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黄永玉：君以坦诚相对，我以赤子报之_【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成语大会在张国立和王耀庆的声音演绎之下，黄永玉与曹禺两位大师之间的坦率与真诚、相互之间的赤子之心，历历目...

中国成语大会

作者：李辉（《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作家）

在张国立和王耀庆的声音演绎之下，黄永玉与曹禺两位大师之间的坦率与真诚、相互之间的赤子之心，历历目前。曹禺在《雷雨》序中曾写道：“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当我们凝望历史人物时，真的需要这样的悲悯。

一、熟悉曹禺的戏

年轻时的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原野》

二〇一〇年，曹禺先生诞辰百年。在描述与反思晚年曹禺的诸多文章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他就是画家黄永玉。他在信中对曹禺所说的一番话：“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被人们反复引用，以感叹和反思曹禺后半生艺术创作的苦闷与孤独。

与此同时，也有喜爱曹禺的人对黄永玉的这封信，持有异议。无论怎样，在描述曹禺后半生的思想、性格时，黄永玉一九八三年写给曹禺的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黄永玉回忆说，他与曹禺来往并不多，最初的见面，是在一九五〇年。当时，黄永玉从香港来到北京看望沈从文，想亲自体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为自己是否离开香港定居北京做一番考察。

正逢巴金来北京开会，萧乾约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一行人到北海公园喝茶。黄永玉也一同参加，这是他与曹禺的第一次见面。

年轻时的黄永玉与沈从文

与曹禺来往虽不多，但对曹禺的戏，黄永玉了如指掌。抗战期间，流浪闽南的少年黄永玉，曾在演剧队数年，阅读与舞台排练，成了他熟悉曹禺作品的最好途径。一次，他与我这样谈到曹禺：

他的戏我不单是看，抗战时我们剧团演了很多，每一次让我演，我都不会，最终都没有成功。要我演《蜕变》里大夫的儿子，在《北京人》中演孙子曾霆，我不会演。还搞一帮都是小孩演《原野》，要让我演仇虎。开玩笑！

我一直看曹禺的话剧，我都能背。那天我就对曹禺讲：“你别动，我自己过来。”曹禺就哈哈大笑：“你还记得我这句台词。”这是《原野》里白傻子说的。

想看的还是《雷雨》、《日出》。《原野》的故事人工的多了一点，《蜕变》、《北京人》也好，《蜕变》是说教，说抗战之教；《北京人》挺好的。《北京人》他也不太懂得年轻人。

袁教授的女儿挺假的，也不真实。大有可写。主要是他的人物不全面，不熟悉底层人民的生活，贴到地面的那些事儿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是在高空，站在低空飞翔，地面又不贴。

还有一点，用解放后的话来说，不爱劳动。劳动里的那些乐趣都没有，跋山涉水啊，他都没有。缺少生命的乐趣。后来他是怕。曹禺软弱，没有胆量。他一直战战兢兢。其实他也不是搞政治的。他怎么那么怕呀？不知道。

用曹禺自己的话来讲，《原野》里的那一句：“你别过来，我自己过去。”这是白傻子说的。仇虎从火车上跳下来，很可怕，白傻子很害怕。仇虎说你过来，他不来。仇虎又说：你来不来？白傻子赶紧说：“你别动，我自己过来。”曹禺他有点像白傻子。

他解放前写的一个剧本《正在想》，说一个跑江湖的班子，领班的叫做老倭瓜，老倭瓜有一个大黄铜表，这么厚的一个挂表，拿出来一个，现在是九点，九点就是十一点。那表慢了两个小时。实际上，他就是老倭瓜，但我不能写出来伤他的心。他不懂得珍惜自己。

黄永玉的漫谈，满溢感伤，这正是他在一九八三年三月致信曹禺时的那一种冲动。

二、“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

一九八三年，在一次见面畅谈后，曹禺与黄永玉有了通信往来。

收到曹禺的第一封来信(可惜此信暂未找到)后，黄永玉于三月二十日回复曹禺，并随信附去他写于“五七干校”期间的长诗《老婆呀！不要哭》。其中写道：

黄永玉与妻子张梅溪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

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伯纳•萧，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

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砍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释、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贱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与我的友谊。

坦率，尖锐。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十余天后，曹禺从上海回信黄永玉，八行笺，他足足写了十五页，长达两千多字。从回信看，曹禺是以非常快乐的心情来阅读黄永玉的来信(包括诗歌)的。他在前面称赞黄永玉的情诗，后面十页则主要谈他读黄永玉批评之后的感受：

曹禺《北京人》话剧海报

你鼓励了我，你指责我近三十余年的空洞，“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射中了要害，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 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

你提到我那几年的剧本，“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释、分析得也不透彻”是你这样理解心灵的大艺术家，才说得这样准确，这样精到。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剧本，它还泥陷于几十年的旧烂坑里，写得太实，也陈腐，仿佛只知沿着老道跋涉，不知回头是岸，岸上有多少新鲜的大路可走。你叫我：“醒来啊，把沉睡赶走！”

我一定！但我仍在朦胧半醒中，心里又很清楚我迷了道，但愿迷途未远，我还有时间能追回已逝的光阴。

天下没有比到了暮年才发现走了太多的弯道，更可痛心的。然而指出来了就明白了，便也宽了心，觉得还有一段长路要赶，只有振作起来再写多少年报答你和许多真诚的朋友对我指点的恩德。永玉，你是一个突出的朋友，我们相慕甚久，但真见面谈心，不过两次。

