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科学的不自由历程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这里重新得到了强调，当然也给了一条出路，如果你一定要说中国古代有科学，你到博物学那里去找，别去琢磨数理科学。...

作者田松（本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编许小编

各位下午好，我的题目叫做“科学的自由历程”，其实是我以前的一篇文章的名字，因为我们知道吴国盛教授著名的著作叫做《科学的历程》，他又经常提倡自由的科学，所以我N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科学的自由历程》，但是这个题目现在看来不大好，应该加一个否定词，《科学的不自由历程》，科学早就过了自由的时期，现在的科学非常不自由。

老师和牧师是差不多的，拿起来话筒就撒不开，所以你要提醒我时间。我今天讲几个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书来讲的。第一个我要讲一讲关于这个书名《什么是科学》，谁有资格谈“什么是科学”？通常我们会觉得，关于什么是科学，科学家最有话语权，科学家知道什么是科学。文科生搞哲学的你哪知道什么是科学？这是我们以往常见的说法，关于转基因科学之争，人们常说，你不懂科学就不要谈转基因，你做主持人的学新闻的说什么科学，我们到底是听学新闻的人的，还是听一个科学家的？我们通常觉得，科学家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最有话语权。这是我们对科学的误解，我以我的切身经验为例，我是在吉大物理系毕业的，我是吉大物理系的优秀学员，可是我在吉大物理系期间，我没有学过“什么是物理学”，我并没有因为念了大学四年物理我就自动的知道什么是物理了，甚至我回想一下我大学四年的课程里，我没有学过一门物理学的课程，我学的都是力学、光学、热学、量子力学，我们没有学过物理学，也没有学过物理学史，所以实际上念了四年的物理，但是对于物理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并不知道。

同样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体制之下，比如说院士他是专家，他可能会转那个基因，把那个基因从一个物种里拿出一个片段塞到另外一个物种里，别的事儿他就未必知道了。所以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件事，科学家并不是最拥有话语权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我们说科学的什么负面效应，科学家可能未必是清楚的。比如说最近连云港闹核，这个核专家是否对于核的一切都拥有话语权呢？核专家可能知道怎么样把什么核原料提纯，知道怎么弄到一起发生链式反应，但是关于一个受到了核污染的人怎么样慢慢死去，可能不如一位文学家，这位文学家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叫做阿拉克谢耶维奇，她写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讲了N个案例，那些遭受了核辐射的人怎么样慢慢的死去，这是一个跟科学直接相关的事情，但是科学家未必了解。我们需要对科学从旁观者的角度做一个完整全面的讨论，讨论“什么是科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学科群，叫做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如果我们要对科学进行整体的了解，应该是这个学科群的学者更有话语权，这个学科群有代表性的两个学科，一个叫做科学史，一个叫做科学哲学。

我刚才是想论证一下，吴国盛教授是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他现在的身份就是哲学教授，同时也是科学史教授。那么下面回到这本书，文本大体的我看过了一下，因为我跟吴老师比较熟，还跟着吴老师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对吴老师主要的观点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吴老师是我们同龄人里面非常有远见的，我经常举的案例就是早在1990年代，在中国相当多数人文学者还不知道环保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吴国盛教授已经跟我范（春萍）姐合作出了“绿色经典文库”了，非常具有前瞻性。

这本《科学是什么》可以理解成一个通俗读物，刚才吴彤老师表扬了这本书的文字，但是这个通俗读物里，凝聚了一以贯之的学术积累，不断地升级，对于以前的论文也好，演讲也好，做一个集中的综述。当年江晓原教授提出要重写科学史。什么是历史？历史不是一个旧帐本，只是史实的陈述，而是要有史学家的观点。科林伍德说过，天文学家只需要告诉我们地球怎么样围绕太阳运动，不需要告诉我们地球是怎么样想的，但是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只是说某年月日凯撒被某某人刺杀，是不够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告诉大家，凶手是怎么样想的。所以科林伍德强调，一个好的历史常常不是说由于新的史料出现了，而是由于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科学史都是辉格史，关键是，你自己是否知道你在写一部辉格史。一切历史都是由说历史的人写的，其中要有他自己对某个事情的特殊看法，他对某个问题的提出，构成了具有某人特色的历史。

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吴国盛教授历年以来的学术成果，最核心的部分，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在写评论，言必称希腊，古希腊。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十几年前吴老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叫做《科学与人文》，里面强调了科学就是古希腊的人文，数学是古希腊的德育课等等，这些观点在全书整体贯穿下来。回到这本书，我讲三个亮点，如果全书挨个评论，时间就不够了。

