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说方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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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候，宿舍里一共三个人。一个说客家话，来自江西赣州；一个说红安话，来自湖北黄冈；还有一个我。
我说普通话。至于我来自哪里，我总是看情况说。通常我都说大连，因为我家在那儿。当然，我经常还要告诉对方，大连不是在山东。
有一次，对方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非说他记得大连就在山东。我又不好太驳他的面子，只得在心里暗骂：“这有什么好争的，老子自己家在哪还不知道吗？”一直争到我服软，说我回去再看看地图，可能是我记错了，那位才肯罢休。
但倘若对方说话时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我就会说，我是黑龙江的。倘若对方兴致勃勃地说他也是黑龙江的，那我便会再细说我是肇东的，否则说到哈尔滨便好了。毕竟肇东地方小，就算是东三省的人也未必都知道。我在那里度过生命里的第一个一百天。
那是1992年，邓总设计师南巡讲话，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扩大。父亲举家迁至大连时，我出生刚刚一百天，对一切一无所知。其实，岂止是我，彼时那个小渔村也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中国的北方明珠，蜚声中外的大连。
整个东三省的方言基本都是东北官话，但大连特殊。因为清末民初的山东移民从辽东半岛登岸，所以大连说的话与胶东类似，称作胶辽官话。我住在大连开发区，那是1984年国家建的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当时可是十分具有吸引力。有从东北腹地来的，最多；有从山海关那边来的，也不少；再加上中央调兵遣将，各路人马汇聚此地。换句话说，那里住的就都是所谓的“外地人”。大家口音不同，但事情总要办。更何况这时候普通话也推广了三四十年，谁都能说上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于是大连开发区没有哪家方言，每家都只说普通话。
我小时候对方言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上课说的话和买菜说的话都一样，甚至在家里说的话也一样。看惯了东北小品的人会以为东北人说话都像演小品那样，但其实那也只是辽宁中西部地区的方言。再往北，北到肇东那边去，人们印象中的“东北口音”就愈发淡了。除了受满语残留和俄语影响，还有些方言词汇以外，黑龙江的讲起话来就跟普通话没差。我父母在家里讲的“东北话”比这还要打折扣，而我和姐姐又在开发区上了几年学，便只会说普通话了。那时候年纪小，过年回老家，听到“大碴子味儿”稍重一点的东北话，嫌土，便更以自己一口标准普通话“为荣”，从没想过特意学说方言。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多多少少沾染上了当地方言的味道，以至于每次回到老家，姥爷总是嘲笑我说话有一股“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就是牡蛎，这是大连话的说法。那是小时候在海边岩石上撬下来直接生吞的东西，可如今也卖到十几块甚至几十块一只了。
一直到了高中，我才真正接触到大连话。高中面向周围的乡镇招生，我开始有了大连本地的同学，也终于学了几句大连话。可惜那时已经过了语言学习的黄金期，我能听懂大连话，却无论如何也说不了地道的大连话了。
我说普通话，我也只会说普通话。来到大学以后，在宿舍里听室友给家里打电话，说红安话的那个舌头都要说打结了，说客家话的那个则是自带加密属性，而我跟家里打电话，则是现场直播。
最近在美国教书，住在乡下，平常想见一个中国人都难，更别说老乡了。在波士顿培训的时候，和一个广东朋友一起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说粤语，她高兴得飞起来。
而我则尴尬得多——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来自大连的朋友，对方很激动地开口就说大连话，我却只能普通话相答，一瞬间乡情就淡了。
其实，身边像我这样只会说普通话的朋友大有人在。不用往远了说，就是我小学和初中那些同学，能说方言的实在寥寥。往上数一辈，几乎人人能讲方言；往下数一辈，则比我们还不堪。就连我的那个说客家话的室友，牢记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古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外甥也只能说一口“夹生”的客家话了。我们平常理解的“方言”，大体上都还是在说“地域方言”，然而今天就连地域的概念都模糊和淡化了，方言想要传承，似乎就更难了。
由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来谈方言保护，似乎有点矛盾，但其实更为实际。就像没机会读书的父母拼了命也想让自己孩子上大学，就像穷怕了的那一辈砸锅卖铁也要让下一代出人头地——你缺少什么，你就知道这代价，你便也知道它有多宝贵。
作者介绍：赵亮，武汉大学2015级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研究生，2016年7月至美国匹兹堡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2015年暑假，曾与阮桂君老师在湖北崇阳县回头领村作了为期一个月的方言调查。
作者：赵亮
编辑：郑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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