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福：居仁由义——人生之正路_【文化大观】

于建福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经典教育联盟秘书长；兼任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北京师...

于建福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经典教育联盟秘书长；兼任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际儒学研究》主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著有《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中庸之道与文化自觉》《四书解读》《大学中庸初级读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本·大学》《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担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和《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本》执行总主编。

说到“义”，不能不提到“仁”，古圣先贤早已将“仁义”并举，倡导“仁义之道”，主张“居仁由义”。提到“仁义”，又不能不将其与“五常”联系，“仁义礼智信”并举。谈及“义”，自然会想到义利之关系，崇尚“见利思义”。“见利忘义”则为有良知的人所不屑为之。尽管现代人的价值观在不断地遭受着冲击，见义“不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大多数人在面对利益时还能够冷静地思考，尽可能作出符合道义的选择，不至于为了谋求一己之利而把道德底线踩在脚下。那么，“义”与“仁”有何必然联系？“义”与“五常”各有什么关系？在教育中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传递出来？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多年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师资研修工作的于建福教授。

“居仁由义”与“五常”之“义”

“义”是“五常”中的重要方面，与仁、礼、智、信一道，形成五个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的道德范畴，成为人类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因而有“四端”之说。后来形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常。所以义和仁，礼，智，信都是相关的，它是人们必须持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居仁由义”。“仁”与“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孟子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居仁由义”这个词内涵丰富，说明了仁义之间的关系。“仁”就是人最安泰的住宅，义，是最正确的道路。把最安泰的住宅空置起来不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在一边不走，真是可悲啊！

“礼门义路”。“义”与“礼”密切相关。孟子提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义”好比是大路，正道；“礼”好比是门，只有君子才能从这条大路行走，由这扇门出入。所行之路，必合乎礼，否则，不出不入。君子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必循行礼义之道。

“智者不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羞恶之心的养成，必须明辨是非。无是非之心，则难有羞恶感。行道义，需要运用理性和智慧，是智者之能事。“义”和“智”结合，对事情是非善恶作准确判断，就有可能做出符合道义的事情来。

“惟义所在”。“义”和“信”的关系，《论语·学而》载孔子弟子有子之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即是说，说话讲信用而大致合于道义，那么就可以兑现诺言。我们平常说的“言必信，行必果”，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孔子在回答子贡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士”之再“其次”时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在孔子看来，“士”的第一要义是“行已有耻”，有羞恶之心，即有“义”的道德感。言行是否一致,要看是否有悖于道义。此如孟子所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不唯仁，不唯礼，不唯智，不唯信，偏偏“唯义”，只是因为“义”本身就是底线，必在正道上，才有诚信，方可成事成才，成就美满人生。

“义”的教育之展开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义”的教育在学校大有可为。古圣先贤之道义论，是潜在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学校应通过挖掘和阐发古圣先贤之道义论，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要让师生了解“义”的基本概念、本质属性，准确把握“义”与五常中仁、礼、智、信的必然联系，结合日常生活，通过系列活动，强化道义观、义利观。

首先，要引导师生了解古圣先贤对“义”的阐释和价值取向。通过孔子、孟子等古圣先贤的系列论述，可准确理解和把握“义”的基本概念、本质属性以及在某些具体事情上的价值取向。就义利观而言，《论语·子罕》开篇就有“子罕言利”，看起来孔子很少谈论“利”，甚至会被认为轻视“利”，但是，“罕言”并非“不言”，只是表明，孔子对“利”持慎重的态度，相对于“利”而言，“义”是优先的，而且必须把握取舍的标准，必须取之有道；“罕言”也并非意味着不顾民之利益，恰恰相反，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曾对郑国贤相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的君子之道大加赞赏。

