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坚持二十多年一直出版别人不出版的作品吗？

今天的文学和出版，它也仍然需要抵抗，也许需要比过去更多的抵抗。...



午夜（Minuit，或译“子夜”），巴黎一家出版社的名字，熟悉它的读者，很快就能由此联想到法国的“新小说”运动，联想到一批古怪而又声名显赫的作家：萨缪尔•贝克特、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玛格丽特•杜拉斯。由于贝克特和西蒙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人们的心目中，长期出版他们作品的午夜出版社便成了文学创新的摇篮和成功的标志，或者是专门制造晦涩难懂之作的家庭作坊。

在世纪之交，当湖南文艺出版社提议策划出版一套新颖而富有思想活力的西方当代作品时，午夜出版社因为其纯粹和持久而跃入出版人们的眼帘。于是，在午夜出版社按照自己的标准继续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在世界另一头，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凭借“午夜文丛”不失时机地加入到了当代文学和思想作品的出版行列中。

本文作者陈侗，画家，出版人，书店老板，美院教师。1992年策划“实验艺术丛书”，1994年创办“博尔赫斯书店”。1998年，与鲁毅合作成立出版工作室，并策划“午夜文丛”，2007年创办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CANTONBON），2010年获法国颁发“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午夜文丛”出版二十年来经历了哪些艰辛，又见证了哪些奇迹？就让作者为我们一一道来……

1997年，在博尔赫斯书店开办三年，以及我在“实验艺术丛书”中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和图森的三部作品后，因为某些原因被迫将书店迁出了广州美术学院。或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我忽然萌发了出版更多午夜出版社的作品的想法，于是就找了鲁毅合议。这个计划由于以文学和文论为主，所以不太合适继续放进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实验艺术丛书”，于是我就找到湖南文艺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是曾果伟，而直接鼎力相助的则是编辑谢不周和唐明。自然，在拿不出市场数据的情况下，要通过这么一个有始无终的庞大计划，其困难可想而知。尽管我早就认为当时的出版业已经完全以市场为主导，但在社长和两位编辑身上我还是看到了湖南出版业一贯的人文态度，他们自然是要在平衡众多因素的情况下来接受一个来自于外部的提议，而对于是否盈利，并没有将负担加到我这个当时实力单薄的艺术家身上。后来的几任社长和新加进来的几位编辑，也都一如既往地给与我支持，从未给我出过难题。尽管大部分作品的销售始终没有达到预想的程度，丛书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派生出了像《贝克特全集》这样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由此可知，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都是眼光独到和有文化使命感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即便我能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二渠道书商”，“午夜文丛”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品种，更别说它在读书界的影响力。

如果说我是因为喜欢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才把目光集中在法国的午夜出版社，那么，它的社长热罗姆·兰东的出版风格则是另一个让我由崇拜进而走向长期合作的理由。在现代出版史上，兰东是为数不多的喜欢出版别人不出版的作品的独特出版家，同时也是一个幸运的商人，因为他所发现和推出的被其他出版社拒绝的作家和作品，无一例外后来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种成功主要不是商业上的，而是对文学史的贡献。

经过“午夜文丛”的大力推介，喜欢当代文学、文学实验的读者也都越来越熟悉午夜出版社，艺术家刘港顺还以午夜出版社为题创作了很多绘画作品，透现出比我更浓的对午夜出版社的崇拜之情。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少数读者”的支持，“午夜文丛”才能够在不考虑市场利润的情况下一直按照文学自身的发展一本接一本地往下出，真还有点望不到头的感觉。

