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间传承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张西昌老师访谈

嘉宾简介：张西昌，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西安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研室主任，美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四十个春秋,当经济的高速发展已让普通人民感觉不到过多的幸福，当沉重的文化积淀褪去它本来的颜色，那么，传统手工艺及民间文化的重拾势必成了政府与大众共同的需求。经济政策的偏颇，文化政策短时期内空前的优越，我们将如何去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有哪些民间技艺值得我们去传承？带着种种疑问，中原手工艺与您一起走进西安美术学院教师、民间艺术研究专家张西昌先生。

采访：朱訚，曾凡俊；编辑：刘东霞; 摄影：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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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手工艺: 关于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您是如何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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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昌

这个问题蛮大的，不好一概而论。在目前的语境中，民间文化即草根文化，在官本位的背景中，民间文化处境被动，起伏不定。同时，中国有“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等词汇，“民间”这个词是相对于“官廷”而言的，比较有政治色彩，我不喜欢用，日本人惯用“民众”一词，我觉得相对妥当，因为“民间”的范畴到底如何确定，有时很难自洽，这是中国社会官本位的内质决定的。中国民间文化一直处在一个若隐若现此起彼伏的状态中。民间艺术保护基本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但那时只是作为一个民俗学科的发展，学校专业机构如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做民俗采风，开始关注民间文化的东西。政府方面是从上世纪50年代国家基于政治及经济诉求的角度，开始对民间民族文化有小规模的扶持，但大规模的扶持是80年代开始号召全国的艺术家做采风、研究、整理等工作。最近的阶段是从2005年至今的非遗，大概十年的时间。情况总体来说：从时代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讲，有点被动性，整个社会背景的转逆太大。从文化多样性来想让当年的民间民俗文化有一个相对好的延续。当产业及经济的诉求有些民俗文化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很难再去应用它。现在的非遗是在以非遗之名行物质之实。现在非遗之词几乎童叟皆知，但是过热，也不利于文化发展，就像人的体温，需要保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度才合宜，希望的是，非遗工作能从火热的状态慢慢的走向更加理性化、正常化，这样，浮夸的、泡沫化的东西才可能会少一些。

在以生产力推演为背景的文化更迭中，新旧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在全球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处于文化多元化的需求，提出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因为政府的作为太明显了，官方思维就会对民间文化艺术形成干涉。再加之中国官方做事比较容易倾向于仪式化和搞运动，由此便可能造成象征性大于本真性的局面。所以，非遗保护工作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往下贯彻的时候，其本身的思维就可能导致景观现象与民间艺术的本体相脱离。很明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济诉求依然太过明显，经济诉求胁迫着很多行为，使其多少有些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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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手工艺:在保护非遗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手工艺不停的在传承，期间的得失取舍您是如何看待的？····································

张西昌:

如今，社会各个层面上都对非遗这个词不陌生了，大多数老百姓都听过，但稍微具体一些的知识就不知道了。在理论上，非遗的发展有赖于观念性的普及，让大家更加明白非遗在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民艺思维及新的工艺手段，使其自然转化和延续。像中国台湾、日本等地区，让民艺确实能够在新一代人的生活中得以延伸，并且真的给生活提供一些应用价值，对我们而言，该目标实现当然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

非遗保护的泡沫化发展，从不同层面的来讲，大多是利用国家政策行其他之事，中间可能存在一些误导，可能会丢失一些纯粹的东西。像非遗来说，技术层面好传承，但是艺术难以继承，艺术个人化的东西更多，虽然技术中也包含艺术层面的东西，但艺术主要是指个体的精神审美。当然，如果艺人群体的基数相对来说较大的话，产生好的艺术作品的几率就会相对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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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手工艺: 听此次参加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班的人说，现在的学徒不同于以往，自行带礼拜师，现在的学徒需要师傅每月支付一定得费用，您对待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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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昌:

从传承角度来讲，传统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是家族传承即血缘传承，是作为一个家族私有化的手工艺技艺来传承的，这不免与家族的生活方式及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这种传承方式优点非常的稳定和强韧，缺点既是开放性不够强。二是师徒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是接近血缘传承的一种文缘传承或者师缘传承。还有一种模糊形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传统的师傅带徒弟需要对师徒有一种道德判断，经过时间过滤，可能徒弟会成为他的义子、女婿之类的，这类是师缘受血缘传承控制的一种表现。现如今，师徒关系类似于现今社会在公司或是作坊中工作，徒弟并非是师傅完全认定的，他们只是在一起工作，和传统的师徒关系还有别。我觉得，徒弟与传承人的区别在于，传承人首先是能够承其衣钵的人，继承他的艺术观念及风格，然后一部分人可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徒弟则是一般性的一种关系，比如在解放后国家对手工艺人开始改造，有些手工艺人进入专业机构上班，有些是他的徒弟有些则是同事类型的徒弟，现在背景下的师徒更像是现在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比较开放，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社会比较封闭的、自我利益认同的状态，这种方式使资源更加的广泛，不仅局限于个人。虽然是被公众所享有的一种传承，但是这种形式也有弊端，由于开放性缺乏了血缘那种强韧性和使命感。所以到某种层面上，某些人就停留不前，到达不了一定的深度。至于说过去徒弟带着费用或物品拜认师傅，现在是师傅给学生付费用，前者是师道与利益关系的一种正常体现，后者是在国家意志对文化生态的一种补救措施，本质上并不成为影响传承的核心要素，这是因为有些手艺确实缺乏个体谋生的空间，这种国家买单的方式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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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手工艺: 对于许多民间手工艺人，技艺精湛但是文化程度不高，为了让他们获得应有的报酬，如何让他们享有应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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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昌:

就民间艺术的知识权益而言，媒体所爆料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事例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经过过滤的，大多数人的产权纠葛都是处于模糊化状态，在水面以下的深水区，甚至可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对知识权益的问题认识还是不够清楚的，例如凤翔泥塑的权益摩擦案例，虽然并没有走入法律程序，但确实会给社会带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至于对手工艺人进行知识产权的普及，苏州政府做的相对较好，普及的方式一是靠办讲座二是散发传单等方式，但其实一个国家的法制或是民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慢慢的来做这个工作，没法一蹴而就。现在艺人关注知识权益的原因，就在于工艺美术的产业化现实，在现代的法制及利益框架下，知识权益跟每位手工艺人的生活直接相关，所以大家才会更加关注它。大体上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般小的东西不会通法律程序来解决它,但是比较大的对人的经济或是名誉的侵害可能就要通过法律解决的话,这些都要依情况而定。总之，我觉得要明确的是，手艺人关注知识权益是社会的进步，当然，至于知识产权法如何介入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范畴，这是问题更宏观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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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没有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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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昌：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哦！从民艺角度来看，非遗保护与物质不好剥离，互为依存。但是中国人历来有重物权而轻知识产权的传统，所以导致“非物质”基本上成为一种象征性名词。简单来说，保护工作有时可能会出现“假非遗之名，行物质之实”的现实状况。2012年，南昌工艺美术大展就受到“挂羊头卖狗肉”的舆论攻击。但是对于非遗保护工作，政府的力度可谓不小，这是需要肯定的。但要落到实处，不能仅靠政府，非遗保护牵涉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艺术问题、或者文化问题，它需要社会机制、公民意识的全方位配合，它的支撑主体永远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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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张西昌，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西安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研室主任，美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青年专委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会东北亚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理事。曾任2015年“韩国清州国际现代手工艺双年展”中方评委。主要从事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