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农村金融改革与中国反贫困战略

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农村金融改革与中国反贫困战略——在海口普惠金融论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

2016年5月21日（上下午两场演讲的合并版）

     一、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 “精准扶贫”的认识误区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盛会，首先请允许我向我国小额信贷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杜晓山教授、向海南农信社吴理事长，以及在座的全国各地为农村金融和反贫困做出重大贡献的农信社同仁们表示敬意。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农村金融改革与中国反贫困战略》。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贫困人口非常多的国家，如果按照每人每天1.5美元的联合国最新贫困线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大概1亿左右。面对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我想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可能会寝食不安，因为所有穷人的贫困，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贫困，所有穷人的不富足，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富足，所有穷人的不安，就是我们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不安。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以精准扶贫作为主题，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对“精准扶贫”，我觉得我们在实践层面还有很多误区。现在大家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认识，认为“精准扶贫”就是一对一的、直接精准瞄准每个农户的扶贫，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我国很多地方的贫困，其原因都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制度性的，假如我们仅仅盯住单个农户，通过各种行政方式，甚至包括干部捐款、大学帮扶、企业慈善的方式，让他短期脱贫，我觉得这种扶贫的意义和价值是打折扣的，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的贫困最主要的是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什么叫制度供给不足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农村医疗、教育、交通、通讯、养老、社会保障、农田水利、卫生设施、供水、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建设等基础制度供给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而由于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的贫困，仅仅靠一对一的所谓精准扶贫是解决不了的。怎么办呢？我认为还要加大农村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力度，要不断地释放改革的红利，要继续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力度，在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体系、文化建设、公共设施等方面，政府还要有更大的投入，不能仅仅靠一对一的定点帮扶去解决问题。基础设施以及制度供给增加是更加重要的、更基础的、更根本的。

 二、要让各种要素回流到农村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要素的单向流出，这也是曾经支撑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最近4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获得，我认为是以三个方面的代价为前提的。一是中国的农村土地大量地单向流向城市，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占用了大量农村土地，政府依赖土地财政，而农民从土地的城镇化当中没有获得相应的级差地租，导致福利的损失，这是其中第一个单向流动，即土地的单向流动。第二个单向流动我称之为“人的单向流动”，数亿农民工流向城市，催生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是农民工在城市当中没有得到他应有的福利和待遇。同时，大量农民工的涌出，也导致农村的空心化，导致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导致乡村治理的真空。这是第二个要素的单向流出。第三个要素的流出就是资本流出，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部门，流向城市金融体系，而农村成为资金的净流出者，这就导致系统性的负投资现象。这三大单向要素流动，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和城市的发展饭桶，也造成了今天中国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方面我们要深切反省。

怎么办呢？我认为前提是要让这些要素重新回到农村。所以我最近提出两个回乡，一个是优秀的劳动力和人才要回乡，通过制度激励，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第二个方面是要鼓励资本回乡，就是我们农村金融机构要起到积极的作用，使资金更多地为农村发展服务。

 三、扶贫和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的四个方面我们的扶贫和农村金融发展战略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农村扶贫战略应该是以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作为基础，扶贫的底座应该是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不好，农村就不可能真正扶贫，同时乡村治理失效，那么农村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就会很大。

第二，要以农业产业化作为立足点。农村扶贫应该站在农业产业化这个立足点上，如果没有农业产业，就没有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就没有农民的脱贫致富。

第三，要以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作为基本骨架。我们的农业要从小农经济变成一个大农经济，要鼓励规模化经营，如果仅仅是小农的话，我想中国农村的发展以及中国农业转型都将很难实现。

第四，要以农村的合作金融作为农村发展和农村扶贫的血液，再辅之以农村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把农村的资金真正盘活起来。目前我们国家对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有足够的重视，但是对农村合作金融，尤其是基于村庄和社区的合作金融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四、如何理解普惠金融？刚才杜晓山教授非常全面而深刻地把普惠金融这个理念的来源、演变以及学术界的分歧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综述。我理解的普惠金融大概是这么六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普惠金融首先是要“普”。我们把“inclusive”这个词翻译为“普惠”，我认为中国人是有智慧的。普惠首先是“普”，“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广覆盖，假如一种农村金融体系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人群，那就不能叫“普”。“普”首先要广覆盖，尤其是要覆盖那些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低收入人群，我想这是包容性金融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做不到“普”的话，就不是普惠金融。