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明确地提出这件事情，这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勇气我觉得首先还不是吴教授的，而是出版商的。这个事情在学术界，在二十世纪的科学史，对于学术界内部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稀奇的观点，现在已经2016年了，也不是一个特别有震撼力的、特别新的观点。但是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在面向公众的一本书明确的提出了这个，我觉得还是颇有新意，而且有震撼力。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教育里，我们经常是把科学跟宗教对立的，科学建立在理性之上，宗教建立在非理性之上，科学建立在实证之上，宗教建立在信仰之上，反正科学这边都是好词，宗教那边都是坏词。启蒙思想家也一贯地给我们展示了宗教是怎么样迫害科学，科学怎么样顽强的生长，最后又战胜了宗教。好象刚才段伟文在讲话里也表达了一点这种意思，什么伽利略反抗，伽利略的反抗，难道是科学反抗宗教吗？不是，那是宗教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争论。对于这些我们中国人习惯的看法，我想通过这本书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理解，新的阐释。我们对宗教的理解常常是非常肤浅的，出于一种朴素的无神论，对宗教的理解非常浅显。

第二个是关于科学的两大传统的问题，博物学隆重地占了一个篇幅。关于博物学的问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就是在吴老师的课堂上，讲科学的两大传统，一个是数理传统，一个是博物学传统。这个说法对我来说，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已经有十多年了。这些年在吴国盛和刘华杰两位教授的忽悠之下，博物学已经成了一支很有力量的，很有前景的方向。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问题。我记得在2000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在座的刘钝先生，在九爷府，一个会议室里，有过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辩论，正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PK。当时吴国盛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不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历史考证来获得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取决于你怎么定义科学，你定义的宽一点就有，窄一点就没有，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定义，为什么这样定义。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说得又更加明确，更加极端，更加精准，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件事，是一个命运！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至于刚才有人说，难道没有科学的我们就比古希腊低吗？文化是相对的，我们没有科学，但是我们有比科学更高级的东西，所以没有科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眼看着科学一天天地危害社会，危害世界，危害生态，没有也不是什么坏事。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这里重新得到了强调，当然也给了一条出路，如果你一定要说中国古代有科学，你到博物学那里去找，别去琢磨数理科学，这是关于这本书我要讲的几点。

按照刚才吴彤老师的说法，表扬完了以后还得拍砖，不然显得发言人没有水平。我觉得，书名有问题。这也是吴国盛教授一以贯之的精神，我觉得他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书名叫《什么是科学》，那就意味着我拥有关于什么是科学的答案，或者已经先天预设了，关于什么是科学，有一个确定的唯一的客观的准确的一个东西，而我知道那个东西，所以我敢写《什么是科学》。这本书里，吴老师也引用了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那本书的翻译就有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翻译错了，你要看英文的原名是what is the thing called science,他说的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而不是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有没有一个究竟？实际上关于“什么是科学”这件事我们有N多种理解的方式。我们常见的，中国人习惯的，我们受了多年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人常见的思路是哲学的思路，比如给科学一个定义：科学是什么系统化的知识。然后拿那个定义去找，这个是科学，那个是科学，这个不行不是科学。这是我们习惯的一种玩法，这是一种哲学的玩法。这种哲学玩法是和我们长期受到的西哲传统有关，我常说，西哲有毒，它追求单一因果，追求普遍性，追求终极原因和终极，所以问“究竟”是什么。除了哲学的方式，还可以有历史的方式。这本书就内容来看，你会发现大量的历史的方式，不是说一个哲学的关于科学的定义，然后去找，而是它在历史上是什么。我就经常讲这个事，比如说李明和李亮是双胞胎，而且是同卵双胞胎，但是李明就叫李明，李亮就叫李亮，李亮不能说我跟李明基因相同，也可以叫李明，不能说我这个东西跟科学很像，所以我这个东西也是科学。对不起，你那个不是，因为你那个生下来那个根就不是。实际上，从书的内容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大量的历史进路，但是这个书名偏偏是一个很本质主义的名字。当然这很吓唬人。关于什么是科学，其实还有一个社会学的定义方式，比如华杰就说过，伪科学也是科学的一种。库恩就说，什么是科学？科学家做的东西就是科学，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定义。我对这本书提出的批评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和内容有点拧巴，书名有很强的本质主义倾向。

谢谢各位。

（2016年8月16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会堂星光厅“科学是什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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