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相信完美的精神与命运，会眷顾每一个人吗

除了老去令人恐惧，我们还有遗传疾病、人为创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冷漠、无知、荒谬，对真相的接受是一种必须，我们是否有足够成熟的内心去接受，而这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训练...



人们所鄙夷的人性粗鄙或许并不那么丑恶，而人们所崇尚的教养或许也并不那么高贵，人们所厌恶的生理缺陷或许是另一种内在的健康，而我们所渴求的完美或许真的已经在眷顾我们每一个人。

年初，苏超在爱尔兰的一个康复村做了大约5、6个月的志愿者，每天从清晨7点工作到晚上10点，累是每天的常态。照顾他人需要付出的首先是超越极限的体力，而更重要的或许是一种精神空间上的陪伴。

“普通人的情绪则如光谱一样在两端游走，反而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工作人员工作起来需要借力用力，让村民们相互之间形成生活的伙伴。”

他们的精神空间是外在世界的另一种存在，是被我们忽略的，被安放在人性两端的一种存在，也许是谜团，也许是真相。

一清在康复村的探访，是他对自己精神空间的追问。

“人的疑问带来的困惑，再尝试解惑，这一过程便有了新的意义。”

而苏超曾有疑惑，“即便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又怎样？即便做着有意义的事，依然感觉人生的无意义。”

《真探》第一季，拉斯特在车上说，“我认为人类意识，是进化中的一个错误，我们对自己认识太多，又抽离出一部分化为自然，我们被我们有自我这一幻觉所奴役，感官上和思维上的体验，设定好了我们相信我们都是某个人，事实上，我们谁都不是。”

拒绝被设定，不停拆解巨大的谜团，这种运动过程，应该能抵抗我们的虚无吧。

2016年10月29日

奥地利布来腾福特

真相是以谜团的面貌出现的，也就意味着有些真相难以被揭示，此时我们虽迷惑但仍需带着不解进入下一刻，迎接新的谜团，寻找新的真相。

真相和谜团

很小的时候，母亲在家做裁缝，是村子里比较聚人气的地方，四邻八乡的阿姨奶奶会来我们家坐坐聊天，顺便也照顾我。我当时会站在一个翻过身放置的大板凳里，像个木框，听他们聊天，被他们喂食，有时候被抱出去走一圈，缝纫机的声音一点也不觉得吵，每个人的笑脸都很温暖。

后来出去读书偶尔回家，阿姨们变老，老人们更老，大家常常谈到死亡。老年生活愈发变得可怕起来，常常是老无所依，或是生病无医可治……从耳闻到目睹，大概几年时间，一对常常来照料我的隔壁爷爷奶奶相继病逝，去世前近乎无人照料，这曾令我对故乡失望透顶，第一次感觉到一些人世间的残酷真相。

后来真相越来越多，除了老去令人恐惧，我们还有遗传疾病、人为创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冷漠、无知、荒谬……对真相的接受是一种必须，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成熟的内心去接受，而这是需要去学习、训练的。如果时间可以被还原的话，真相是以谜团的面貌出现的，也就意味着有些真相难以被揭示，此时我们虽迷惑但仍需带着不解进入下一刻，迎接新的谜团，寻找新的真相。

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生。

真实的残缺

如果谜团是一种常态，那么一定有与此相对的异常态，那会是什么？

有一次，匈牙利的Ildiko老师做湿羊毛毡手工时说起在奥地利的人智学康复村带特需儿童做的情形，描绘在那里的平淡而快乐的生活，听起来难以置信。在国内也接触过特需儿童学校或者机构，在我看来是轻易不敢触碰的，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但听到的奥地利的情形，似乎不太一样。

后来我们准备间隔年（gap year），将康复村作为同学们的第一项挑战，自然就想到Ildiko的言语，在她的引荐下，我们得到了奥地利康复村老师的同意，也获取了当地政府的许可。因一些细节要素，我需要实地看一下，跟老师约好，然后坐晨间列车从维也纳去往布来腾福特。

在火车站，见到了康复村主席，带着深色贝雷帽的穆兰先生。

与穆兰先生是第一次会面，我们照例寒暄起来。他驾驶一辆看起来年代挺久远的白色小车载我到达布来腾福特康复村。

1939年，第一所针对特需人群的人智学康复村在英国苏格兰地区的Aberdeen创立，宗旨是结合人智学理念以疗愈性的方式给予特需人群同等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在最初创立的核心人员中有一位奥地利籍儿童医生Karl König，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内在人格，无论其是否智力残缺或者生理发育不顺。因此一个人智学的康复村应该秉持“完美的精神面貌与命运眷顾每一个人＊” 这样的信念。＊【Busalle, Rebecca, Cornelius Pietzner, 以及Stephan Rasch著，《The life of the soul》，1996n144:26（10）】

二十五年前，穆兰先生得到一份特殊的捐助——一片旷野及一笔资金，在Karl Schubert华德福学校的支持下，开始筹建布莱腾福特人智学康复村。

康复村建在一片平缓的山坡上，阳光充沛。下车时，秋季植物的气味扑鼻而来，非常丰富多变，是村里各色植物和树木的味道。毕竟是临近冬日，簌簌落下的叶子已经在地上堆得很厚，没有人知道这片树林的叶子需要多久才能落完，那时候应该就会下雪了吧。

