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写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百年 编者按 保马今天推送的...

保马今天推送的是重庆大学杨宇振老师《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写在颁布百年》一文。作者结合罗兹·墨菲、威廉·施坚雅、吉尔伯特·罗兹曼梳理了中国城市结构研究的三种范式。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大卫·哈维“资本城市化”的理论，试图初步解释1908年以来中国城市化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联，特别是应对1978年以来中国三次重要的政策调节。在作者看来，权力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张力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继续扮演重要的作用，并左右着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即城市与乡村关系的问题。该文原载于《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1期，也收入杨宇振老师的《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一书中。感谢杨宇振授权保马微信发表。



谁都知道致富是一回事，而有知识、勇敢或仁慈是另一回事，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和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空间、知识、权力》的一篇访谈录中谈到，18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建筑和城市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所有将政治学当成人之统治艺术的讨论，都加入了一篇或一系列论城市规划、公共设施、卫生以及私人建筑的章节……城市有许多它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成为了统治理性的模型而施之于整个国家。”[1]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政治化趋势显然是伴随着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日趋显要而强化；城市成为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网络的要点，不仅是福柯指出的“统治理性”，也是“工具理性”得以高密度和高效率运行的空间。城市及其空间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

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政治化趋势何时在中国出现？或者，换一种说法，中国的城市在什么时候，因为成为西方“理性”生产的空间，从普遍的乡村肌理中浮现出来，进而变成政治权力欲加以严格控制的工具？什么时候城市在政治变革中，成为权力欲求“大变”的试验空间？城市成为国家谋求现代化——一种首先来自外界而不是内部的压力，一种李鸿章意识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种接受和回应于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指出的“流动性”——的首要空间，进而图强而自立？

1901年，内患外扰的清政府启动了新政改革，加速推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宪政与地方自治成为政体改革的核心内容，其根本在于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与自治之间的关系。1905年8月清朝廷接纳刑部侍郎沈家本等人的奏请，下令奉天和直隶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月到1910年2月间，先后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这些章程规定各地分设选举产生的议事会和董事会，实行民主自治。时梁启超认为，“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政体乃完。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就天下万国比较，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2]宪政与地方自治成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而关于制度的变迁，钱穆则提醒，“某一制度之创立，既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必由此项制度之前身……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3]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由民政部拟定并获通过，三十五年（1909年）一月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下称《章程》）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是《章程》作为一个文本，是遭遇困境的中国现实试图与西方宪政模式（经过日本的实验）结合的产物；更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标志着在几千年来以农业生产为命脉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城市作为非农业生产的空间第一次正式进入权力变革的核心，由此成为揭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序幕；福柯指出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空间的政治化、理性化开始在中国出现（至少，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观念和趋势上）。从此，尽管《章程》颁布后很快就改朝换代，并没有改变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乡绅文士逐渐加速从乡村往城市移动；作为劳动力的人口逐渐从乡村往城市移动；资本和生产资料加速往城市移动；中国社会关注的重心（作为一种观念的变化）逐渐从乡村往城市移动，从此，“‘乡’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4]。中国城市作为20世纪兴起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开始经历着“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5]，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验和生产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是新旧生产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个人经验）激烈冲突的场所；另一方面，则是权力获得合法性与资本获得利润必须征服的空间，城市作为国家经济与政治运行的网络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流动空间”——从这一点上看，城市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由此，论述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和以“资本”流动为代表的全球化和具有地方性特点的权力结构关联一起。本文首先对百年来城市化的历史脉络做一简要回顾，结合罗兹·墨菲（Rhodes Murphy）、威廉·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吉尔伯特·罗兹曼（Rozman Gilbert）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三种范式展开分析，进而讨论资本、权力与空间三者间的关系；资本的城市化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城市化过程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文中接着结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资本城市化”的理论，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城市化的关系，同时应对1978年以来中国三次重要的政策调节展开论述。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无论是权力结构、资本构成、两者在空间上的作用还是空间自身。特别是，当代中国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到信息产业等多种经济模式的共同存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互渗并存、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社会演替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种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日益浮现、尤其是进入全球化网络带来的机会与风险等等，为城市化研究预设了各种盘根错节、相互缠绕的前提。本文是宏观观察基础上的初步研究。图表1是1908至2008这一百年间世界、国家、城市的大事年表。这些年份与事件的选择显示了理解这个世界多种思考中的一种。图表1本身具有自明性，无需过多言述；但需要强调的是图表中两两之间的关系：“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城市”。对于前者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年份（时段）或事件都意味着国家（王朝）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与更为广泛的地理空间之间（或者，是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接受、拒绝、冲突或其他），从而影响了国家发展的路径（国家在内与外的张力之间寻找平衡，寻求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世界发展的图景。[6]对于后者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年份（时段）或事件则意味着权力结构、空间发展模式以及资本扮演角色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近现代以来日趋和“世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相关。城市成为国家处理“世界与国家”关系的首要地理空间，一种日益显要的国家财富；而国家正处在这两组关系的核心位置。

