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男，江西湖口县人，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已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数十家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余篇，长篇小说三部。已出版小说集《幸福的轮子》《捕龙记》《一根刺》《我没什么可说的》《窒息》等七部。作品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说话出现了问题。它在舌尖上爬不上去。就像载重的板车在上一个陡坡，拉车的颈筋暴胀，车轮吱溜吱溜响。又像喉咙里有一把大剪刀，我要说的话，到了那儿就战战兢兢，畏缩不前了。如果我在后面催得急，它也只好抱头鼠窜、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其结果往往很悲惨，它被剪成结结巴巴的好几段，像剥了皮的青蛙，令人心惊胆颤地乱跳。那时，说话成了我空前的灾难。在我还没有识字之前，说话是我语言的独木之桥，我每天在桥上如履薄冰，下面是万丈深渊。每当我张着嘴巴啊啊啊啊的时候，祖父便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茶壶之类整齐地一跳，没有站稳的，就当场摔倒下来。

祖父说，结结结结个屌。

对我来说，这声断喝不亚于打雷。于是我就战战兢兢站在那里，等着祖父严厉的目光从我的身体里穿过去。他的手影黑暗地飞起。

祖父的手奇大无比，像秃鹫一样不离祖父左右。印象里，祖父只要往那儿一坐，屋子里的一切立时恢复了秩序。声音静止了。茶杯和茶壶自觉拉开了距离，倒在地上的椅子也自己爬了起来。扫帚则不由自主地往门角落里退去。它仿佛预感到祖父的手会突然伸过来，抓起它朝着什么人的脸或屁股上狠狠抽去。我不禁惊恐万状。可等我回过身来，发现祖父依然坐在那里。他并没有动身。那么，刚才是谁揍了我？这个问题让我迷惑不解。仿佛祖父的手和他的身体有着一段极大的距离，像什么演义里的铜锤一样，祖父使它们随心所欲。它们在屋子里虎视眈眈，任何动静都休想逃过。

但即使如此，祖父对我的口吃还是毫无办法。有一段时间，他企图对我的口吃强制处理，就像把弯曲的铁丝拉直或把拱起的驼背压平一样。他瞪着我，目光在我身上逡巡，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末了，他盯紧了我的脸下部。一个巴掌刮了过来，我来不及躲避，就结结实实挨上了。祖父看着我脸上的指印和嘴角的血水，很满意。他叫我开口说话。我就说了。这时，奇迹发生了，我像一个杂耍艺人，要说的话像一条绸子似的从我嘴里源源不断地拉扯出来。那是我肚子里原来就有的吗？我很吃惊。祖父向我招手。他叫我上前。我仍畏畏缩缩的。因为我不相信那些话是我说的。凭什么别人做的好事却要把功劳记在我头上呢。祖父伸出手来，抚摸我。他的手隐去了秃鹫的面目而张开了巨大的温柔的翅膀。在祖父的抚摸中，先前的那个耳光愈来愈亲切温热了，好像它变成了祖母在锅里烙的油饼。我的眼泪流下来了。祖父仍沉浸在喜悦之中。他看着自己的手掌，自言自语道，想不到它还真的这么有用。他说，老细，你再说几句话我听听。我张开嘴。但这回，它又和从前一样了。我紧张起来。我拉拉下颌的缰绳（假如它有的话）。然而我越着急它越不听使唤。汗珠像豆子一样从我苍白的脸上滚落下来。祖父终于明白他高兴得太早。他不甘心。他的手再次扬起。他说老细啊，你的嘴不听话，我想再打它一下，好不好？我的脸痉挛了一下，肌肉鼓起，作好了挨耳光的准备。我真希望这一巴掌能把我的结巴打好。或者说，把结巴从我的喉咙里赶出去。它要是一个伤口就好了，那结痂剥落后就会好。一道阴影在我脸上掠过，我感到一凉，然后一热。祖父说，快，你快说。我忍住痛，又接着说。

可是，还没等我说出话来，就有一颗牙齿，从嘴里跳出来了。它像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就是说，我还没说话，标点符号就已经跑出来了。

