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研究写作

后记《汨罗长乐方言研究》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

出生于美丽的汨罗江畔八景洞风景区的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的母语很土，时常这样想：要是能出一本字典，将母语注音释义，与普通话对照，那么我们这儿的人肯定都能学会普通话，那该多好!

这个梦想一直伴随着我学习和工作。直到1998年3月，我到北京进入“第二十六期中央普通话进修班”学习，有幸聆听了冯爱珍老师的“语言学”、厉兵老师的“方言与音韵学”课，全面学习了国际音标、方言田野调查、古音韵学、语言学知识后，我兴奋不已：我的梦想可以成真!从那时候开始，我便着手对我的母语——汨罗长乐方言进行调查研究。

（汨罗八景洞风光）

在开始的几年里，我深感自己调查研究的“功夫”不到家，于是2002年7月到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方言》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高级研修班”学习，叨教于大方之家，获益匪浅。2002年9月又到湖南师范大学访学，师从鲍厚星教授，专攻方言学。访学期间，鲍老师给我们系统讲授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等理论和实践课程，并领着我们下到实地进行田野调查，使我掌握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基本功。鲍老师还专门就我的汨罗方言研究课题单独上了几次辅导课，从而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这使我终身铭感。

经过了八年的调查研究和写作修改，本书终于要出版了。八年的个中滋味是苦乐相伴：苦的是学问不深，天资有限，时间短促；乐的是兴趣有加，孜孜求之，终有成日。在本书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时刻，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鲍厚星教授，他对全书的写作进行了悉心指导。成稿后，又仔细审阅，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建议，教我修改、完善，并拨冗赐序。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卢烈红教授，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诸多指导、鞭策和鼓励。此外，还有周磊先生、冯爱珍先生、崔振华先生、陈立中先生、钟奇先生对本书的研究、写作也给予了宝贵指教和热心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挚的感谢。

（鲍厚星教授）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主要发音合作人，他们是：王隶华先生、王成先生、王孟术先生、陈河清女士、兰伍香女士以及我的父母陈菊秋先生、左连香女士。多年来，他们为本书的发音、记音倾注了大量心血，有时为了纠正一个词语的音义，不惜长途电话，反复发音举例，为本书的真实记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丁双平先生和我的大学老师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周巴沙处长的大力支持，本书责任编辑符本清先生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也特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并在学校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资助本书的出版。特别是我的大学老师、校长范进军教授，对本书的研究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并于写作、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关注，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陈志鸿先生，在整个调查、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全力以赴帮助我、鼓励我，他是我完成本书的最坚强的支持者，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还有我的女儿陈仁东，几年来，我这个不称职的妈妈经常让她吃学校食堂、啃方便面，但她同样对我的研究给予了一个小孩特有的热情和帮助。在长沙雅礼中学寄宿的她，每次打电话总忘不了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周末回到家里，担心我太累，抢着为我打印、整理文稿，并对部分章节进行电脑排版。更让我吃惊的是，今年春节期间，11岁的她竟系上兜兜，带上套袖，破天荒为我做起了饭菜!为的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对书稿进行精耕细作。

另外，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今年初，我70多岁的父亲突然中风，颅内大出血，身体右侧偏瘫，昏迷半月有余，生命危在旦夕。母亲自己的身体本不大好，但为了不耽误我的写作，她执意不让我回家照料父亲，而独自一人承担了护理父亲的重担。即便如此，母亲还在电话中不时为我提供、核对一些方言材料。一个月过去，父亲度过了危险期；四个月过去，父亲基本恢复了往日的精神。但母亲瘦了，更加憔悴了。期间，我多次要接老人家到株洲来作康复治疗，但都被父亲、母亲婉言拒绝。我知道，两老是怕我分心啊。当我捧着这叠即将出版的书稿时，我真正感到了亲情的无限分量。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我也一直有这样的方言情结。今天，能借方言研究的平台，将祖祖辈辈沿用的语言客观地记录一二，并展现给大家，也算是圆了我儿时的梦想。但现在的我并不敢有丝毫的轻松，总觉得自己学识浅陋，加之教学任务繁重，又担当行政工作，写作时间匆忙，书中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山青

200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