世界

国家

城市

19081911

清朝结束，民国成立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7

南方军阀初步统一中国

1930

颁布第一部《市组织法》

1939-1945颁布第一部《都市计划法》

1949

民国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73（1970年代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的时期[7]

1949-19781989

“历史性的界标”[8]

1991

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19941997

亚洲金融风暴

1998

住房制度改革

200220062008

各个不同空间地理单元（世界、国家、城市）之间的复杂关联需要另外的文字进行论述。这不是本文的意图所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百年间，地方城市的空间生产越来越与世界和国家的各种复杂变化交杂在一起；地方城市在接纳世界经验的同时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难以想象的、超级庞大的复杂矩阵中任意一处，任意一个方面的波动，地方城市都将无可避免地感受到这种波动——取决于城市在这一系统中关联的方式与关联的强度。任意一种试图保持静态平衡的努力都将在日趋强化的巨流网络中被冲垮摧毁。在这个网络中，流动性代表着财富，代表着力量，代表着一种现代性；流动性的速度与运动的范围代表着财富与力量的多寡和楔入世界的深度。相对地，静止成为一种“逝去”，一种“过时”，一种映照着流动性的多数现实，一种流动性获得运动的基面，一种卡斯特尔认为的“出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流动性可以畅通无阻，民族国家的边界与领域，地方现实的多样性成为与流动性抗衡的力量。大卫·哈维指出，“国家是竭力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流动的、空间上开放的资本流通过程的区域性实体。它必须在其边界之内同广泛分布的个人主义派别势力和分裂性的影响、迅速的社会变化、通常依附于资本流通的一切短暂性进行斗争。……国家调节所强加的固定性（稳定性）与资本流动的易变动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政治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9]