后一次还有别的朋友似乎在闲聊，我能得你这般坦率、真诚的言语是我的幸福，更使我快乐的是我竟然在如此仓促的机遇中得到你这样以诚真见人的友人。

你说我需要阿瑟•米勒的草莽精神，你说得对。他坚实、沉肃，亲切，又在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中时时透出一种倔强，不肯在尘俗中屈服的豪迈气概。

我时常觉得我顾虑太多，又难抛去，这已成了痼习，然如不下决心改变，所谓自小溪再汇为沧海是不可能的。

……

有一件事想告诉你，读了你的信，我告诉我的女儿李如茹到街上买一个大照相簿来。她很快买到了，你的长信已经一页一页端正地放在照相簿里，现在我可以随时翻，在我疲乏时，在我偶尔失去信心时，我将在你的信里看见火辣辣的词句，它将促我拿起笔再写下去；在我想入歪道，又进入魔道，“为势位所误”时，我将清醒再写下去！

这是两代艺术家的心灵对话。曹禺又一次在私人空间里无情地解剖自己。他坦然收下那些尖锐的词语，以自责与感激面对黄永玉的坦率。许多年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曹禺在戏剧界，在自己的交际圈里，他已是一个赫然醒目的巨星，人们簇拥他，尊重他，即便有不同看法，也未必愿意与之交流。

除了他所敬重的老友巴金，恐怕还没有别的人会像黄永玉如此无所顾忌地抒发己见，而且，谈得如此坦率和尖锐。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曹禺期待已久的心灵交流。至少，从他的回信中，我们可以读出他的兴奋与喜悦。他找到了艺术共鸣，找到了又一次可以剖析内心的机会。

真的如曹禺回信所述，他把黄永玉来信视为可堪珍惜的警示，郑重地夹在一个大相册里。

曹禺与阿瑟·米勒的合影

不久后，他们谈论到的阿瑟•米勒，来到中国访问，成了北京人艺和曹禺的客人。阿瑟•米勒在其拜访曹禺时，曹禺在家里把黄永玉的信拿出来，郑重地向阿瑟•米勒展示，并将内容转述。一年后，阿瑟•米勒在美国出版《Salesmanin Beijing》(推销员在北京)一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三、以悲悯俯视

曹禺对待黄永玉批评的态度堪为佳话。回信之时，他又成了两年前曾在信中向巴金反反复复倾诉痛苦的曹禺，成了曾在日记里自省的曹禺。譬如他的下面两则日记：

巴金使我惭愧，使我明白，活着要说真话。我想说，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那些狼一般“正义者”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一两部剧本。(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

我每见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无思想，随风倒，上面说什么，便说什么，而且顺着嘴乱讲。不知真理在何处。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能随风倒，那是卑鄙、恶劣的行为。既错了，便不要再折磨自己，想起没完。让过去成为过去，让自己清醒些！今后，不再上当。少说，错误少些。(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

曹禺与巴金

在晚年被苦闷缠绕的日子里，黄永玉的来信适时地引发曹禺的激动，乃至他愿意坦然地将之公开，展示在一位美国同行面前。

时过境迁，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风风雨雨、起伏跌宕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之后，人们对黄永玉致曹禺信也就有了另外一番解读。譬如，戏剧家郭启宏在《重读曹禺》中颇不赞同黄永玉对曹禺的批评：

听说黄先生是个很有才气且极具个性的人，他的批评似也有理有据；然而，在我看来，诚然值得商榷。

从表面看，华赡的文采难掩偏激的立论。所谓“为势位所误”，是不了解曹禺先生人格的一种误读！先生的内心并不追逐“势位”，果有“势位”，他也是“应该应分”的。中国戏剧界的领袖人物(从前叫“排头兵”，当下时髦语叫“领军人物”)，除却田汉、曹禺，还能有谁？事实上，“势位”问题恰恰是他的无奈和痛苦。

比如，与“势位”偕行的不只是名利，更有永不消停的表态(包括言论和行动)，甚至“作秀”。所谓“萎缩”，同样似是而实非。

黄先生因为“尊敬”所以要求要“严”，是个很奇怪的逻辑，或许是“站着说话”的逻辑？语云“疏者宽而亲者严”，“尊敬”未必便是亲者，凭什么这般“严”要求前辈？奇怪的逻辑暂放一边，更应该指出的失误是黄先生这封信的矛头指向。

曹禺访问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如果说，曹禺先生“解放后”的“不作为”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造成这种文化现象的因由绝不仅仅是曹禺先生们自身的弱点，或者发轫于奴性文化传统的“集体责任”，归根结底是曹禺先生们的生存环境使之然。

信中的“为势位所误”是一关键词。其实，此句所指，恐怕并非是说曹禺追逐名利，而是指曹禺所处的“势位”，使他无法摆脱政治与事务的约束，无法重新拥有一个艺术家个体的精神自由状态。郭先生对曹禺与“势位”关系的分析，不仅没有推翻黄永玉所论，相反，恰恰是对“为势位所误”这一关键词的生动诠释。

另外一段所论，“集体责任”、“生存环境”，其实，并不能成为回避个人历史反思责任的理由。今天再谈黄永玉与曹禺的通信，包括日记，依然不能忽略一九八三年前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不少曹禺的同代人如冰心、巴金、萧乾、施蛰存、韦君宜等，已经开始历史反思时，人们很自然会对依然徘徊犹疑的曹禺，寄予厚望。

显然，曹禺尽管一直未能摆脱自己的苦闷，但作为内心极其清醒的艺术家，曹禺当时仍能在“为势位所误”的批评中读出自己想表达的那一种情绪。

二十几岁的曹禺早在《雷雨》序中曾写道：“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说得多好！当我们凝望历史人物时，真的需要这样的悲悯。

有了悲悯，才能有更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