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浅邦弘楚王故事与教诫书_【保马】

《君人者》这篇文献，通过范乘谏言的形式，批评了昭王的性情，阐述了对于国家安定与繁荣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

编者按

《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中国讽谏、教谕之传统历来为世所推重，日本学者汤浅邦弘在其著作《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中对上博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庄王既成》、《昭王毁室》、《平王与王子木》等记载楚王故事的系列文献进行了考察，指出诸篇或为以记叙历史故事所成的，对楚的王权进行教诫之书。其书发微抉隐，论述精到，保马特节选以飨读者。本文选自该书第二部分第六章《教书诫〈君人者何必安哉〉的意义》（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1月），感谢东方出版中心授权“保马”推送！

作者：汤浅邦弘

《君人者何必安哉》（以下简称为《君人者》）的文献性质，应当如何理解？笔者曾对《庄王既成》、《昭王毁室》、《平王与王子木》等记载楚王故事的系列文献进行了考察，作为结论指出，诸篇或为对楚的王权进行教诫之书。这些楚王故事，是为了楚王权的安定与繁荣，而以为政者为读者编写积累而成的。而《君人者》在大致的框架上也具有这种性质。《君人者》这篇文献，通过范乘谏言的形式，批评了昭王的性情，阐述了对于国家安定与繁荣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

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篇与此前所考察的楚王故事略有不同。首先，该篇结构极为简单。在《庄王既成》、《昭王毁室》等其他的楚王故事中，均记载了来回数次的君臣问答，并记载了闻听臣下言语之后，楚王作何反应。但在《君人者》中，君臣的问答仅一次，且对于听闻范乘谏言后昭王如何反应，毫无记载。因为在第九简末尾附有墨节，所以下文漏写昭王反应部分的可能性极低，将其作为一篇完整的对话应该大致不差。如此则可以说，该文献与此前所讨论的楚王故事的叙事形式稍稍有别。

在此试推测一下，在听闻如此谏言的昭王以及阅读该文献的读者（楚国为政者），之后会有何等感受？推测未有明确记载之事，自然并无确证，但对于如此谏言，其感受可谓五味杂陈吧。

首先，为了国家的安稳存续，为了人民的精神安定，君主不应当拘泥于个人性情，这一谏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效果。虽说只是稍稍“去耳目之欲”，但时常致使君主身处险境。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国家，而非君主个人的感情或性情。这一主张，对于昭王以及其后的为政者应该也能够接受。而且，范乘对昭王，并非失礼而当面辱骂，而是先将昭王的睿智喻为“白玉”大加赞赏，之后才开始进谏。正所谓“白玉微瑕”。这一进谏方法易于为王所接受。

但在谏言的最后，作为人君而不能安泰之例，范乘列举了桀、纣、幽、厉，以及灵王之死等。列举上述事例对于昭王究竟是否有效？对桀、纣、幽、厉的历史评价，乃是残酷非道之王的典型。与被评价为“尽去耳目之欲”的昭王正好相反，这些暴君极尽欲望而暴施残虐，终于导致亡国。而楚灵王虽然并未导致亡国，但正如后世司马迁所说的，“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史记·楚世家》），也是受到酷评的君主。

如此一来，进谏昭王所引的事例，是否稍欠妥当？本来，此处所引的事例应当与昭王的状况相同，列举因“尽去耳目之欲”，结果导致身死的王才最为合适。但正因并无此类合适的事例，才列举了无法确保己身安泰而结局悲惨的诸王。

总之，《君人者》中老臣范乘向楚昭王进谏的这一内容，大体可以纳入此前所考察的楚王故事的范畴。

下文中将对包括《君人者》在内的已知的楚王故事作一概括。首先，若以文中所见楚王的时代顺序排列相关文献，则次序如下：庄王时期的《庄王既成》，灵王时期的《申公臣灵王》，平王时期的《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昭王时期的《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月＋隼）》及《君人者》，简王时期的《柬大王泊旱》。由此可见，从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至简王（公元前431—前408年在位）之间的楚国历代君王的相关故事被长期记述积累下来。且各篇均对楚的王权起着教诫书的作用，其具体的读者，可以说是设想为王或太子。

关于此类作为教诫书的故事，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教授指出，其为《国语·楚语上》所引“语”类文献（陈伟：《〈昭王毁室〉等三篇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下文即楚的贤人申叔时对楚王论述关于太子教育的内容。共有九项因而总称为“九科”，均作为教诫太子的重要手段，受到重视。

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此处“语”之用为“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但韦昭注则认为“语”为“治国之善语”，即定义为治理国家的名言。若此定义无误，则上博楚简中的楚王故事是否都可以视为“语”，则令人颇感踌躇。因为其中也有如《平王问郑寿》和《平王与王子木》等明确描写了作为反面教材的楚王的文献。而且，《君人者》虽然并未以激烈言辞进行批判，但明显可见其对昭王的性情进行了批判。

可资教训者并非仅限于“善语”。因为人们对于失败事例会进行深刻反省，当作极大的教训。成功事例当然可以作为教训，但由于成功之后的满足感，人们并不会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唯有失败，才能引起何以至此的深刻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即便上述楚王故事并非皆为“善语”，也明显具有教诫书的意义。

总之，可以明确得知的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将切身的历史以故事的形式记述积累下来，并将其尊为教诫之书。而作为其读者的王或太子，也从中修得了帝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