在当今时代，出版应该怎样做，说得出道理也未必敢付诸行动，因为我们多少还是想在纸质读物上寄托某些东西。这样，文学总的来说就像是一门拖后腿的事业。只有当它显得完全无用时，我们才发现，我们是那么需要它，并且愿意为它付出更多。通过二十年的出版实践，我们总结出当代出版可能值得努力的方向，那就是立体地构建它的阅读条件。无论是新小说还是后来艾什诺兹、图森等新一代作家的作品，要想在今天成为畅销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新的文学又的确是文学爱好者们所期待的，尽管他们所占人口比例也是少之又少，可能就万分之一吧。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文学在今天已不再具有任何文学之外的教育意义，但文学本身的价值反而在这种市场弱势中凸显了。所以，文学出版对我们来说只可能是奉献，而所得到的回报也只能是通过参与文学的生产获得知识与经验，即在文学中成长。在书店的概念下从事出版是至上世纪中还延续的传统，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这个传统的接力。不同于过去的地方是我们处于全球化的大环境，所以有条件去立体地构建阅读条件，例如邀请作家来中国访问，与读者进行线下的互动。自从1998年邀请罗伯-格里耶夫妇访问中国以来，相继到过中国的午夜作家还有图森、艾什诺兹和莫维涅尔，以及和午夜出版社关系密切的贝洛瓦·皮特斯、奥利维·罗兰。其中，图森几乎每隔一年就会来中国小住，他的获奖作品《逃跑》正是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经历为素材的。至于罗伯-格里耶的夫人卡特琳娜，在罗伯-格里耶去世后，应我的邀请，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两次来到中国，最后一次还是为了演出杜拉斯的戏剧《萨瓦纳湾》。像这样一些与法国作家的频繁接触，无疑增进了我们对他们作品的深入了解，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出版选题，例如“享乐者”和“罗伯-格里耶研究资料丛书”，它们同样是交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人们通过这两套新的丛书，既可以回看“午夜文丛”中的相关作品，也可以在心里勾画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国当代文学的历史面貌。当然，我们所以为的“法国当代文学”也许并不具有一种单一的整体性，而是基于我们对文学创新的渴望想象出来的。文学史的写作也许应该去除这种想象，但文学阅读却是以这种想象为前提的。

2005年之后，我重新开始画画，作品也能出售了，经济状况有了改善，有能力对作品出版有更大的投入，因此也进一步理顺了与出版社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作画所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我几乎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一头埋进书稿当中，于是就想到扩张工作团队。这样一来，我更像是当年的兰东了，只需要摸摸书稿，做出是否出版的决定，具体的编辑工作都交给团队处理了。包括与午夜出版社的直接接触，也都由法文编辑潘文柱负责，我要做的就是签字、付款和做最后的审稿。

应该说，在字典的帮助下对照原书一行一行地审读译稿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可惜我现在已经花不起这样的时间了，大致地翻阅只能说是在尽自己的责任。眼下我正在审读《沉默的战斗》，它是午夜出版社的创办人维尔高尔的回忆录，写的是“二战”期间的事情。这本书既不属于新小说风格，也不是德勒兹那样的思想性作品，更别说法国的抵抗运动跟我们实在没有多大关系，出版它的意义何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对午夜出版社的情怀上吧！如果没有维尔高尔，没有他创办的午夜出版社，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兰东和新小说，不会有贝克特和罗伯-格里耶。这本书虽然不能推导出新小说出现在午夜出版社的必然，但维尔高尔的地下战斗精神的确也影响了兰东，使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体现出一种“不服从”，这种“不服从”反映在新小说作家当中，就是罗伯-格里耶所说的“共同的拒绝”，即拒绝巴尔扎克时代的现实主义。

我相信历史确实是惊涛骇浪，每一次的波涛汹涌都构成互为关联的景观。文学，或者还包括沉思，虽然在这个时代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但它仍然是大海的一部分。《沉默的大海》——我今天看到这本我从塞纳河岸边书摊上找到的小书就搁在办公桌上，它是维尔高尔第一部以午夜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作品，还是关于“二战”时的法国抵抗运动。让我们在这个绝非偶然的类比中做点引申吧：今天的文学和出版，它也仍然需要抵抗，也许需要比过去更多的抵抗。如果坚信这一点，那么我们所做的工作也就永远应该保持在沉默状态：少数人之间的缓慢的对话，安静的写作，除了文本的准确性什么都不再有的小小的书本。

还有，所有这一切的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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