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悬案：“曙光”为何没有灿烂？

良渚文化的突然“失踪”是远古时期一个未解的悬案，而无论今人怎么去探寻、查证和推理，犯下这个案子的最大嫌疑对象，钱江潮无论如何不应被忽略，从古至今一直以来的“禀性”及其所作所为，证实了它脱不了干系！...

良渚文化处处闪烁着的文明“曙光”让专家、学者大开眼界，并钦佩这个在当时（距今四五千年前）领先于世的灿烂文化。恐怕没人敢说杭州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中国文明的“曙光”恰恰就是从杭州最古老的“城市”良渚开始升起的。

然而，已经在良渚闪现的这抹令人期待、令人瞩目的“曙光”，为何没有光大而成为绚丽的晨曦，甚至跳跃而出成为灿烂的太阳？

良渚文化在它行将成为中华文明的圭臬时，突然被强行“打断”了历史的进程！杭州，这个美丽的城市，也由此遗憾地与中华文明发祥地这一历史的最高荣耀失之交臂……

良渚文化发掘报告（施昕更）

那么，是谁让良渚文化的历史车轮戛然而止？是谁又有这么巨大的力量能阻止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程？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因为，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叠压的是一种叫做“马桥类型文化”的青铜时代早期印纹陶文化。马桥类型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是清楚的，但是年代并不能衔接。良渚文化最晚的炭14测定年代为4200±145年，最晚的热释光年代为4100（±11％）年，而马桥类型文化最早的炭14测定年代为3730±150年，两者之间有四五百年的缺环。也就是说，无论从类型学、年代学还是地层学的角度来分析，马桥类型文化都不是由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的。

“彭公水坝”岗公岭段纵剖面暴露的情形。据坝体内包含物的测年数据，距今约4800年左右。原刊2012 年5月4日《都市快报》

那么，良渚文化又去哪里了呢？

现在较多学者似乎认同了一个重要推测：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一地区的良渚文化层之上普遍存在着一层淤泥或泥炭。例如，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隔着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另外还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或泥炭，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可达1米以上，这样厚的淤泥或泥炭，绝不是一次洪水所能造成的，而是长期被水淹浸的结果。良渚先民虽然能够磨制细腻的石器，也能雕琢精美的玉器，但是却没有力量抵御大自然的肆虐，为了寻求更加适宜的生存环境，先民们不得不踏上充满危机的迁徙之路。

施昕更在良渚文化发掘报告中的插图。波纹、网纹和漩涡纹的集中出现，表明了这个文化近水的特点。

而在良渚文化“城邦”中心所在地的余杭当地考古发现，似乎也印证了专家们的说法：在余杭各个良渚遗址地层中，都覆盖着被当地群众称作“香灰土”的东西，而下面即有良渚文化器物。1986年余杭南湖发现的大量黑陶，许多鼎腹部尚留有厚厚的烟炱，也证明当时淫雨袭击，人葬鱼腹，村成泽国的现象。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写的《良渚遗址群》一书也有类似的考证：“距今4000－3000年的全新世晚期，气候变得与现在相仿，海面略有回升，大量亚砂土、粉砂、细粉砂在海陆两相水流的作用下迅速沉积，古代先民的生存空间因为遭受海侵而不得不向山麓后退。覆盖良渚遗址的大量水平成层的黄色细粉土，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在长期水淹、淫雨袭击的判断之外，又添了遭遇海侵的一说。

所以有学者对当时的历史原貌曾作了“也许是这样的”还原：

在距今4200年前后，由于气候和地貌的剧烈变迁，低洼的太湖平原遭遇了大范围的水淹，这里成为一片下湿沮洳之地。当时的水灾是如此地严重，以致以后几百年里人们都难以在此地生活，良渚先民当然只能被迫举族迁徙了。他们中的一支南下到达粤北，融入了石峡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辗转到达中原，融入了华夏文化。他们带去的各种先进技术和文化成果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杭州湾两岸6000年前海陆的分布，从图上虚线标示来看，其“喇叭口”的雏形已经出现。原刊《地理学报》1983年6月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