城市，就其本身的宿命而言，是属于流动性的，是生而为流动性的；是流动而不是静止，是洋气而不是土气——“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10]；其未来取决于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取决于不同空间领域的流动速度。换另外一种论述方式，在某些方面，城市的维度已然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张力与流动速度的差异造就了城市的差异（这一论断，可以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东、西部巨大的地区和城市发展不平衡体验和感受出来），而这种差异则成为民族国家权力核心需要谨慎对待的一个方面。就城市本身而言，从一百年前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到1930年的《市组织法》、1939年的《都市计划法》以及日后到现今的多种日趋复杂的行业法规、条例等，只是自身技术理性日趋深化的过程，“逐步将城市纳入统一的国家法律框架中，强化了‘技术控制’的深度。清末到民国，从‘知识来源——知识人才——组织机构与制度——社会主流观念——社会应用——新知识来源’完成了一个‘技术控制’的近代化过程。城市就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形态，在城市结构和空间、城市公共卫生、教育、安全以及建筑形态等方面全面发生了转型，从封建时期的城市形态转变为融入世界技术体系的近代城市。”[11]从这方面意义上讲，这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与这个宏观结构过程相应对的，是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总体上的“理性化”和“现代化”，特别是与城市在资本与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发生变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技术的主要市场。近三十年来，伴随着流动性在城市的加大（尤其是流动性对于城市的选择），技术的应用在市场的竞争中产生了快速的跃进。两者都必须面对不平衡发展中的存在着价值观念、财富理念、审美意趣等差异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的现实（相对于过往相对的平整划一），以及示好不同的技术聘用者或购买者，这产生了和计划经济时期很不同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知识领域的巨大分野。由于空间实践尺度的差别，由此带来涉及公共性的差异，城市规划总体上与权力更为接近，在目标上试图成为一种调节各种社群矛盾的“公共政策”（虽然距离目标仍然遥远）；相对地，建筑学与资本更为接近，正日趋成为一种开拓市场的工具；市场为了满足各种不同需求（作为一种欲望），对于“异域情调”、“新奇梦幻”、“时尚时髦”等的热切追求不可避免地对建筑学的教育与实践形成深刻的影响。曼素恩（Susan Mann）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与历史演变》一文中总结了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最重要的三种范式（Paradigm）：以罗兹·墨菲的研究为代表主张地方的发展（Nativist）；以威廉·施坚雅的研究为代表的主张城乡关系的重建（Reconstructionist）以及吉尔伯特·罗兹曼的研究为代表的提倡西方化城市发展演替传统城市模式（Positivist）。在论证过程中，曼素恩同时还引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瞿宣颖、费孝通、吴文藻、易家鉞等）的不同论述和观点来支持论证上述三种范式。[12] 这三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从权力、空间和资本三个不同的向度对中国的社会与城市化进行的观察与研究，虽然三者间并非两两对应的关系。

第一个向度，城市处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关系之中。在中国，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当代社会，中央与地方这一组关系最为紧要。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即把“政府的组织”作为首要置放在“考试与选举”、“政府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之前，虽然他认为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选用什么样的人才来进行管理才是“根本大法”。在实际运作中，中央如何有效调用地方积极性与资源？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国的地理条件与历史过程说明了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关系（一个常见的比喻是，干与枝的问题或者是上与下的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王朝）政治安全的首要因素。中央集权化是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特点。钱穆紧接着指出，“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不短……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13]

政治的集权并不必然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上繁荣。特别是，近代以来，权力如何能够有效地在各种不同尺度的空间中运行而尽量减少能量的损耗？或者说，权力如何在、以及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在空间中实现意图？尤其是，当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不再是一种王朝帝国的“天理”，而更趋向于与经济繁荣，民生改善为依托。更明确地说，近代以来，权力必须直面资本的挑战：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随即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国家积累的财富）。财富的增加如果不能通过向外的掠夺获得，调动内部地方生产的积极性显然是一种必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翰林吴士鑑呈请试行地方分治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国家财政，认为“国非财不立，财非民不生……而中国地方财政，夙由守令兼管，催科只外别无作用……东西各国司理财者，于民生之舒蹙，地利之肥瘠，物产之丰绌，贸易制造之进退衰旺，无不通筹并计……中国大患在贫，兹事宜仿效，然非一牧令所能胜任。此财政之宜分治者一也。”[14]这也是1908年底1909年初《章程》颁布的目的之一。

在罗兹曼的研究中，他比对了中、日（后来包括英、俄、法）之间城市化的空间模式。他提出，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不均衡，人口和资源的一种“宽底金字塔”（相对于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窄底金字塔”）的空间分布，在少数高等级的大城市与数量巨大的下层乡村城镇之间缺乏中间层次；城市化率低（见图表2）。由此，他将其看成中央权力的无力（weak），认为缺乏中间层次的城市体系，中央政府难以有效调动资源，抽税以及重新分配剩余，因此造成现代化的困难。在几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罗兹曼认为工业革命前高城市化指标的社会最容易和快速进入现代化过程；其结论是，在从低等级向高等级调动资源中，中国毫无疑问是最无效率的网络。