第二是“惠”，什么叫“惠”呢？很多人把这个“惠”理解为优惠，这是不对的，优惠就是打折了，我认为这不是“惠”的原意。“惠”的意思是要有合适的、可持续的市场的价格，这叫“惠”。《论语》里面孔子也讲到叫“惠而不费”，他认为这是当政者的主要的目标。什么叫“惠而不费”呢？既要给农民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又不能成本过高。在农村金融机构看来，这个“惠”既要做到不竭泽而渔，给农民一个合适的价格，又能保证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

第三是强调机构的可持续。我们一直强调机构主义或者制度主义，就是要强调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我不是特别赞成在鼓励普惠金融当中过度地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因为农村金融机构能不能承担社会责任，这是靠每个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和自己的区域特点来自发地、主动地承担的，不要过度地在社会上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来讲，我认为它首先还要可持续。

第四是普惠金融应该实现产权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在发展普惠金融当中，应该鼓励各种产权进入到普惠金融体系当中，应该鼓励产权的多元化。

第五是市场多层次。我们的农村金融体系，我认为从2005年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多层次的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巨大中小微”五个层次兼具。“巨”就是像农行这样的巨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大”就是很多的省级农商行，“中”就是一些中等规模的农信社、农商行。“小”就是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小机构。“微”就是指各种村级资金互助和社区合作基金等。这五个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构成层次上分明、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的体系。

第六是要多样化。我们不要把普惠金融简单理解成为信贷市场。实际上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信贷，又需要农业保险，又需要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又需要农业产业基金，又需要农业期权期货市场。

    五、谈谈农信社的变革问题关于农信社改革的问题，我想讲两点：

第一关于省联社体制。2003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省联社，海南省联社于2007年最后一个成立，到现在正好第十年。海南省联社十年的发展，我认为是全国省联社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的存款总量、贷款总量、资产质量等等各个指标都跟十年前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可以说省联社成立，对我们的农信社改革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的原因，我认为首先是因为省政府有巨大的资源调配权力；第二，如果没有省联社这样一个机构存在的话，我想我们每个省的农村金融改革、农信社改革不可能如此的步调一致，而且循序渐进，省联社的领导能力是很强的。第三，省联社的更大作用在于防范风险。我们现在是双层法人，省联社一级、县级法人一级。如果仅仅强调县域法人的独立地位，而不强调省联社地位的话，我相信中国在县一级的农信社很多都要面临倒闭、破产的风险，包括发达地区，江苏就出现过挤兑事件，江苏不可谓不发达，可是为什么又出现挤兑事件呢？我认为根子是县域法人太小，它的抗风险能力比较低。

对省联社这个体制应该怎么看呢？我想最合理的一级法人应该是省联社和县级法人之间的层次。省联社这个法人过大，很多地方都要搞一个本省的全省统一的农商银行。银监会是不太可能赞成的。最合适的一级法人在什么哪一个层次呢？我认为在地级，我认为在地级市，最有可能成立一个地级法人。地级法人既有能力管理风险，既有能力金融创新，既有能力招收高端金融人才，同时它也有能力整合资源，这个层次比较合理，很多县域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是留不住人才的。很多优秀金融人才不可能跑到某个县去应聘，所以我认为尽管现在要强调县级法人独立性，但是要慢慢把它淡化，慢慢地把它过渡到地区级法人。地区级法人成立起来之后，对于防范风险、整合资源、增强农商行的竞争实力非常有帮助。将来希望有更多的地区级法人出现，来增强农信社的实力，这是一个改革。

第二是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我认为将来农信社的一个前景就是进一步加大引进民间资本的力度，就是把那些愿意参与农信社发展的民间资本拿进来，让他们参与农信社的发展。农信社这几年发展很快，对于社会资本来讲，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发展的动力非常足，他们愿意参与，我想这在将来是一个大趋势。

