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羞耻理想化

哈特曼等人关于理想自我的观点随后与羞耻有关的工作

羞耻，一个需要我们正视的议题。...

作者：Andrew P. Morrison

译者：黄志慧

通过界定自恋为“自我而不是自体的力比多灌注”，Hartmann (1950, p. 85)再次把精神分析学习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我心理学中自体和自恋的关系上。因此，Hartmann区分了作为结构的自我和作为“自己个人”指示物的个体-一个主观体验机构。跟随Hartmann，我们可能会说作为体验机构的自体，而不是作为参与者和行动者的自我，会因为失败和自卑而感到羞耻。

Hartmann和Loewenstein (1962)试图在与超我的关系中描述理想自我。他们承认理想化比超我的进化（演变）发生的要早，但是他们认为由于超我中后来起源于俄狄甫斯冲突那些方面，理想自我的概念被保存了，因此，理想自我不同于早期的理想化(p. 59)。引用弗洛伊德的“新的入门讲座”，他们暗示超我“也是理想自我的媒介，自我通过理想自我评估它自己，自我朝它努力奋斗，并且它一直在实现它日益完美的需求” (Hartmann and Loewenstein, 1962, p. 60)。

我们补充一下，即是自体被评估了，并且是自体没有完成理想自我让完美居住在自体中的命令和要求。

然后Hartmann和Loewenstein 认为婴儿期的大部分全能投射到父母身上，因此，解释了父母理想化。然后孩子认同父母是为了保存缺失（丢失、遗失）的自恋：“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想自我的建立可以被认为是对自恋的一个营救工作”(p. 61)。他们也认为超我逐渐整合了理想自我的目标和道德准则的抑制，导致一个‘好’和‘不应该’系统的发展。

我们回忆一下Piers (1953) 的观点，他认为羞耻反映了当理想自我的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矛盾。提到这个工作，Hartmann和Loewenstein站在分析心理的角度上，怀疑羞耻和内疚之间的差异是否存在：“一个人可以，如这些作者假定的那样，从内部或外部制裁的角度来区分羞耻和内疚，这对我们来说貌似不可能。”(p. 66)。他们更愿意（更喜欢）强调“理想要求”和“不应该”之间的联系。

因此，关于羞耻以及它与理想自我的关系，Hartmann和Loewenstein在自我心理学的这个核心贡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他们认为早期（古老的）理想化的确存在，但是早期理想化与实际上的理想自我不同，他们认为早期理想化与俄狄甫斯冲突和超我的发展更接近。他们和弗洛伊德界定理想自我为超我中完美期待的媒介，并把婴儿期自恋的一系列投射定位于理想化双亲身上，随后并认同理想化双亲。他们基本的观点就是理想自我逐渐融入到成熟的超我中，它始终包含独立的理想和禁令系统。毫不奇怪，然后他们转向了羞耻，但是，由于理想自我消失于超我中，他们否认内疚和羞耻之间巨大的差异。

必须根据羞耻和内疚临床的表现不同来驳斥羞耻和内疚之间存在模糊的区别的这个假设。在我看来，Hartmann和Loewenstein的观点反映了他们在结构理论上的投资，以及试图区分超我和理想自我的先天困难(见Sandler, Holder, and Meers, 1963)。因此，当他们从临床观察转为对结构理论解释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要面临弗洛伊德超我发展的俄狄甫斯观点，以及他对自恋和完美理想的不再关注的问题。我们和其他人都已经注意到，由于这个模型中理想自我概念的模糊性，在俄狄甫斯起源的超我为羞耻安排（分派）一个临床位置或者一个概念指示物。解决这个模糊性一个方法就是，Hartmann和Loewenstein采取的方法，即坚持超我实际上包含理想自我的功能，因此，羞耻和内疚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

回到理想

其他作者确实重新研究理想自我、羞耻，并试图继续区分理想自我和超我的功能和结构。我们应该明白，这些作者对弗洛伊德对超我的理解不满意，尤其是对结构模型中超我吞噬和去分化理想自我的程度不满。对他们而言，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倾向于从根本上围绕着内疚的俄狄甫斯问题的角度来理解结果为理想自我的发展因素，因此没有充分地描述理想的具体功能和羞耻感。