罗兹曼的研究直接将城市化与中央政府整合资源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一论述，在王朝等级秩序解体，在民族国家走向理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日趋显示出其意义。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中，权力需要通过城市作为生产、交换、消费等和乡村不同的功能，一种高效能的积累财富的空间，来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虽然不是全部）。由此，在一定的层面，城市化的深度亦代表着权力属性的演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从基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的合法性转向基于以现代产业为主的社会的合法性；代表着权力现代性的深度。

第二个维度，城市处于区域-城市-乡村的空间关系中。和罗兹曼不同，施坚雅认为研究前现代中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并没有太太意义。他将中国分为长江上、中、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西北以及北中国8个大区（macro-region），主张经过长期的发展，各有其内在的城市体系与市场结构。这些大区的发展是来自包括人口增长、乡村商业以及区间贸易等内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在施坚雅的分析框架中，和日本城市化的模式不同（低等级消逝，代之以高等级中心的出现），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在长期的演化中显示出中间层级的发展，并通过“中心地”体系趋向一个更为均衡的人口分布——得出和罗兹曼完全不同的结论。

施坚雅的实证研究偏重于对地方空间的研究，更强调地方经济的自我演化和长时段发展中中央管理的减弱（尤其是唐以来）。这一层关系和地方现实，有待更进一步的探讨；尤其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曼素恩在文中的结论处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乡村与城市关系），中西学者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学者倾向于强调20世纪前中国乡村社会的活力与能量、生产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在1920-1930年代的中国学者眼里，乡村社会成为被城市控制话语中的一个组成，其生产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往往被忽略，被简约成为依靠城市获得各种变化的资源。然后，曼素恩引用易家鉞的话语——在众多不同论述中关于乡村最为正面的表达，也只不过把乡村当成一种缺乏生命的、历史的田园诗，一种逝去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1920-1930年代中国学者的观点表达了一种“文化的空间位移”：原本在乡村中“耕读”的乡绅文士已经迁移到更具活力和能量的城市之中。从此，在持有话语权的文化精英的论述中，“城市与乡村”往往成为一组各种关系两两相对的词语：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动荡与静止以及堕落与道德等等。[15]这种论述，和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观察相比，也许存在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误读，但逐渐成为一种中国学者和民众现代的、集体的认识。

第三维度是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有着多个空间层级的名词；中间最为凸显的是民族国家。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历史。这一维度可以以墨菲对中国“条约口岸”城市的研究为代表。在比对西方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中，墨菲认为在中国，紧密整合的城乡间关联和贸易的内在系统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把外来者孤立在了沿海的城市范围中。墨菲指出，西方的影响不但有限，而且还激起了一种强烈的抵抗反应。这种逐渐增加的抵抗情绪，最后成为了1949年以后“反城市”政策的一个基础。

如果第一向度（权力的结构）和第二向度（空间的结构）代表着某一地理和文化单元内部本身的社会过程，20世纪以来第三向度（资本）的持续强化试图冲破前两个向度紧密扭结的地方网络，并且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渗透，日趋成为影响地区、国家、城市、乡村各个层级“地方”的重要力量。