良渚文化是因为严重的水灾，从而导致了它在发源地的“断层”，这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同。但水灾这个判断还是稍嫌“笼统”，“指向”不明，因为在良渚文化的核心地区即今天杭州余杭一带，那个时候其濒临大海、平原低洼、江河交汇、水网密布这一特殊地理环境，水灾的出现极为平常，而这个水灾究竟是海侵？是江河泛滥？是洪水侵袭？一切皆有可能。但如果是海侵，必涉潮进！只是很少有人提及至今迅猛甲天下的钱江潮对良渚先民生存环境所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由于那时候生产力的原始落后，一脚还未跨出“洪荒”时代的良渚人其实是很难有效抵御潮涌的袭击的，而且，更要命的是，造成汹涌异常的钱江潮的根本地理条件钱塘江“喇叭口”，正是在那个时候日趋成型的，海潮的威力随着“喇叭口”的越来越“成熟”而越发凶猛，最终在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后，良渚人不得不退避他去。

玉琮（良渚文化出土文物）

《钱塘江志》（1998年方志出版社出版）有一段对于钱塘江“喇叭口”形成过程的描述：

在距今六七千年前……海水直拍钱塘江以北的杭州、德清一带山麓和以南的萧山、绍兴、余姚、奉化一带山麓，钱塘江口门在富阳附近。沿太湖平原西部有洼地与杭州湾相通，并存在若干东向的指状海湾。嗣后，长江南岸的沙嘴发展很快，从江阴、福山、太仓向东南伸展，到达杭州湾后，受强潮流和东南季风等影响，折向西南推进到王盘山附近，最终与从杭州东伸的钱塘江北岸沙嘴相接，构成钱塘江河口北岸当时岸线；同时，从杭州湾南侧山岭下来的泥沙和海潮带来的泥沙，沉积形成杭州湾南岸当时岸线，从而构成喇叭形河口的雏形，其时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当时的南北岸线分别在萧山、龛山、瓜沥、百官、临山、浒山、龙山一线和转塘、赭山、澉浦、王盘山、大小金山、漕泾一线。此后，随涨、落潮水流往返搬运的泥沙沉积在山水、潮流交汇的河口段，纵剖面上形成高于上下游河床的沙坎。沙坎不断扩大升高，从而构成了钱塘江河口的特殊地貌。

良渚文化距今四五千年，钱塘江“喇叭口”正好伴生于良渚文化的萌芽和成长期，并最后终结了良渚文化。由于钱塘江“喇叭口”生成后所带来的巨大的海潮的侵袭，给钱塘江南北两岸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北有古东苕溪的北折改道和东江的淤塞，南有姚江溪流的东南改向，而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块正是在北岸古东苕溪流域。河流尚且难耐潮汐而被迫改道，良渚虽然美丽，但毕竟只是一个“小洲”，又怎么可能幸免于横扫一切的滔天巨浪？潮汐摧毁了人类的居住空间，带来的咸水使土地盐碱化，也给农业耕种以致命打击。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良渚人即使再能吃苦耐劳勇猛顽强，面对威力日益巨大的潮浪日复一日、无止无休、前赴后继的猛扑，又怎么可能力挽狂澜？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分布图。杭州湾南岸多山，北岸图上黑色小点之间的连接线，大致就是四五千年前的陆地岸线，可见那时钱塘江喇叭口已基本形成，也即钱江大潮已有产生的基础。原刊《良渚文化玉器》

今人实在没有理由去苛求远古的良渚先民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因为即使在近两千年来，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很高阶段，钱江潮破堤溃坝、兵临城下、横冲原野的“出格”事儿也屡屡发生，且往往使人束手无策。

淫雨有时尽，洪灾有时消，惟有钱江大潮长年累月生生不息绵绵无绝永不罢休。淫雨、洪灾和江潮一旦复合叠加，情何以堪？但这其中，只有钱江大潮，才是造成良渚文化在成长期中突然“断裂”的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因素！

在人类文明起源之时，钱江潮能够凭借自身巨大无比的先天优势，对尚处在“懵懂”“蹒跚”的婴幼时期的良渚人施以暴虐，也即所谓江潮横溢，仗势凌人，并野蛮地打断了一个“古杭州”伟大文明的历史进程。

良渚文化的突然“失踪”是远古时期一个未解的悬案，而无论今人怎么去探寻、查证和推理，犯下这个案子的最大嫌疑对象，钱江潮无论如何不应被忽略，从古至今一直以来的“禀性”及其所作所为，证实了它脱不了干系！

当然，人类可以有一时的失败，可以一败再败，但也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屡败屡战。