祖父说，滚，你给我滚。

我的眼泪再次流了出来。它们沿着已有的道路，急急行驶。

祖父也擦了擦眼泪。他说，你看，村里什么人的忙我都帮得上，可对自己的孙子，我却帮不上忙了。

祖父的眼泪比他抽我耳光更让我五雷轰顶。假如家里的小猪生了病倒在栏中，祖母一阵大呼小叫，祖父往往不慌不忙地，上前翻翻猪的眼皮，再从墙上刮点土硝，给它灌下去，不一会，小猪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所以只要有祖父在，祖母的眼泪和惊慌并不能使我们吓倒。而假如刚健凶猛的祖父一旦坐在那里忽然流下泪来，那么小猪是一定没救了。祖父就这样用他的眼泪为我的说话宣判了死刑。

细想起来，我的口吃源于对小云的模仿。至于小云又是模仿了谁我就不得而知了。口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像虱子一样从他身上忽然跳到你身上去。看着别人红脸涨颈结结巴巴，你觉得他是骑在一头尾巴上浇了汽油着了火的水牛上，很好玩。可等你骑上去了，才知道比骑在老虎身上还可怕。口吃就这样以一种苦肉计的形式让我们上当。口吃不是饼，每个人只能分吃它的几分之一。它是一本连环画，有多少人看，它就变成了多少本。

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模仿。模仿的好处是，使我们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远不可及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据为己有。我们为此乐此不疲。比如天上飞的大雁。它们只在秋末初冬的时候，从我们的头顶飞过，从不停留。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一无所知。我看着天空上那个飞着的人字（后来我在小学课本上一眼就认出了它，老师说是“人”，我说是“雁”），生出了向往。看看我们的生活里，只有鸡，鸭，麻雀，从来没有过大雁。末了，我也像大雁那样张开翅膀，嗷——嗷——地叫了起来。遗憾的是，我的声音不够嘹亮。大雁的叫声只有在天空才能发出那种嘹亮的光芒。有时，为了表达某种亲切的感情，我们也会模仿。比如我们捏着鼻子模仿鸡鸣。模仿牛叫。我们一发出牛的哞叫声，牛就抬头望我们一眼。这说明我们的模仿得到了它的认可。而小云模仿鸡叫是从不捏鼻子的。他用的是肚子。他把肚子一瘪，就发出了某种动物的声音，以至我怀疑他肚子里养有无数动物。这是我佩服他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佩服，使我把他的口吃当成了他发明的玩具，把它拿过来玩。我不知道，口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生生不息，口口相传。

为了矫正口吃，我费了很大力气。大庭广众之中，我学会了冷静。我作出三思而后行的样子，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躲在某个人背后，他的肩膀刚好能遮住我的说话部位。像打仗用的掩体。当然，如果没有遮掩物，我就习惯于把手放在鼻子下。我的嘴张着，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已经张开了好久。它在酝酿。在吸气。上腭和下腭不停地翕动。我高度紧张着。假如有人打扰，我大概会走火入魔，像一只鸟那样飞起来。好像喉管里有一条虫子，我张大嘴巴正等着它出来。很久很久，它终于瞻前顾后探头探脑地爬出来了。万事开头难，因为有了这条虫子的侥幸突围成功，后面很快会跌跌撞撞跑出一堆来，挡也挡不住。所以那时我给人的印象是，要么好久不说话，要么一说一大堆。它们挤在一起，不顾一切往外冲，以至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自己都认不出它们谁是谁了。

事实是，当我不说话的时候，我全身都在用力。而当我终于把话说出来，我就开始休息了。

因为口吃，我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我离群索居，承受为模仿口吃带来的严重后果。而这时，“唆使”我模仿的小云早已逃之夭夭。他大我两岁，已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背起书包，上学念书去了。我刚染上口吃时，他甚至还打了我。像我后来看到的那两个结巴的故事一样，他以为我在学他。我越分辩越结巴得厉害，他越斥责也越结巴得厉害。结果两个人打到了一起。等他发现我不是假装而是真的已经结巴了时，他跳了起来，说：哈、哈，结巴有伴、伴了。