三个向度间组成了两两的三组关系：权力与空间，权力与资本以及资本与空间。空间是权力获得“合法性”的场域；近代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权力首先必须借助资本在空间中的增量（“把经济搞好了”）才能获得具有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增加国家财富，改善民生，同时面对国际竞争，从而保证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安全。[16]空间同时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的场域；资本积累的过程必须在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中获得，而生产与消费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这一空间，理论上必然是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劳动力、市场、周期等）最优化组合的结果。这直接导致了全球化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对于市场的“培育”和“诱导”，由此塑成各种空间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演绎，进而形成特定的空间属性。这一过程，不仅导致了资本对空间的异化，同时也导致了对人的异化。作为一种地方现实，权力的边界与范围成为资本必须应对的对象。理论上，资本无疑将致力于铲除一切可能的限制，加速其流动性，获取剩余价值。然而，资本需要空间的稳定性，而这依靠权力来保证。由此，形成了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关系：权力通过为资本提供有利于资本运行的空间管理与管制，增加资本的积累；进而谋求合法性。权力与资本的联盟往往成为对空间选择性和排他性占用的多数现实。这是一种通论性的论述，事实上权力的各种不同层级与结构张力、资本的多种构成以及各种权力和资本对于空间属性不同方面的喜好和支配构成一幅立体的、网络的复杂关联。城市，作为各种层级空间中生产效能最高的空间，成为权力与资本首要的、共同作用的对象。

这一结论，可以从1908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状况得到显现（见图表1）。没有稳定的、统一的权力，就没有城市化的制度基础——虽然权力的结构与城市化进程的方式与节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没有资本增量，就没有明显的城市化进程——虽然资本的构成、增长率、生产方式与城市化的关联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1927年南方政府初步统一中国以前，能够看得见的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化显现的一种）只在各军阀割据（作为一种相对政治稳定）的空间中进行，缓慢而规模幼小；1927-1937年是20世纪上半段中国城市化的黄金时期，是中国各种具有现代意义行业（包括城市市政与建筑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基的十年，而这取决于政局的相对稳定和市场的恢复；1949-1978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财富量的增加依靠权力设立壁垒与单向阀，靠压榨农村的劳动而获得。这一途径获取的财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它并非通过市场获得积累。1978年至今的30年间，是中国以自身独特方式进入全球化的30年，同时也是权力与资本的共同作用极大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30年。其中，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资本的城市化及其内在的矛盾深刻映照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1]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权力，载于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页

[2]梁启超：商会议（1899），载于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77页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5页

[4]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第7页

[5]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上下文，载于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8页

[6] 比如，略微详尽的论述可参见赵燕菁：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2001年第一期。赵文中结合积累、分配、生产、消费等方面对于建国以来国际格局中城市化过程的各个不同时期进行了分析，指出1997年以后城市政策在国家安全格局中日趋凸显的重要性。

[7] 比如，大卫·哈维认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成了一个经济重建、社会和政治重新调整的麻烦时期……代表走向一种全新的积累体制的早期波动阶段，加上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调节系统。”（David Harvey有多种中文移名，本文采用大卫·哈维，但保持已出版译稿的翻译译名）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191

[8]  引用汪晖的话语：“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就必须理解上述变迁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此文刊、转载于多处。网络见中国学术论坛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120

[9] 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145-146页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第2页

[11] 杨宇振：区域格局中的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初探——以“长江上游”和“重庆”城市为参照，载于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80页

[12] Susan Mann, 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China, ModernChina, Vol. 10, No. 1, (Jan., 1984), pp. 79-113下文关于三位学者的论述间接引用自该文，不另引注。

[1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1页

[14]故宮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712页

[15] 一个参照是Raymond Williams对于城市与乡村在大量英语文献中状况的研究。“乡村代表着一种过时的意象而城市代表着未来……乡村的趋向意味着老套的方式、人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城市的趋向则意味着进步，现代化和发展。”见Williams, R.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p.137。 城市与乡村这种特有的二元意象，显然不光是中国独有的状况；这是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空间经验和感受，一种主观性的表达。Williams认为这种意象的建构是一种误导（misleading）。

[16]卡斯特尔在《千年终结》中 认为，中国开放政策的议题、导向和发展应从特定的政治设计，从基于党的利益基础的精心设计和执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现代化，作为国家富强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一种作为新的合法性原则被党的领导层所追求。见Castells Manuel.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309,312。关于合法性建立的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财富增量的分配方式，比如从“无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到提倡“和谐社会”。但这已经是另外的一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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