其次，在五常之道中把握“义”道。如前所言，义与“五常”中仁、礼、智、信均有必然联系，故有“仁义”、“礼义”、“信义”的连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挖掘和阐发传统的五常之道，包括“仁义”之道、“礼义”之道、“信义”之道，深刻理解“义以为上”的深刻内涵。仁、义、礼、智、信“五常”是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很难分得十分清楚。就“仁”和“义”而言，二者融为一体，相辅相成。仁爱之心就是人应该有的“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孟子就曾回应这个问题：“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一个小孩不小心将跌入井中，路过井边的人见此情景，都会毫不犹豫地救助这个小孩。救助他不是因为跟他父母有交情，不是因为要在乡里得一个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厌恶这个小孩的哭喊声，这是人发端于恻隐之心的仁心，也是发端于“羞恶之心”的义举。既然去救助他，那就是一种道义的选择，是仁者之义举善行。就“信”与“义”而言，儒家推崇“信义”，体现了“信”与社会正义的一致性。信义不欺良心，必有敬。《周易·系辞》所谓“君子敬以直内，义义方外”，就是要以诚敬态度使内心正直，以正义准则作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可见，敬是立身之道,义是处事之道。若无正义，则无诚信。

第三，善于运用案例教学，提升学生的道义感和价值判断力。结合历史的、现实的、身边的、自己经历过的、有困惑的一些案例，让学生进行判断，选择，受到启发，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老人倒地扶不扶”就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难题。整个社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是说明现在的道德问题普遍还是值得担忧的。因为人人都有老人，自己也有老的时候，“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即使是在舆论与风险的压力之下，还是有一些人可以不问缘由去帮助他人。这应是常态，是人的“恻隐之心”善端扩充的必然结果。据《齐鲁晚报》载：2011年9月28日，山东师大附小三年级（3）班主题班会上，班主任兼品德与社会课老师曹建军先以“老人摔倒后，我该怎么办？扶还是不扶？”为题设问，结果显示，全班53名同学，有27人选择“不扶”，有23人选择“扶”，另外3名同学未表态。接着，曹建军又向全班同学讲了不久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再让同学们选择，结果显示：选择“不扶”的人依旧是27人，选择“扶”的只有13人，减少的10人转向了犹豫和矛盾。随后，曹建军老师又给同学们讲了一名老人因摔倒无人搀扶，最终因流鼻血窒息死亡的新闻，这道选择题的答案发生戏剧性变化：全班选择“扶”的同学骤升到45人，而选择“不扶”的人仅剩一人。此时此刻，尽管孩子内心里有纠结，但善良的本性还是战胜了之前的顾虑，显示出人性的光辉和教育的作为。

第四，理解和把握“义”与修齐治平的联系。把《论语》等经典里的“义”呈现出来，大家挨个分析，会发现，“义”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一个“义”字就可以展开修齐治平之道。义用于修身，就能“见利思义”，“见得思义”，非其有而不取。正如孟子所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孟子·告子上》）。涵养仁义之德的人，不会羡慕别人的精美食物。“义”用于齐家，则有亲亲之仁，敬长之义，就能“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在孟子看来，对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可见饱修仁义之道，有益于齐家乃至治国。“义”用于治国，儒家倡导“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由此谋求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自古忠义之士辈出，忠实履行对“父母之邦”的神圣义务，重民族大义，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义无反顾，就能经邦济世，保全四海。“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多力则强，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义”不仅使人高贵，而且使人类强大。“义”用于平天下，倡导正义，天下为公，形成人世间强大的正义力量，就会协和万邦，训致大同。荀子断言：“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荀子·强国》）夏禹和商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夏桀和商纣王因弃义背信而天下乱。由此可见道义与忠信对平治天下的重大意义。

最后，教育者树立牢固的道义观、义利观极为关键。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对于学校教师和管理层来说，必须率先研修以“四书”为核心的传统经典，从中感悟圣贤之道义观、义利观。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自2012年9月成立以来，面向在学院研修的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举办过16讲“清源国学讲堂”，面向全国各地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大中小学教师举办30期“国家经典教育”专题研修班和“坚持立德树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研讨班。实践证明，研读儒家经典，感悟古圣先贤之道，是中华文化价值传承的绝佳举措，也是确立教育者道义观、义利观的有效途径。通过研修，教育者对传统道义理论，历史的经验和智慧普遍形成认知和认同，逐步将古圣先贤的道义观、义利观“著乎心”，融化在血脉中；“布乎四体，行乎动静”，见诸言行举止。“润物细无声”。通过教育者自身的修为，长期涵养和持守，自然地就会在教育、教学相应的环节中呈现出来，必然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长此以往，伴随学生道义观、义利观的确立和践行，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一起来推动仁义之风的形成，众人“铁肩担道义”，则道义必塞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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