六、农村金融必须进行四大创新第一是体制创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县域金融发展、微型金融发展，我觉得总体上改革力度还不大，还要进一步释放体制创新的红利。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程度，进一步把准入门槛降低，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农村金融领域当中来，我们要批准更多的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组织、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等等。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的门槛要大为降低，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现在不要把这个事弄得太紧了，要放松准入条件。村镇银行近十年才批了1000多家，力度还要再加大。

我提出一个概念，叫“金融民主化”，我们现在准入门槛过高，导致愿意进入的正规金融体系的民间资本进不来，进不来之后怎么办呢？就要搞非法集资。为什么中国非法集资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冒充P2P的民间资本？很简单，不是人心坏了，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其实人心从来是一样的，不是人变坏了，而是你没有给他一个正当的做好人的机会，所以他才做坏事。假如给他一个出口，让民间资本做好事，可以正规进入银行，进入农信社，我相信“假P2P”、非法集资将会少得多。

第二是要加大机制创新力度。第一要加大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力度，互联网金融天然就是来帮助农村金融克服风险、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所以我们的农村信用社应该拥抱互联网金融。我前年到丝绸之路考察，从甘肃一直到新疆考察农村金融。一次我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受伤了，跑到村卫生室去包扎伤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在那个卫生室当中看到了中国银行的ATM机和poss机。后来跟我一块调研的农行的领导就非常惊讶，他说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市场就是我们自己垄断的，结果没想到中国银行都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了。那个村医说，我平时就是医生，兼做金融业务。每年中国银行在这个村拿走的存款大概有几十万上百万，因为那个村是一个葡萄种植专业村。所以我觉得农信社现在面临很多压力，农信社如果不利用这些互联网金融和现代科技来加大自己的业务力度，我相信这个市场很快就会被瓜分。

第二个创新就是产业链金融。什么叫产业链金融？就是利用本地产业链的优势，构造一个金融体系，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来为客户服务。我在安徽亳州考察的时候，当地农商银行董事长跟我讲，那个地方是中国的中药材的基地，他们的金融业务可以说整合了种药的药农、储存药的这些仓储机构、贩药的贸易商、加工药的那些加工商。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农信社可以整合资源，可以利用电子商务、利用大数据、利用产业链之间的关系，来推动产业链的整合，扩张农信社的业务，提升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我们每个地方的农信社都要深刻地分析当地的产业结构，了解上下游的产业链，然后利用这个产业链，建立抵押机制、担保机制、信息搜集机制，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三是产品创新，农信社要服务于这些微型客户，最大的难关就是能不能开发出适应客户要求的金融产品，这就考验我们每个农信社的金融创新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定价能力。未来农信社将可能迎来一个更加凸显竞争的时代，而且这个竞争时代当中，很多农信社有可能会倒闭，但一些强的农信社也会成长起来。什么样的农信社会成长起来呢？我认为就是产品创新能力强、定价能力强的企业。比如说能不能针对当地的土地情况，开展土地金融的创新，能不能根据当地的产业情况，开展抵押担保机制的创新等等。

最后一个，农信社应该加大文化创新的力度。农信社现在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是农信社普遍缺乏自己的文化品牌。假如农信社没有自己富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企业文化，农信社就不可能深入人心。第一要打造伦理文化，要成为一个道德银行，让客户信得过。第二是打造乡土文化，接近草根，接近普通客户。第三是农信社要打造客户文化，农信社不再面临卖方市场，而是面临买方市场，每个人买你的金融产品，每个人享受你的服务，他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对客户感恩，要打造客户文化。第四，农信社要打造一个治理文化。什么叫治理文化呢？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治理完善的农村金融机构，不能乱。我们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相互制约，要打造一个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现代化金融企业，这样我们才能长久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壹道曙光》是北京大学王曙光教授与朋友们分享思想与感悟的平台。老子曰：＂道生一＂；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静观万物，从容论道；坐言起行，志在践道；惟精惟一，心契大道。欢迎扫描或长按二维码关注微信平台，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看。

    关注 壹道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