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元和长庆时期的词体写作，以白居易、刘禹锡为重镇，这是词体发生史自李白创制之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它标志了词体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宫廷文化向士大夫家宴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次转型。...

第四章  白居易刘禹锡元和长庆时期的诗词写作

第一节  概说

中唐元和长庆时期的词体写作，以白居易、刘禹锡为重镇，这是词体发生史自李白创制之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它标志了词体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宫廷文化向士大夫家宴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次转型。白居易之前的词体写作，如上所述，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直到王建，这些词人的词体写作，虽然都不是发生于宫廷，但却与宫廷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虽然他们的词体写作产生于士大夫家宴文化，但最为典型地反映出中唐元和、长庆时期士大夫家宴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的融合。其中，主要以白居易和刘禹锡为代表反映声诗写作和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上述论点，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得出的：

1、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之间的诗人集团，共同搭建了中唐乐府声诗写作的平台：他们对于原本是宫廷文化最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乐舞文化，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写作出了许多描写乐人、乐舞、歌唱以及相伴随的酒宴文化的诗作篇章，这些乐舞酒宴主题的诗作，成为这个时期词体写作的一个文化基础，一个历史背景。而白居易与张藉、王建等人发动的新乐府运动，更进一步使白居易的创作以及中唐文化的一个主流，向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其中艺术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主将的诗体写作，其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男女情爱，并由之引带而来柔媚婉转的写作手法和香、艳、软的诗歌风格，影响了一代风尚，并进一步引导了诗歌的晚唐走向。其由诗而词的过渡，首先引导了词体写作的女性化特征，并由此进一步通向了温飞卿的香软风格。

3、中唐俗文化和叙事文学的兴起，客观上需要一个由民间文化向士人文化过渡的途径，白居易、刘禹锡的贬谪生活和地方刺史家宴文化的兴盛，都为二人提供了与民间文化接触和比较深入地融为一体的契机。

刘禹锡的《杨柳枝》《竹枝》，白居易的《杨柳枝》等，都是从民间文化汲取营养的成功例证。同时，他们大量的竹枝、柳枝写作，也说明了即便是到了中唐元和、长庆时代，仍然是以声诗为主流歌唱形式。新兴的长短句曲词形式，到了这个时代，还不能说已经把声诗形式取而代之。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晚唐五代的时代，才真正完成曲词对声诗的取代。

从人生经历来说，白居易（772－846），其《养竹记》说：“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与元稹等人同登科，入四等，授盩厔县尉。《唐才子传》记载，同年，“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势，流闻禁中，上悦之，诏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校笺》考证，元和二年（807）召为翰林学士，三年四月除左拾遗，李商隐《白公墓志铭》：七年（《校笺》按，应为九年）……言元衡死状，不得报，即贬江州。《旧传》：“十年……授江州司马”。白居易贬谪江州司马，如《新传》所说：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长庆二年，出守杭州。随后，穆宗时，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九月，以病免苏州刺史，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一《人物》云：居易为郡时多燕游，尝携蝉满容点茶十伎夜游西武丘山。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赐金紫，二年，乃迁刑部侍郎；九年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注：此书稿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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