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因为出去就要说话，说话就会露出马脚。我情愿自己是个哑巴。大人都出工了，屋子里大而空荡。我望着黑魆魆的屋顶，忽然产生了说话的欲望。这时候我旁若无人，胆大包天。像是在一个夜晚散场后的戏台上。我曾无数次地设想自己穿上戏袍，站在那里大声地乱唱。风吹袍角的姿态多么美妙啊。我不顾一切，翻来覆去地说着。反正，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听到。我把门关上，又把门打开。我想起了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为什么要关门呢。终于，我嘴巴里的撕杀开始了。有一些巨大的石块滚了出来，挡住了我的道路。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它们。虽然我的姿势很难看。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跤，结结实实摔倒在地。我爬起来，继续往前走。这一天，我作为一个结巴的勇敢和丑陋都暴露无遗。嘴巴从未经历过这样宏大的场面。我要说的话像敢死队一样往上冲。他们企图从悬崖峭壁上攀援上去。他们搭起了人梯。假如上面滚下一块石头，他们将死伤过半，前功尽弃。所以经常听到“啊”的一声，一个人从峭壁上摔下去了，激起很久的惊讶和恐怖的回声。最凄惨的是只有一两个人攀上绝壁，因为后面的人跟不上，他们顿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像羽毛一样离开了鸟的翅膀。双方都在拼力撕杀，谁也不肯投降。一时间，山崩地裂，血肉横飞。我就这样，自己把自己绊得鼻青脸肿，自己和自己同归于尽。

我绝望了，号啕大哭起来。

大概只有哭，是不会结巴的。

我忽然愣住了。为什么哭不会结巴呢？它那么流畅，像风一样，像河水一样，没有什么能把它阻断。然而，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一个人，可以用哭泣来代替他说话吗？我很快就把这个想法给否定了。

事情的转机在于那年秋天，村里来了一班人马表演节目。他们是公社宣传队队员和中学里的学生。他们头戴黄军帽，手提马口灯，脸上搽胭脂，雄赳赳气昂昂地在村里的土台上唱《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他们走后很久，村子还沉浸在戏曲的氛围里。男人们下田，举手抬足都像李玉和或杨子荣，把耙锄一拄，眼一瞪，浓眉一挑，破衣一甩，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或“跨林海，过雪原，气冲霄汉”。女人们下塘塍淘米洗菜，唱小常宝和李铁梅，“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小孩子则模仿坏蛋王连举，从腰间掏出枪来往自己胳膊上打了一枪，然后扑通往前一倒。不知怎么回事，我眼前老是晃动着扮演李铁梅的那个宣传队员的影子。我没去学王连举，我在家里偷偷地学李铁梅。我不但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还唱别的。唱着唱着，我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唱歌就可以不结巴呢？

我又试了几次，果真如此。

用哭泣代替说话是不行的，但用唱歌，总可以了吧？

于是我开始研究唱歌和说话的关系。我发现，唱歌和说话虽然都是顺着同一条声带爬上来的，但它们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呢，就像把板车从小路上拉到马路上来一样。有一次，我正在唱歌，母亲回来了。她要喝井水。她问我看到瓢了吗，因为我刚喝过水，所以马上就脱口而出：瓢在桌上。母亲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她说，你再说一遍！我说，瓢、瓢、瓢在桌上。母亲眼睛里的火花又暗了下去。她以为还有个人在家里，刚才的话不过是别人说的。她想问，刚才是谁，但她急于喝水，等喝饱水，抹抹嘴角又去做事，就把它忘了。

母亲的惊讶提醒了我。是啊，刚才是谁，是我自己。刚才的我没有结巴。他跟在一句歌词的后面，就像进县城搭上了便车。我高兴起来了。我又唱了一句什么紧接着说话。瓢在桌上瓢在桌上。真的没有结巴。过了一会，我再说，又结巴。我唱了一句。又不结巴。哈，我终于找到不结巴的办法了，这就是，唱一句歌词，再接着说话。唱歌就像是发电机（我们叫磨电鼓）的引绳，把它在转轴上绕几绕，再一拉，灯就亮了。

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村里唯一一个与人见了面就唱歌的人。我以唱歌的形式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这样，第一句话就被我赋予了华贵的色彩。嘴巴一熄火，马上用歌声来启动。我感到，我的声带柔软起来，可以像秋千那样荡来荡去了。这样说话的缺点是，过于浪漫。而我们村子里的人，千百年来，从没有载歌载舞过。他们大概以为我的结巴虽然不治而愈，却又染上了羊角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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