比如，Schafer (1960)分离了超我的爱的功能和敌对功能。据Schafer所说，爱的功能保护自我不受到过度内疚、被重要客体抛弃的伤害，并通过认同父母的超我来促进社会适应。这些爱的功能也包括，通过认同欣赏的父母而得到的理想和自豪。Schafer认为“当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时，自我会感到自卑...[自卑感]相当于缺失（遗失）了超我的爱的情感，就像羞耻相当于超我的讨厌一样”，他的这个观点与我的观点类似 (pp. 178-179)。

Schafer (1967)进一步讨论了与理想自我和理想自体有关的理想的发展。然而当他详细评论理想自我、理想-构成与心理结构（即自我、超我、本我）之间关系的时候，他进一步检验了自体及它的表现，包括理想和理想自体。这些从病人体验的角度来讨论；“理想自体的表现是实现一个具体理想的个体的一个镜像或概念”(p. 15)。

Schafer对自体的这个观点与“体验的自体-表现”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并认为一个人总是不停地渴望实现理想自体。理想可能通过认同父母的“完美”而被创造和内化。未能达到理想自体（或自我的标准）的状态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负性情绪（比如内疚、无价值感、不被爱、被抛弃、无助感），这些可能会被体验为羞耻。在Schafer的文章中，这是唯一与羞耻有关的地方。

Sandler和他的同事，也被理想自我概念中的矛盾困扰，这些矛盾首先开始于Freud(1914)关于主体的著作。这些矛盾包括个人试图重新获得遗失的自恋的理想；包括个人的与良心结合的理想；包括一个与超我同义的心理结构；以及超我是理想自我的一个媒介。因此，Sandler注意到，弗洛伊德早期将理想和自恋等同，并且这两者随后都消失在结论理论中的超我机械模糊中。

很可能，这些作者对超我对于理想的理论和临床解释力度不太满意，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因此他们寻求一个独立的结构来阐述他们。他们也讨论了以后关于理想自我的工作，提到Nunberg1955年区分了理想和超我。对Nunberg而言，理想自我代表了内化的爱的客体，而超我代表了内化的厌恶的和恐惧的客体。Annie Reich(1953)对这两者的区分也被提到：“理想自我表达了一个人渴望成为什么；而超我则表达了一个应该成为什么” (p. 146)。

正如我们以后应该明白的那样，Reich (1960) 也认为自体和个体神奇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个人觉得“他好像就是他自己的理想自我”(p. 226)。Jacobson (1954) 也认为理想自我是理想的自体和客体特征的融合，以满足爱的自体和客体融合的渴望。

像Schafer (1967)一样，Sandier 和他的合作者 (1963)持续认为自体-表象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状态”，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理想自体”，“在任何时间，理想自体都是自体-‘我-想-成为的-自体’理想状态”(p. 152-153)。

在任何特定时间，理想自体都会提供最大的幸福感。作者认为理想自体“比孩子内射给自己的理想更加流畅、灵活”(p. 154)。理想自体的状态也会被自体潜能和局限以及环境的现实认识（实际情况）影响。但是当现实自体没有顺从理想自体的状态时，会出现什么情况？Sandler等人明确地处理了这种失败，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了让自己与理想自体等同，而改变自己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忍受失望的折磨以及与低自体自尊有关的情感状态” (p. 156)。

然后他们认为“当个体察觉到自己（或相信别人已经发现自己）没有达到他自己可以接受的理想标准时，羞耻感就会产生，而当他的理想自体与命令他的内投射不同时，内疚就会产生” (p. 157)。在这里，明显认为羞耻反映了没有接近理想自体状态的失败。有趣的是，作者既暗示了羞耻的内部（自我觉察）也暗示了羞耻的外部/社会（他人觉察到的）观点。

本文选自《Shame》翻译稿，《Shame》中文版预计将于2018年出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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