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张爱玲的幸运
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但是,我们置身的这个“文化偏至”(鲁迅语)的时代,偏偏格外要成全她。...
编者按
人们往往“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作家偶尔会反映出历史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语),当然“反映”的方式各有不同。作家本人虽无足重轻,却是我们观察世界的窗口。在本文中,通过张爱玲和“张爱玲热”现象,王晓明老师清简扼要地勾勒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语境,那个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现象,“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弯弯曲曲的历史”成就了张爱玲的声誉。
本文转自“现代大学周刊”公众号,文章出处为《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受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惊讶!张爱玲才二十几岁,却对人性有那样细致的体会,她兴致勃勃地描绘都市里的生活,可你仔细品味这些生动的描绘,分明又浸润着难以明言的悲哀。一面是精致而略显稚气的文字,一面却是阅尽人世般的悲凉的情怀,这两者构成那么奇特的对比,真称得上是让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对张爱玲作品的这种惊讶的感觉,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也就从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开发”出来(沈从文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一九八四年,上海的《收获》杂志重新发表张爱玲的《金锁记》,出版社也开始重印她的小说。到八十年代晚期,张爱玲的名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频繁出现;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而四本张爱玲的传记也在这时候相继问世,把对张爱玲的“开发”推到了一个高潮。
张爱玲为什么会在今日中国有这样大的影响?我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它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旨,深具乐观色彩的思想话语。到二十年代中期,这套话语明显地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地位,开始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新文化一面被不断地简化(常常是恶性简化),一面也日益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笼罩着绝大多数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不用说,它也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促成了白话新文学的诞生,从《新青年》上发起的那一场“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随着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更逐渐孕育出一整套文学“想象”:文学应该是一项指向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事业,它应该担负起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它应该始终关注历史变迁所提出的中心话题……我想,大凡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套想象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覆盖作家的精神世界。它不但规划着作家的视野,铸造着他的创作冲动,也不但影响他对素材的取舍和主题的构建,它还一直深入到作家的潜意识里,制约着他的感觉和想象方式,他的叙述和文字风格。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能够突破这套想象的限制,鲁迅的《孤独者》,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但在总体上,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却正是这套想象日益弥漫的历史,是它不断地排斥和压抑异己,将越来越多的作家牵引入同一条窄道的历史,也是它不断地影响读者和研究界,从接受的一面强化这种排斥和牵引的历史。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面目彼此酷似的文学史著作,就触目地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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