穿过一座木制的小桥，就是康复村的白天学习、工作、生活的区域，迎面走过来两个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向我们打招呼。他们一个是自闭症孩子，一个是高中毕业来实践社会服务的学生。康复村每年会接受一些由学校推荐的学生来工作一年，完成奥地利政府要求的社会服务需要。

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惊讶的感觉，直到走进第一间工作室，看到五个因严重小儿麻痹而坐在轮椅上的“村民”，他们咿咿呀呀地笑着，但因为面部骨骼肌肉已经走形，一度不敢面对。然后我们进入下一间工作室，再下一间工作室——木工作坊里面村民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辛勤地钻木雕刻；羊毛房间用他们制作的羊毛工艺品装饰得色彩斑斓；面包房里已经香味正浓，他们在准备全天要供应的面包；花园房里大家在准备过冬的土壤保护……穆兰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我之后，逐一向我介绍每一位村民，他们的名字，在村里居住的时间，他们的专长，以及他们的一些小故事。

95位村民，都有残缺，但又都是充满个性的灵魂；当他们站在我眼前，世界的另一部分向我敞开来。

绝对的快乐和绝对的哀伤

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当一个家庭中出现生理或者心理残缺的孩子，最能显现这个家庭的文明程度。

当时她的一位朋友夫妇的孩子得了唐氏综合症，在一般人看来非常头痛，觉得毕生都要为此所累的时候，这对夫妇却认为这个孩子是“上天的礼物”。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孩子跳脱了世俗；另一方面，残缺本身也在提醒身边的人，应当珍惜平凡而健康的生活。

脸书上有一位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唐氏综合症女孩，因为天生的阳光自信，正面影响了很多人。

穆兰先生说，唐氏综合症人群毕生都带着一股快乐到死的劲，他们喜欢聚拢他人一起欢乐。在康复村中，每一位唐氏儿的邻居或者同屋会安排一位自闭症儿，这样的搭配效果一般都不错。自闭儿的封闭敌不过唐氏儿的不灭的热情，唐氏儿的热情也找到了最不会伤害他的对象。

普通人的情绪则如光谱一样在两端游走，反而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工作人员工作起来需要借力用力，让村民们相互之间形成生活的伙伴。

当我们走出工作室，面前是一小片草地，中间立着一尊汉白玉色刻满人像的石雕，经年累月已经变得光滑圆润。穆兰先生说，那是一所雕塑学校的同学为了纪念战争中未能降世的孩子们所作，不同的神情，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形状大小，在朝西北的一面刻上了巨大的太阳神图案。

奇怪的是，那一刻脑海里的图景并不是凄惨的，而是从之前的不安中平静下来，看到阳光照耀下的草地上一位女士笑着跟穆兰先生打招呼，她的头发已经有点灰白，风吹着但并不凌乱。

后来穆兰先生与我说，她进村的时候已经15岁，不会说一个字。

另一种健康

离开康复村之前，我们在餐厅享用了午餐：秋令南瓜汤淋上一点调和瓜子油非常美味，金色的汤汁和窗外的秋日红黄相间的叶子融为一色。

穆兰先生像个中国人一样吃饭时不停接电话，他说他要安排电视台人员来采访，以争取扩大冬季的社会募款。

我买了一些村民们亲手制作的羊毛毡小包，一位正在学习如何将羊毛和肥皂水揉合的女孩朝我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那种除了欢乐还是欢乐的笑容。

当我们真的相信“完美的精神面貌与命运眷顾每一个人”，从物质层面上来说，我们在用我们健全的头脑与身体去帮助特需人群，让他们拥有尊严的生活；然在精神面貌的层面，情况是截然相反的。

被赋予精神空间的内容

日落之前，穆兰先生送我去回程的车站。似乎有所收获的我，心里升起一个令自己困惑的问题：普通人在这样思考特需人群的时候，特需人群如何看待我们？

我知道又给自己提了一个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遂即放下，奔赴下一段旅程——在德国举行的教师培训周。

彼得.卢茨卡先生的演讲标题是《如何让语言满怀精神》。我们也许很容易让语言满怀情感，但要赋予精神空间，似乎难以琢磨。卢茨卡先生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些思路：

我们要说什么？

我们在对谁说话？

以及我们有多么在意我们说出的每一个词？

他以翻译的语言来举例，强调了为什么翻译总是丢失了那么多的重要信息，除了不可避免的疏忽，对语言文字背后的精神把握常常是翻译所忽略的。

他以二战期间集中营中的一位作家举例，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作家用语言为媒介，将集中营中不同的种族人群连接在一起。他的语言总是在说“让人学会宽恕”。

当我在问自己那个难以得到回答的问题时，事实上我在向一种精神空间询问。然而这种询问也许得解，也许不得解，都帮助我们从物质面轻轻跨越到了精神面。从这一刻起，我的行为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

人的疑问带来的困惑，再尝试解惑，这一过程便有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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