，并于2008年6月至2009年5月赴东欧马其顿共和国担任当地AIESEC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部副主席一职。
十年后的今天——
“A Social Innovatorand Capacity Builder（社会创新人士和能力培养者）”
他在个人网站freddylaw.com首页给现在的自己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社会创新”在社会工作上是这样体现的：在他担当顾问团的青年组织里，有几个香港大学生秉承“促进环保，帮助弱势”理念创立的环保社企“拾易纸长”。
这些青年是如何用创新的方法运作环保项目，从而区别于其他的学生环保组织的？
他们以优化的市场规律回收变卖高素质二手纸箱，在这个过程中与拾荒者加强沟通，将这些被社会遗忘的一群人联结起来，同时优化回收程序，减少物流中的再浪费现象。
在社创理念指导下，很多公益组织甚至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将抛弃陈旧古板的运行方式，取得更大的效益和社会影响。而Freddy的工作，就是给这群有热情实现公益的青年人们授以行之高效的能力技巧。
事实上，他第一次做社会创新的契机很微妙。当时香港政府的第一届行政长官在卸任几年后宣布将在行政区设立“智库”，并建立了“团结香港基金会”。基金会的设立旨在研究如何在香港社会实现社会创新。当时的Freddy服务的机构“仁人学社”承接其中的研究，通过研究英国过去十年的政府政策及其对民众影响来对比香港的现实情况，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下一届政府的施政方案。
知识的力量能影响整个香港的发展前景，听上去有点酷。
Freddy高中时有一个痴迷语言的同桌，这个同桌13岁通读莎士比亚，17岁自学挪威语，是一个活在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里的人。“当时我们选填高考志愿，25个备选项里我全部填的是Business，”Freddy笑道，“因为当时我只想着自己要做生意赚钱，也觉得自己只适合做这件事。”
同桌看到Freddy的志愿表时第一句话是：
“What a bullshit.”
You should chasefor what you really like.
所以到现在回想起那个瞬间，他想到最多的还是展现给他语言魅力的同桌和中学时代一位教学方式奇特新颖的英语老师，他们让他懂得品味复杂句法里最深刻的语言魅力，让他在艰涩高深的《经济学人》杂志里探索语言和知识的奥秘。他们让人文的智慧进入这个少年17岁的内心，使他不再把赚钱当成人生的终极目的。
“那之后我每次上厕所都会拿英语人文杂志阅读最深的文章，虽然它们很高大上，但它们都让我看到了世界这么大；让我懂得学习不是为了考试和赚钱，而是为了发现世界在干什么。”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开始想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但很快在学校的兼职实践中，他发现只教授40个人英语学问这样的体验其实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他希望影响和激励四百人甚至四千人，用自己的内心力量去激励更多人的力量。
这时的一个契机，他进入了教会。
“当时我们有一个team里工作的人都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发现即使在很难捱的时间他们依旧很快乐地在工作，我好奇这份力量的源头在哪里，他们告诉我力量来自星期天。”每个星期天的祷告里，基督徒们从历经苦难仍旧慈悲行善的耶稣身上获得再给的力量，进而施予他人。这样的教义和精神戳中了他心中的某些角落，他加入了他们。
当时的教会朋友问Freddy“如果你祷告上帝给你一份礼物，你会希望得到什么？”他那时候的回答是“一份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那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又是什么？他想了想，决定Google一下，于是——
他就决定加入Google.
进入Google的面试经历一直是被他津津乐道的话题。无论是他当时不过人的背景却过五关斩六将的实力，三十天读完三十本书的毅力，还是最后结果公布人把邮件保存进草稿箱忘记发出的乌龙，都成为了后青春时代的笑谈。
在Google的生活，周围充斥着各种从外太空跳伞回来的旅行者，随便一写就是一个软件，分分钟创造出Alpahgo的尖端人士。在一个高手如云的群体激化下，当时的Google可谓职业道路平步青云。“如果那时我不走，我买了一股谷歌的股票，可能我就待在这个全世界最值钱的企业里，发财了吧。”他撇撇嘴。
汶川地震期间，他在谷歌印度的一次小型活动上播放了有关中国汶川地震的影片，他对台下坐着的世界精英们说：“我知道这里有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邻居正在遭遇什么样的劫难，我相信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宣讲当场便有人编写出了一个筹款软件，在那之后有不少的捐款从印度汇向了中国汶川。
那一刻Freddy意识到自己可以make adifference，他的力量能够从激励他人中得到——或是醒悟的眼神，或是敬佩的言辞，让他更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
2008年6月，Freddy Law辞掉谷歌的工作，来到马其顿，帮助当地的青年组织AIESEC重获新生。那时候他想的很浪漫，“Now or Never.”然而AIESEC Macedonia（马其顿共和国AIESEC分会）当地的实际情况让人惊讶，一千万的财政负债，全国总会只有3个人的小团体，运营之路步履维艰。
后悔当时没在谷歌留下来买股份么？我问他。
他想了想说，钱无所谓。呵呵，倒也不是无所谓。
只是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平安”不在于物质的多少，而在于精神的充盈。所以钱多钱少从来都不能成为阻止你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的确如此。
“巴尔干半岛战争频频发生，马其顿从建国以来一直和希腊就不太和平。联合国每每都需要介入其中干涉，可我现在做的事能激发这个国家的青年人内在的潜能，我在用自己的力量让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醒过来为和平而贡献力量。”
Empowering Others,这是Freddy人生的力量源泉。
大学期间，他和同学一起完成了一个工作量庞大的任务——实地采访100多个住在香港的印度家庭，深度挖掘整个香港社会对地区之间存在的各种歧视和不平等现象，通过印度家庭等的真实反映揭露社会价值观存在的潜在性问题，引起舆论的压力。
这些采访后来被汇集成册，顺利出版成书，并被寄往当地政府作为政府施政的监督利器。那本书的名字叫《Light Up》，在这里不妨直接理解为点亮。
走过了这么多路，看过这么多人与事构成的风景，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愈发悲悯而慈悲地看待身边的世界。每一个周日的教堂的钟声里，他祷告神圣的上帝赐给他本应渺小的生命一份最美好最伟大的礼物——
每当他能用自己内心的力量点亮他人时，灯亮了，会再亮一点。他就会觉得生命又重了一分。
十年过去了，波澜壮阔的人生被太多缤纷的故事填满。敢想，敢做，敢承担，敢放弃，周周转转之后的Freddy笑言自己现在梦想成为一名“圣光普照的牧师”。
住在香港的长洲小岛上一座沿海公寓里，每天坐船来来回回。工作日要陪家人，锻炼身体，休息时则雷打不动的进行礼拜仪式。
轻轻松松类似旅游一样惬意的人生，带给他无比的愉悦和快乐。每当听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他都禁不住地想：“It’s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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